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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 永远“未完待续”

三星堆是否有文字、大型墓葬和青铜作坊等,仍需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2022年08月15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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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雷雨在观察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受访者供图
7月,三星堆博物馆迎来暑假高峰期,许多游客在拍青铜大立人。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图/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微博
7月,文保人员正在现场提取一件龙形青铜器。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似乎一切都始于那么点运气。

  2019年12月,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三公里外的地方,考古人的探沟不偏不倚,碰到了一件铜器,六个“祭祀坑”由此被发现。不远处,是33年前就被发掘过的一、二号坑,当时,附近的砖厂工人在这里取土时,最先发现了玉器。

  近两年,这里罩上了几个通透的玻璃房——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员钻进去,一点点剥掉三千多年前的泥土,一件件器物慢慢露出来。

  今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他们的成果:六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七、八号“祭祀坑”发现不少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青铜神坛和顶尊蛇身铜人像等。

  媒体和公众的热情一浪一浪地扑过来,考古队员一遍遍地讲述与文物相遇的故事。他们也觉得自己幸运。比如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年轻时因为生病错过了1986年那场浩大的发掘,却在快退休的年纪,赶上了这一次。还没毕业的何晓歌,从北京来到八号坑,用三个“正好”形容这次经历:正好她的导师是研究三星堆的,正好她没有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正好三星堆有了新的发现。

  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千分之一左右。考古人知道,这次发掘也只是漫长征途中的“一小步”,三星堆永远是——未完待续。

  最有个性的“孩子”

  在三星堆祭祀区八号坑,一层象牙铺得密密麻麻,那座后来令人惊艳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就躺在这下面。最初它只露了弧形的边沿,能看出是件尊的形状。人们花了一年时间,才看清它的样子。

  2021年5月,清理了一段时间,象牙和泥土褪去,八号坑“坑长”赵昊蹲下来仔细观察,觉得它跟之前在三星堆发现的尊都不一样:整体瘦长,像觚形尊,尊口还有一圈小孔。他猜测这可能是“鼓”,西南地区出土过类似文物。

  春去夏来,在距离这件尊半米远的地方人们又发现了罍(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去年8月底,在它们中间,一座青铜人像也露了头。

  之前,三号坑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人像的双手上举。根据经验,露出来的那截往上翘的部位应该也是手,但赵昊感到“不对味”:怎么只有一只?

  当压着人像的最后一根象牙被清走,他们才发现,向上翘起的并不是手,而是身子。这是一件近乎倒立的人像:双手往下撑,人的下半身向后翻,像个U形。

  惊喜不止这一个。人像的手挨着罍,赵昊本打算先把手清出来,没两天,坑里的队员告诉他,“不行,手跟罍焊死了。”人像的头和觚形尊离得近,大家又慢慢剔掉周围的土,一整个下午,赵昊的心里都直打鼓。清理工作持续到晚上,最终确认:头和尊也被焊死了,没有缝。

  这意味着,原本是三件象征不同文化的器物,觚形尊、人像、方座罍,变成了一件长达1.6米的重器:青铜人像头顶尊,手撑方座罍,U形的身子往外翘。

  当时,中央电视台本准备直播,向观众展示提取觚形尊的过程,赵昊给导演打电话解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本那件尊提不了,好消息是,它变成了一件国宝。”

  到了今年6月15日,文保人员来提取时,发现人像的身子缺了一半,坑里也没找到。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想起来,馆里有一件鸟脚人像,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纹饰和这件人像很相似。

  于是,鸟脚人像离开了展厅的玻璃柜,被送往文物修复馆。余健捏着圆柱状的鸟脚人像腰部,指尖发颤,慢慢靠近那副刚提取出来的残缺的身子,发现茬口的吻合度几乎在90%以上。

  这场跨越3000年的“合璧”,让它拥有了一个复杂的名字: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它以近乎张扬的形态,再一次打破了人们的想象力。有人感叹,三星堆是不是外星文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三星堆应该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最调皮的、最有个性的一个‘孩子’。”

  运气

  “考古人不相信运气,只相信天道酬勤,地道酬勤。”在母校的毕业典礼上,雷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但私下里,他说,这句话是别人帮他加上去的,他还是相信运气的。

  早些年,他的运气似乎差了一点儿。作为四川省万县地区(现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高考状元,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却阴差阳错录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

  1984年,刚毕业的雷雨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那时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还没建起来,他跟着当时的站长陈德安,住在村民的砖房里。勘探、发掘都是露天进行,没有现在的考古大棚,更没有恒温恒湿的考古舱。辛苦是辛苦,但雷雨不在乎,他喜欢待在野外,自由、安静。

  两年后,一、二号坑被发现,“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开始被人们熟知。可雷雨患了肺结核,只能回老家养病,几个月后他再回到考古工地,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次重大发掘。

  这段经历,雷雨被问过很多次会不会觉得遗憾。

  “不会。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运气不好,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他总是淡淡地回答。

  之后很多年,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停下,只是外界的关注在慢慢淡去。

  2019年,三星堆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项目,考古人员期待这里能有新发现。

  那年12月2日下午,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和雷雨正在开会,收到了来自发掘区的消息,“出现铜器”。冉宏林看了一眼图片,光秃秃的土里闪着一抹青绿色,他叮嘱道,“搞清楚先,不要声张。”

  当时,陈德安刚好也在广汉,他曾主持过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工作。赶到现场后,陈德安下到坑里,在那点颜色上摸了一把,说:“大口尊,没问题。”

  “出现铜器”的地方,原本搭建着用于展示一、二号坑及复制品的展示平台。将其拆掉后,考古人员又勘探了一年,才把这6个“祭祀坑”确定下来。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幸运,像一下子开到了6个盲盒,还是隐藏款那种。

  这回,运气终究眷顾了雷雨,“如果我们探沟的布设偏了一米,就碰不到那件铜器,可能就放弃了,或许又要等几代人才能再发现。”对他来说,再次找到“祭祀坑”,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让更多人了解考古”

  盛夏七月,走进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大棚,闷热会减少几分,更凉快的是那4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房——保护“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舱。木栈道弯弯绕绕,通向新发现的“祭祀坑”,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也分布在两旁。

  目前,三、四号坑已发掘完毕,五、六号坑完成整体提取,进入实验室发掘阶段,还在发掘尾期的七、八号坑几乎吸引了人们的全部目光,龟背形网格状器、神坛、神兽等热门文物,都出自这两个坑。

  换上防护服,戴上头套、鞋套,记者们进入发掘舱,把镜头对准赵昊。他语速缓慢,介绍着还“躺”在坑里的宝贝。对他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最夸张的一次,赵昊对着不同的镜头,把一样的内容讲了八遍。

  还有一些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会来到这里,赵昊就总变着法子把知识讲得更通俗,比如提取文物时,要先把3D打印的硅胶保护套罩上去,“就像面膜”;提取象牙时,要用高分子绷带捆扎,“绷带变硬就像米饭变硬。”

  不远处的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了暑期旺季,每天能接待一两万游客,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车龙,馆内也是人挤人。目前,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10月能正式开放。

  很明显,三星堆火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赵昊觉得,这对广汉和考古研究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公众对考古行业更了解,也会让这个专业招生更容易些,能吸引到更多人才。

  “95后”的许丹阳是四号坑的负责人,也是最年轻的“坑长”。三星堆引发关注前,亲友们对他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有人拿着淘来的物品让他“鉴宝”,也有人请他去看风水……

  三星堆火了后,亲友们逐渐了解他的工作,也消除了之前的误解。许丹阳说:“希望有更多人了解真正的考古,理解考古人,我们真不是在荒郊野岭挖宝的。”

  “未完待续”

  人们都爱把目光聚集在大件的青铜器上,但在有些人眼中,坑里那些不起眼的物质,才是最珍贵的。

  在发掘现场有几间实验室,郭建波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里面。他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肩负着在这里寻找丝绸的重任。

  “从考古学分析和出土的器物来看,三星堆可能是有丝绸的。”郭建波说。但最初,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里从没出现过丝绸。他先从一、二号坑出土的文物入手,每天拿一把放大镜,着了魔似的盯着看,有时做梦都能梦见丝绸。

  那片日思夜想的经纬组织,后来终于找到了。样本被送到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检出了蚕丝蛋白信号,确定了三星堆有丝绸。

  这一次发掘中,丝绸也出现了。2021年初,考古人员在四号坑发现了一团类似麻线的物质,随即取走了周围的土样。郭建波用显微镜观察,看到了黄米粒般大小的丝绸。“考古发掘,不仅仅是在于出土多少件青铜器或其他器物,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能否体现与以往发掘不一样的地方。”

  最近,在八号坑,他不仅找到了丝绸,还发现其表面有涂层。他推测,这或许让丝绸具备了书写的可能性。进一步观察,他在丝绸表面发现了不同的颜色,红色、黄色、黑色。

  在古代,丝绸是能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在上面书写祝福和祭语,不是没有可能。郭建波和团队希望能在上面找到完整的符号或文字,但很快陷入瓶颈。那些颜色星星点点地分布,连不成笔画,郭建波感叹,“就差那一撇。”

  冉宏林也做过类似的“美梦”。梦里,他发现了像文字又像图画的东西,刻在人头骨内侧,还有落款和时间。醒来后,他觉得自己是“一梦多想”:既想找文字,又想找到人骨,还想确定年代。“人就要有梦想,否则与咸鱼有什么区别。”

  有一些“梦”真的实现了,比如三星堆的年代确定了。考古人员在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后发现,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坑的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议。当称它们为“祭祀坑”时,冉宏林会严谨地加上双引号。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三星堆很有可能不是直接的祭祀场所,而是掩埋器物的地方,红烧土块则是证据之一。

  在发掘现场,再普通的土块也会被小心装袋、编号、保存。“这是在为未来保存样品。现在还没办法进行那么精细的研究,等将来的科技发展得更好,就可以解答其中的秘密。”冉宏林说。

  当然,很大的可能是,有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

  不过考古人能看得开。五、六、七号坑的负责人黎海超说,用刷子把器物刷出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考古是特别漫长的,“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现有的水平下,走好每一小步。”

  冉宏林说,三星堆还有很多谜题没有揭开,比如是否有文字、大型墓葬和青铜作坊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他既期待,又满怀信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永远是‘未完待续’。”

  “沧海桑田”

  对于考古的意义,雷雨更是云淡风轻,“就像人的眉毛一样,无关生死,但会让人更美好。”

  何晓歌能理解这种感觉。大四时她第一次到殷墟遗址实习,第一次摸到出土的文物,一股暖流不断地从指尖往身体里淌,“感觉很神圣,像在跟几千年前的人握手。”

  不过那只是短暂的瞬间,多数时候,这份工作没那么浪漫。

  2021年初,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的她来到三星堆。那会儿,八号坑刚往下挖了20厘米,在满是硬黄土的填土层,没有太多发现。

  何晓歌整日拿着小竹签、小刷子,蹲在地上慢慢“抠”。八号坑的灰烬层很厚,有十几厘米,每往下清理一两厘米,就要扫描、编号和提取。由于长时间蹲着,她的膝盖半月板磨损严重,有积液,还绑了一个多月的石膏。

  一挖就是半年。灰烬层布满了碳屑和土粒,编号的文物近4000件。金器和玉器显眼,但量少,更多的是小铜器的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赵昊回忆,“当时大家心态也有点崩,不知道什么时候挖到头。”

  难熬的日子里,队员们喜欢“串坑”。到“聚宝盆”三号坑,看看人家又挖出了什么宝贝,再期待自己坑里的文物出土。八号坑是金属反应最强烈的坑,可能存在大量高密度的金属堆积,望着满是碎片的灰烬层,何晓歌也会担心,“害怕那些金属信号都是这些碎片发出的。”

  揭了一层还有一层,最让人绝望的是象牙层。“没有别的,只有象牙。”何晓歌说道。经过3000多年的掩埋,它们像点心一样酥软,一捏就碎,考古队员要趴在一平方米大小的空中小吊车上清理,另有一人在坑边操控吊车方向,这叫“开车”。

  这辆“车”并不稳,有些晃动,再加上长时间头朝下,人很容易晕。轮到“上车”的队员,当天一般不敢吃太多,怕吐。

  提取象牙时,文保人员要在象牙表面裹上保鲜膜,保住水分,再用纱布和高分子绷带捆扎,等绷带变硬后再取。每天只能提一两根。直到今年4月,八号坑终于提取了第397根象牙,也是六个“祭祀坑”中的最后一根。

  就这样,过去的一年里,何晓歌见证了八号坑一点点地“降”下去,琳琅满目的青铜器出现在眼前。她说,这大概就是“沧海桑田”。

  这样安静、甚至有些无聊的工作环境,在很多考古人眼里,反而是“世外桃源”。

  黎海超就喜欢待在坑里,把脑子放空,把土清去,再把文物挖出来,没人能打扰他。

  不去发掘现场的时候,雷雨喜欢待在旧的三星堆工作站。那是一栋三层楼房,他住在一楼,门前栽着几盆多肉植物,屋里摆满了书。日子很自由。吃过晚饭,他睡一觉,再起来写考古报告,直到凌晨四五点。

  蝉鸣消去,雏菊隐进夜色,只有星星在闪。写累了,雷雨就看一眼窗外,不远处是三星堆考古大棚,那里的灯彻夜通明。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郑欣怡 四川广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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