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专家承担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项目的数量方面,沈琳在全国同行中均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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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海淀区阜成路的办公室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的桌上摆放的永生花和满天星,是这个颇有“学究”气息的空间里最吸引人的色彩。爱花、爱美、爱生活,沈琳在拍摄时开着玩笑说:“年轻时希望拍清楚点,现在希望拍模糊点。”工作之余,她会刷抖音、看新闻、学唱歌,偶尔还跟着刘畊宏跳操。
沈琳是一位跟肿瘤打三十多年交道的医生。从“痛苦”的学医生涯到越来越热爱自己的职业,凭借她和团队、同行们的努力,中国胃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水平也提升至世界前列。回望从医历程,沈琳说,“所有的感动和成就感,都是患者给的。”
当医生,从“痛苦”学习到热爱工作
立秋之后的北京,早晨已经有几丝凉意,在海淀区阜成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办公室里,沈琳开始处理她一天的工作,这是她跟肿瘤打交道的第31个年头。回想最初踏上医学之路,有几分巧合。
1979年参加高考时,沈琳16岁,她把工程师作为自己的理想,“工厂里一个工程师管一个大车间,多威风啊!”医生出身的母亲却坚定地希望她学医,沈琳是个听话的孩子,五个高考志愿中,她填报了三个工程类专业,两个留给了医学。似乎跟医学更有缘,她被徐州医学院录取。
沈琳用“痛苦”来形容求学过程,“要记忆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很多内容没有趣味性,很干。”擅长数理化的沈琳,优势没能得到发挥,甚至感觉学起来有点费劲。
真正爱上医学,是上班之后的事。1984年,大学毕业的沈琳留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按照惯例,她先在急诊科做住院医师。夏天是急诊科特别忙碌的季节,有一次值完急诊夜班,早上跟同事交班时,沈琳本来在手里拿着的听诊器掉在了地上,原来她站着就睡着了。
在急诊,一切不可预见,不是每一次抢救都有上级医生的指导,有多个团队的参与,很多时候,急诊医生要独当一面。独立完成第一次抢救的沈琳,兴奋了很长时间,她会骄傲地跟同学们提起,“我是这么做的”,细致地分享着每一个技术细节。其实,这是每一个医学毕业生都会经历的阶段,也是他们独有的成就感。
当然,跟死神打交道,医生不可能每一次都赢。沈琳也有遗憾,面对病情危重,没有抢救成功的患者,无论任何时候想起来,她都会忍不住琢磨: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如果我在哪个环节能做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患者就抢救过来了?即便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照诊疗规范来的,沈琳依然会不自觉地这样想,她说,这是医生的天性。
在这种喜悦和遗憾交替的过程中,沈琳的五年轮转很快过去。当看到很多疾病还无法根治时,沈琳继续求学之路。1992年,向往北京的她考入了原北京医科大学,师从当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胃病研究室主任、消化内科主任金懋林教授,成为金教授的关门弟子。沈琳与胃癌的“交手”由此开启。
“搞”肿瘤,瞄准中国“高发”癌种
在那个年代,临床上应对肿瘤的方法有限,没有太多医生愿意将此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沈琳也是一样。从排斥到热爱,又是患者改变了她的想法。正如她所说,“所有的感动和成就感,都是患者给的。”
当年,沈琳跟着老师出诊时,碰到过一位胃癌晚期的老人,老师只给患者开了一服口服药。大约半年后,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再次来就诊,听到老人家身体特别好,在坚持吃药的同时,还可以帮着儿子照看孙子们,日常生活完全不受影响。沈琳用震惊形容自己的感受,她开始觉得,医生还是有办法可以帮助患者。还有一位胃癌肝转移的患者,在切除肝脏、服用药物治疗的同时,已经实现临床治愈。后来的十多年,这位患者都会定期到医院随访,情况一直很好。
与当初在急诊科收获的成就感不同,沈琳开始相信,晚期肿瘤患者同样可以实现临床治愈,拥有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回归家庭与社会。
在跟肿瘤打交道的三十多年里,沈琳见过了太多生死,情绪也一度起伏。沈琳也清楚,正所谓医生不能给自己的亲人看病,当医生与患者充分共情的时候,往往难以为其选择治疗方案。正如她在自己主编的书里所说,“医生的悲痛与普通人不一样,知道他们(患者)去世,我没有痛哭,但这种死亡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作为医生的无力感、挫败感更是几年都摆脱不了。从那以后我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和病人走得太近,但是我身边的年轻医生,不知不觉就扎了进去,共鸣、痛苦、惋惜,渐渐学会掩饰,然后内心强大到看起来有些‘冷酷’。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让自己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最大限度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
在我国,胃癌、肝癌、食管癌等消化道肿瘤都算得上是高发癌种。在国外,由于发病率较低,相关研究也较少,消化道肿瘤被视为所有实体瘤中治疗最艰难的领域,现行治疗方法在消化道肿瘤方面几乎没有明显提升。“必须要寻找新的手段和方法。”这是沈琳牵头新药临床试验项目的动力之一,也是沈琳近年来工作的重要部分。
2017-2021年,在我国专家承担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项目的数量方面,沈琳承担52项Ⅰ期临床试验以及51项Ⅱ、Ⅲ期临床项目,在全国同行中均排名第二。
写专著分享女医生独特感悟
在女儿眼里,沈琳是一个“总把事情往最坏的结果想”的妈妈。沈琳深以为然,凡事她总会先想到最坏的结果,然后朝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她希望自己的这种危机意识能感染学生。她经常问自己:我培养的学生,将来能不能成为让病人信任的医生?病人交到他们手里,我放不放心?我老了也会生病的,我敢不敢把自己交给他们?她总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学生们打好基础,才不算耽误了他们,“跟你的同龄人比一下,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竞争力?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平台?”这是沈琳经常问学生们的问题。
专业之外,包容是沈琳对学生们的基本态度,“年轻人嘛,就是容易犯错误,头脑发热的时候,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她会教学生不要太自私,在团队中要合作与共享,哪怕吃点亏也可以。
这么多年,沈琳一直记得她的一位女学生,说话比较冲,容易让人感觉没有礼貌,同学关系也一般,沈琳就让这位学生跟着自己,她办公,学生也在办公桌旁,出门诊也让她跟着去,“走哪带哪,做什么事情我都带着。”沈琳给她定的目标就是学会跟同学、老师相处。“要不然她以后没法做医生,没法跟病人沟通。”后来,这位学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了医生,一切都很顺利,沈琳觉得,她的心思没有白费。
在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中,沈琳发现女性肿瘤医生这个群体的特色:她们见过太多生死,对生命的感悟与其他群体不同,也能很好地完成家庭与工作两种模式的随时切换。沈琳希望能把这个群体对家庭、职业、社会和生命的感悟集结起来,于是也就有了《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这本书,记录了17位从业20年以上的肿瘤科女医生的故事,个人成长经历、家庭、子女教育、与患者之间的故事等,她们都分享了出来。当然,因为医生太忙,很难约到大段时间来分享,从开始采访到出版,这本书用了五年时间。
现在,沈琳一边计划着能把书里的内容拍成纪录片,记录和展现女医生的风采,一边还想着把书继续写下去,聚焦不同年龄段的女医生,形成一个系列,来看看这个经常跟生命打交道的群体,有着怎样的感悟。
医声
患者的康复,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这些肯定,比被上级大夫表扬更高兴,让我有决心继续做下去,多累都不在话下。——沈琳
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本版图片/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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