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 永远“未完待续”

　　似乎一切都始于那么点运气。

　　2019年12月，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三公里外的地方，考古人的探沟不偏不倚，碰到了一件铜器，六个“祭祀坑”由此被发现。不远处，是33年前就被发掘过的一、二号坑，当时，附近的砖厂工人在这里取土时，最先发现了玉器。

　　近两年，这里罩上了几个通透的玻璃房——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员钻进去，一点点剥掉三千多年前的泥土，一件件器物慢慢露出来。

　　今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他们的成果：六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七、八号“祭祀坑”发现不少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青铜神坛和顶尊蛇身铜人像等。

　　媒体和公众的热情一浪一浪地扑过来，考古队员一遍遍地讲述与文物相遇的故事。他们也觉得自己幸运。比如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年轻时因为生病错过了1986年那场浩大的发掘，却在快退休的年纪，赶上了这一次。还没毕业的何晓歌，从北京来到八号坑，用三个“正好”形容这次经历：正好她的导师是研究三星堆的，正好她没有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正好三星堆有了新的发现。

　　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千分之一左右。考古人知道，这次发掘也只是漫长征途中的“一小步”，三星堆永远是——未完待续。

　　最有个性的“孩子”

　　在三星堆祭祀区八号坑，一层象牙铺得密密麻麻，那座后来令人惊艳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就躺在这下面。最初它只露了弧形的边沿，能看出是件尊的形状。人们花了一年时间，才看清它的样子。

　　2021年5月，清理了一段时间，象牙和泥土褪去，八号坑“坑长”赵昊蹲下来仔细观察，觉得它跟之前在三星堆发现的尊都不一样：整体瘦长，像觚形尊，尊口还有一圈小孔。他猜测这可能是“鼓”，西南地区出土过类似文物。

　　春去夏来，在距离这件尊半米远的地方人们又发现了罍（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去年8月底，在它们中间，一座青铜人像也露了头。

　　之前，三号坑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人像的双手上举。根据经验，露出来的那截往上翘的部位应该也是手，但赵昊感到“不对味”：怎么只有一只？

　　当压着人像的最后一根象牙被清走，他们才发现，向上翘起的并不是手，而是身子。这是一件近乎倒立的人像：双手往下撑，人的下半身向后翻，像个U形。

　　惊喜不止这一个。人像的手挨着罍，赵昊本打算先把手清出来，没两天，坑里的队员告诉他，“不行，手跟罍焊死了。”人像的头和觚形尊离得近，大家又慢慢剔掉周围的土，一整个下午，赵昊的心里都直打鼓。清理工作持续到晚上，最终确认：头和尊也被焊死了，没有缝。

　　这意味着，原本是三件象征不同文化的器物，觚形尊、人像、方座罍，变成了一件长达1.6米的重器：青铜人像头顶尊，手撑方座罍，U形的身子往外翘。

　　当时，中央电视台本准备直播，向观众展示提取觚形尊的过程，赵昊给导演打电话解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本那件尊提不了，好消息是，它变成了一件国宝。”

　　到了今年6月15日，文保人员来提取时，发现人像的身子缺了一半，坑里也没找到。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想起来，馆里有一件鸟脚人像，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纹饰和这件人像很相似。

　　于是，鸟脚人像离开了展厅的玻璃柜，被送往文物修复馆。余健捏着圆柱状的鸟脚人像腰部，指尖发颤，慢慢靠近那副刚提取出来的残缺的身子，发现茬口的吻合度几乎在90%以上。

　　这场跨越3000年的“合璧”，让它拥有了一个复杂的名字：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它以近乎张扬的形态，再一次打破了人们的想象力。有人感叹，三星堆是不是外星文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三星堆应该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最调皮的、最有个性的一个‘孩子’。”

　　运气

　　“考古人不相信运气，只相信天道酬勤，地道酬勤。”在母校的毕业典礼上，雷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但私下里，他说，这句话是别人帮他加上去的，他还是相信运气的。

　　早些年，他的运气似乎差了一点儿。作为四川省万县地区（现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高考状元，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却阴差阳错录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

　　1984年，刚毕业的雷雨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那时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还没建起来，他跟着当时的站长陈德安，住在村民的砖房里。勘探、发掘都是露天进行，没有现在的考古大棚，更没有恒温恒湿的考古舱。辛苦是辛苦，但雷雨不在乎，他喜欢待在野外，自由、安静。

　　两年后，一、二号坑被发现，“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开始被人们熟知。可雷雨患了肺结核，只能回老家养病，几个月后他再回到考古工地，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次重大发掘。

　　这段经历，雷雨被问过很多次会不会觉得遗憾。

　　“不会。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运气不好，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他总是淡淡地回答。

　　之后很多年，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停下，只是外界的关注在慢慢淡去。

　　2019年，三星堆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项目，考古人员期待这里能有新发现。

　　那年12月2日下午，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和雷雨正在开会，收到了来自发掘区的消息，“出现铜器”。冉宏林看了一眼图片，光秃秃的土里闪着一抹青绿色，他叮嘱道，“搞清楚先，不要声张。”

　　当时，陈德安刚好也在广汉，他曾主持过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工作。赶到现场后，陈德安下到坑里，在那点颜色上摸了一把，说：“大口尊，没问题。”

　　“出现铜器”的地方，原本搭建着用于展示一、二号坑及复制品的展示平台。将其拆掉后，考古人员又勘探了一年，才把这6个“祭祀坑”确定下来。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幸运，像一下子开到了6个盲盒，还是隐藏款那种。

　　这回，运气终究眷顾了雷雨，“如果我们探沟的布设偏了一米，就碰不到那件铜器，可能就放弃了，或许又要等几代人才能再发现。”对他来说，再次找到“祭祀坑”，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让更多人了解考古”

　　盛夏七月，走进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大棚，闷热会减少几分，更凉快的是那4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房——保护“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舱。木栈道弯弯绕绕，通向新发现的“祭祀坑”，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也分布在两旁。

　　目前，三、四号坑已发掘完毕，五、六号坑完成整体提取，进入实验室发掘阶段，还在发掘尾期的七、八号坑几乎吸引了人们的全部目光，龟背形网格状器、神坛、神兽等热门文物，都出自这两个坑。

　　换上防护服，戴上头套、鞋套，记者们进入发掘舱，把镜头对准赵昊。他语速缓慢，介绍着还“躺”在坑里的宝贝。对他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最夸张的一次，赵昊对着不同的镜头，把一样的内容讲了八遍。

　　还有一些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会来到这里，赵昊就总变着法子把知识讲得更通俗，比如提取文物时，要先把3D打印的硅胶保护套罩上去，“就像面膜”；提取象牙时，要用高分子绷带捆扎，“绷带变硬就像米饭变硬。”

　　不远处的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了暑期旺季，每天能接待一两万游客，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车龙，馆内也是人挤人。目前，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10月能正式开放。

　　很明显，三星堆火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赵昊觉得，这对广汉和考古研究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公众对考古行业更了解，也会让这个专业招生更容易些，能吸引到更多人才。

　　“95后”的许丹阳是四号坑的负责人，也是最年轻的“坑长”。三星堆引发关注前，亲友们对他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有人拿着淘来的物品让他“鉴宝”，也有人请他去看风水……

　　三星堆火了后，亲友们逐渐了解他的工作，也消除了之前的误解。许丹阳说：“希望有更多人了解真正的考古，理解考古人，我们真不是在荒郊野岭挖宝的。”

　　“未完待续”

　　人们都爱把目光聚集在大件的青铜器上，但在有些人眼中，坑里那些不起眼的物质，才是最珍贵的。

　　在发掘现场有几间实验室，郭建波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里面。他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肩负着在这里寻找丝绸的重任。

　　“从考古学分析和出土的器物来看，三星堆可能是有丝绸的。”郭建波说。但最初，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里从没出现过丝绸。他先从一、二号坑出土的文物入手，每天拿一把放大镜，着了魔似的盯着看，有时做梦都能梦见丝绸。

　　那片日思夜想的经纬组织，后来终于找到了。样本被送到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检出了蚕丝蛋白信号，确定了三星堆有丝绸。

　　这一次发掘中，丝绸也出现了。2021年初，考古人员在四号坑发现了一团类似麻线的物质，随即取走了周围的土样。郭建波用显微镜观察，看到了黄米粒般大小的丝绸。“考古发掘，不仅仅是在于出土多少件青铜器或其他器物，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能否体现与以往发掘不一样的地方。”

　　最近，在八号坑，他不仅找到了丝绸，还发现其表面有涂层。他推测，这或许让丝绸具备了书写的可能性。进一步观察，他在丝绸表面发现了不同的颜色，红色、黄色、黑色。

　　在古代，丝绸是能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在上面书写祝福和祭语，不是没有可能。郭建波和团队希望能在上面找到完整的符号或文字，但很快陷入瓶颈。那些颜色星星点点地分布，连不成笔画，郭建波感叹，“就差那一撇。”

　　冉宏林也做过类似的“美梦”。梦里，他发现了像文字又像图画的东西，刻在人头骨内侧，还有落款和时间。醒来后，他觉得自己是“一梦多想”：既想找文字，又想找到人骨，还想确定年代。“人就要有梦想，否则与咸鱼有什么区别。”

　　有一些“梦”真的实现了，比如三星堆的年代确定了。考古人员在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后发现，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坑的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议。当称它们为“祭祀坑”时，冉宏林会严谨地加上双引号。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三星堆很有可能不是直接的祭祀场所，而是掩埋器物的地方，红烧土块则是证据之一。

　　在发掘现场，再普通的土块也会被小心装袋、编号、保存。“这是在为未来保存样品。现在还没办法进行那么精细的研究，等将来的科技发展得更好，就可以解答其中的秘密。”冉宏林说。

　　当然，很大的可能是，有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

　　不过考古人能看得开。五、六、七号坑的负责人黎海超说，用刷子把器物刷出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考古是特别漫长的，“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现有的水平下，走好每一小步。”

　　冉宏林说，三星堆还有很多谜题没有揭开，比如是否有文字、大型墓葬和青铜作坊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他既期待，又满怀信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永远是‘未完待续’。”

　　“沧海桑田”

　　对于考古的意义，雷雨更是云淡风轻，“就像人的眉毛一样，无关生死，但会让人更美好。”

　　何晓歌能理解这种感觉。大四时她第一次到殷墟遗址实习，第一次摸到出土的文物，一股暖流不断地从指尖往身体里淌，“感觉很神圣，像在跟几千年前的人握手。”

　　不过那只是短暂的瞬间，多数时候，这份工作没那么浪漫。

　　2021年初，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的她来到三星堆。那会儿，八号坑刚往下挖了20厘米，在满是硬黄土的填土层，没有太多发现。

　　何晓歌整日拿着小竹签、小刷子，蹲在地上慢慢“抠”。八号坑的灰烬层很厚，有十几厘米，每往下清理一两厘米，就要扫描、编号和提取。由于长时间蹲着，她的膝盖半月板磨损严重，有积液，还绑了一个多月的石膏。

　　一挖就是半年。灰烬层布满了碳屑和土粒，编号的文物近4000件。金器和玉器显眼，但量少，更多的是小铜器的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赵昊回忆，“当时大家心态也有点崩，不知道什么时候挖到头。”

　　难熬的日子里，队员们喜欢“串坑”。到“聚宝盆”三号坑，看看人家又挖出了什么宝贝，再期待自己坑里的文物出土。八号坑是金属反应最强烈的坑，可能存在大量高密度的金属堆积，望着满是碎片的灰烬层，何晓歌也会担心，“害怕那些金属信号都是这些碎片发出的。”

　　揭了一层还有一层，最让人绝望的是象牙层。“没有别的，只有象牙。”何晓歌说道。经过3000多年的掩埋，它们像点心一样酥软，一捏就碎，考古队员要趴在一平方米大小的空中小吊车上清理，另有一人在坑边操控吊车方向，这叫“开车”。

　　这辆“车”并不稳，有些晃动，再加上长时间头朝下，人很容易晕。轮到“上车”的队员，当天一般不敢吃太多，怕吐。

　　提取象牙时，文保人员要在象牙表面裹上保鲜膜，保住水分，再用纱布和高分子绷带捆扎，等绷带变硬后再取。每天只能提一两根。直到今年4月，八号坑终于提取了第397根象牙，也是六个“祭祀坑”中的最后一根。

　　就这样，过去的一年里，何晓歌见证了八号坑一点点地“降”下去，琳琅满目的青铜器出现在眼前。她说，这大概就是“沧海桑田”。

　　这样安静、甚至有些无聊的工作环境，在很多考古人眼里，反而是“世外桃源”。

　　黎海超就喜欢待在坑里，把脑子放空，把土清去，再把文物挖出来，没人能打扰他。

　　不去发掘现场的时候，雷雨喜欢待在旧的三星堆工作站。那是一栋三层楼房，他住在一楼，门前栽着几盆多肉植物，屋里摆满了书。日子很自由。吃过晚饭，他睡一觉，再起来写考古报告，直到凌晨四五点。

　　蝉鸣消去，雏菊隐进夜色，只有星星在闪。写累了，雷雨就看一眼窗外，不远处是三星堆考古大棚，那里的灯彻夜通明。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郑欣怡 四川广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