期待艺术和技术山顶相遇

　　8月4日，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数字技术展大美中国”主题论坛上，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天秀、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副主任于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交互媒体艺术设计研究所所长张烈、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数字中轴”项目负责人李汶轩以及易拍全球研究院执行院长祁煜琨共话数字技术如何激发文博艺术新动能。

　　此次，俞天秀和于壮的对话颇受业界关注。俞天秀是典型的技术出身，而于壮则是艺术出身，这场对话也被形容为“技术和艺术”的碰撞。在俞天秀看来，文博数字化应先从广度上了解文化遗产，再从深度上挖掘文化遗产的价值，之后再用科技助推文化遗产，这样才能取得更大效果。于壮表达了他对故宫未来的浪漫设想，希望尝试用数字孪生技术复现一个真正的数字博物馆，能够将线下真实物理世界的博物馆实时、动态映射到线上虚拟世界，甚至可以对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开展预测性保护、研究、管理等工作。

　　建文化遗产数据库存痛点，“文物数字化并非只有炫酷特效”

　　新京报贝壳财经：俞天秀所长曾在采访中说“文物数字化‘从零到一’的阶段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非常困难”到底难在哪？

　　李汶轩：我以“数字中轴”项目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中轴线”的特殊性比较强，首先它是遗产点集群申遗项目，“中轴线”包括遗产区和缓冲区，其中遗产区有19个申遗点。“中轴线”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少进文物库，多进数据库”，但在过程中会发现这19个申遗点所建立的数字资产库并不均衡，有的已经非常完善，有的基本没做，资产的归属也在不同单位。其间，我们做了大量沟通、收集和梳理工作。总之，建立文化遗产的数据库仍有非常多的痛点，这也是接下来需要社会力量和企业共同攻克的。

　　第二个问题是“数字中轴”和故宫、敦煌不一样——大众对“中轴线”的认知并不强，我们前期快速上线了“云上中轴”小程序，是为了从基础层先解决大众对“中轴线”的认知问题及对遗产价值的认识问题。所以，通过“云上中轴”小程序，我们希望以创意内容和沉浸互动的方式，拉近遗产和大众的距离。同时，我们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首个数字形象IP——北京雨燕。这个数字形象选取了19个遗产点元素，结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风筝造型，以艺术语言重新创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和尝试，让中轴线的历史文化更好地触达社会大众，传播到世界各地。

　　祁煜琨：我们认为，文物数字化，并非只有3D建模或炫酷特效，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承、传播、交流。保护是我们天然的使命，但是传承、传播、交流才是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文物数字化“从零到一”的第一步，不能只考虑自身所参与的眼前项目，而要站在全球文明的角度建立统一的对话标准。从去年年初到今年年初，我们研究院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组织当中，为中国赢得了全球各个文明文物艺术品数字化的“元数据标准”。我们现在可以自豪地讲，全世界文明的文物数字化，最底层的数据规范，是由中国人来制定的。

　　文物转化成数字资源，实现永续传承、沉浸式体验

　　新京报贝壳财经：数字技术如何给文博艺术进行赋能？

　　俞天秀：敦煌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尝试用数字技术来保存莫高窟的世界文化遗产，初衷是用数字技术记录文化遗产的信息，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的。现在我们也在保护、考古、美术临摹、展览展示、敦煌学的研究及其他很多方面用上了数字化数据，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确确实实地永续利用阶段。

　　于壮：故宫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博物馆：世界级遗产地、国家一级博物馆、5A级旅游景区，在这样的格局定位下，又伴随而来三重属性，这些年故宫的数字化建设过程就是围绕着这三种属性开展应用和探索的。

　　一是文化遗产地的唯一性，故宫、敦煌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基于这样的唯一性，故宫所有数字化工作最核心的要义就是文化遗产保护。跟敦煌一样，20世纪90年代故宫也启动了“数字故宫”的建设，建设之初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少进文物库 多进数据库”，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尽快地把故宫大量的、丰富的、不可再生的实体文物转化成数字资源，做到永续传承，同时也支持博物馆的各方面工作。

　　二是基于博物馆的多元属性。故宫不只是一个文化博物馆，还是一个宫廷博物馆、建筑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为富含多元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这就需要不停地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用数字的方式和手段把它再呈现出来。

　　三是面向广大观众多样化文旅消费需求的服务融合性。基于文旅融合大背景，如何让更多观众能走进博物馆，主要还是靠文化IP（知识产权）的打造以及行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布局数字文化的服务与传播。

　　张烈：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以及促进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和创新等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是有效地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数字技术可以生成文化遗产的高精度、高保真的数字镜像，从而通过数字手段进行有效的记录和保存。

　　二是有效地促进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其实在社科研究领域，随着数字化研究手段介入，就兴起了“数字人文”的新型研究方法。将大量文化遗产信息和知识进行数字化，就可以利用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手段建立更广泛的知识关联，便于研究者从海量的文化遗产数据中发现新的规律，生成新的故事，这些都可以大大丰富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促进文化遗产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和创新。

　　三是促进面向公众、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的文化传播和体验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介入，能够非常好地激发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进行展示和传播，带来更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科技手段，创新消费场景，激发经济活力。从而可以让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消费三者更好地互相促进、互相助力。

　　很多技术成博物馆“过客”，“文化+科技”要更懂得敬畏

　　新京报贝壳财经：增强数字技术和文博艺术行业间的了解非常重要，两者交流互鉴时有没有什么痛点？

　　俞天秀：我们做了差不多快30年的数字化，痛点挺多的。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业界觉得技术特别厉害的人或者单位，找我们说自己的技术多么先进。不过，很多单位刚来时雄心勃勃，过了两三个月后就悄无声息了。敦煌可能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生活也不太方便，很多外地人可能因此退缩。另外莫高窟有492个洞窟，每个洞窟形制都不一样，真的把技术用在里面时，就会发现每个洞窟都需要进行定制化的研究，很多产品成熟的单位不愿意为我们一家改变自己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只是数字化的事，并没觉得莫高窟的价值有多高。所以很多人像过客一样，做过就结束了。在敦煌，如果没有合作三年时间经过足够的打磨，基本就没有大成就或者大的成果。我们经常想到底困难是什么？一个是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问题，再一个就是本身愿意不愿意为文化遗产付出，为文化遗产定制很多内容。

　　于壮：我之前开玩笑说，文化和科技相遇就像谈恋爱，看对眼儿，情投意合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如果只是貌合神离，可能就不成了。事实上，技术和文化、艺术之间真有一道硬墙隔开，需要被打破？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

　　很多科技企业做的产品或者技术本身很好，但放到故宫，谈融合再创造的时候，就发现不行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博物馆有足够深厚的认知，这个认知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科技企业一定要尊重历史，要敬畏文化。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足够的敬畏，我觉得很难做到“文化+科技”的自然融合。

　　新京报贝壳财经：各位对于数字技术赋能文博艺术有何畅想？

　　俞天秀：我是技术出身，我觉得把文化遗产数字化做好或者传播好，应该先从广度上了解文化遗产，再从深度上挖掘文化遗产的价值，之后再用科技助推文化遗产，这样起到的效果，绝对远远大于直接用技术去做一个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工作。

　　于壮：我是艺术出身，对故宫数字文化的发展有很多浪漫的想法，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及数字艺术的创新发展，很多慢慢都会付诸实现，未来我们可以畅想。故宫博物院现在正在探索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打造一个真正的数字博物馆，这个数字博物馆将打破看似动态的展现形式来表达静态内容的一般做法，尝试将线下真实物理世界的博物馆实时、动态映射到线上虚拟世界，甚至可以对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开展预测性保护、研究、管理等工作。

　　李汶轩：作家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如何让科技促进文化繁荣，如何打造和积累科技文化成果，让这些成果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会是我们接下来的探索方向。期待“科技+文化”在山顶的握手。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孙文轩 白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