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碑刻通志》背后 一个学者的10年追访

　　拨开尘雾和泥土，一块破损的碑体出现在眼前，在水流的冲刷下，方方正正的一则楷书显现出来，金色光芒在字里行间闪耀着，匠心镌刻出的一笔一画体现着历史的厚重。杨亦武将脸贴近碑体，用手小心拂去尘土，打开手机摄像头，表情严肃地将碑面上的文字拍摄完全，这是杨亦武研究碑刻文字的第一步。

　　杨亦武是北京市房山区一名文化学者，今年已是他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第40年。前不久，杨亦武耗时10年完成北京市房山区全境共25个乡镇的碑刻文字整理工作，出版总字数达210万字的《房山碑刻通志》。他说：“碑刻正在淡出时代的视野，抓紧把碑刻文字完整地记录下来，保住历史文化，这是我们作为文化人的责任和使命。”

　　碑刻是地方的百科全书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文字的载体，由最初的甲骨、青铜，渐渐地向石头这一载体广泛应用。碑刻，即把文字或图画刻在石头上，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载体。在商周时期，早期碑刻就已经出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曾阐释碑的起源：“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杨亦武介绍，碑刻的类型繁且多，按碑载及的内容划分，常见的有功德碑、寺观碑、墓碑、诗文碑及其他纪事类碑刻，如修桥碑、乡规民约碑、地界契约碑、祈福求雨碑、家族祠堂碑等，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杨亦武说：“系统的碑刻，就能勾勒出地方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全貌，是以碑刻为视角的地方志，是地方文化的百科全书。”

　　杨亦武说：“以前，修庙、建桥，凡是比较重要的事件都需要立碑，民风民俗、故事传说也会在碑刻中体现。随着传统村落的消失，依托于乡土的碑刻将不复存在，碑刻记载的历史文明将随着碑刻的消失而永远消失，碑刻的抢救和研究极为急迫。”在房山地方的碑刻研究领域，杨亦武是孤独的行者。他说，研究碑刻，大多是按照年代去研究，这样，往往把地方文化割裂开来。很少有人按照地域和文化遗存本体分类排序，《房山碑刻通志》按照地域和文化遗存本体分类排序，确保了地方文化的系统性、完整性体现和解读。

　　《房山碑刻通志》全书共八卷，其中收录了房山区共146个村庄、社区的875件碑刻，历史年代自北魏、北齐、隋、唐、辽、金、元、明、清，直至民国。杨亦武历时10年，旁征博引，修校9次，完成该书的抄录、整理、编目、分类和考证，最终出版，构建了一个涵括房山全境碑刻的地方碑刻文献体系。杨亦武说：“碑刻是了解房山历史，揭示文明轨迹的一把钥匙，碑刻的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与千年的文明对话

　　杨亦武学的是中文系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开始投入对碑刻的研究。他说：“从1982年开始，我就投身研究包括碑刻在内的房山地方文化，有四十年的积累，才能支撑我对房山碑刻的系统解读。很多我曾亲眼见过的碑刻，过了10年20年，早已没了痕迹，上面记载的文字如果不抄录下来，一段文明就永远消失了。”碑刻的研究，是一份孤独的工作，漫长的碑刻历程，没有同行者，没有团队，凭着一份情怀，一份责任，他只身踏上了抢救碑刻的征程。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跑遍了整个房山。”杨亦武说，碑刻抢救研究，最辛苦的是“找”。沧海桑田，千百年过去了，寻找碑刻成为一件难事。杨亦武说：“碑刻可能在海拔一两千米的山顶、悬崖边，可能埋在土里、沉在水底。”

　　上天入地，杨亦武早就练就一身本领，足迹遍布别人不曾到过的远方。“这是一种情怀吧，当你把责任和使命融进情怀的时候，这项工作就变成一种愉悦和满足，就如一个探寻千年文明的旅行者。”一些字迹不清的碑刻，杨亦武要跑上几趟，确保碑刻文字原真无误，同时带上尺子，做好数据记录。以前没有智能手机，杨亦武就带着本子，在现场一字一句地用笔抄录，一次不行，要反复多次，尽可能地把碑刻完整抄录。

　　有时为了准确抄录，需要借助拓片。再后来有了手机，杨亦武会先用手机对碑刻现场拍照，回到家后再调出来整理，即便这样，有些碑刻还需多跑几遍。他说：“有时带回的照片有不清晰的地方，就再一次回现场，直到弄清。”

　　抄录完了，接下来需要辨识文字。杨亦武说：“古代的碑刻，不是现代的规范简化字，繁体字的碑刻辨识有一定难度，加之许多疑难字、异体字、生僻字，甚至还有错字，古碑的行文没有标点断句，这些都是碑刻研究考释过程中需要解决的。”

　　查阅相关字，一个字有时候需要翻多部字典。字典不能解决，就从书法上找规律解决。他说：“辨字的过程需要耐心，没有诀窍，就是坚持。”在《房山碑刻通志》中，除了大部分楷书外，还有部分草书碑刻，辨识难度大，杨亦武花费了比其他碑刻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破译完成。有些碑刻句子行文不规范，往往给断句造成困难，这就需要反复读识。

　　用血肉破开历史的阻隔

　　碑刻研究工作，远没想象的那样简单，有的时候，碑刻得出的历史信息会与正史所记录的信息相左，杨亦武说：“这是最困扰我的地方。这就需要认真考证，是正史记载疏漏还是碑刻记载有失，需要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找不到确切答案的地方就存疑。”

　　杨亦武介绍，有些碑刻由于战争等人为原因造成破损，或因自然因素漫漶，是后代重刊的，往往在人物的职分和年代上出现一些误差。这也是碑刻研究的难点，但必须详加考证，给出说明。

　　在碑刻抢救中，他经历了这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杨亦武骑着自行车，行程十几公里考察木岩寺，诗人贾岛曾在此写下《木岩寺日暮》一诗。杨亦武在猪圈里发现了一块明代的碑刻《木岩寺贤公大师塔记》，这是该寺明代一位住持的塔铭。发现时，这块碑刻上面附满泥垢，为了看清文字，他只能用双手蘸着自己的唾沫去蹭。他回忆：“当时，没有水，也没有其他工具清理，我只好用手指蹭，最后手指都磨出了血，终于把它完整抄录下来。”

　　二十年后，这块碑刻再次被发现，已经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庆幸的同时，杨亦武内心感到十分沉重。他说：“不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损坏，大量的碑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不复存在，如果不及时抢救，怕是要消失殆尽。”

　　随着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传统村落将逐渐消失，依托于乡土的碑刻和文化也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杨亦武说：“乡村是留住乡愁的最后一片净土，一旦乡村消失，植根于乡土的传统文化就会随之消失，这一抢救性工程，需要有人担当。谁来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来做。作为一个文化人，要有文化担当，自任使命，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动。”

　　抢救空白的文明

　　房山范围内最让杨亦武印象深刻的，是分布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太湖山上的两处摩崖碑刻，镌刻在天然的崖壁上，高度超过两米，记载了明万历年间华严寺的两次重修的经过，分别镌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距今已有四百余年。其中，万历三十六年（1608）摩崖可见于驴友笔记，而万历四十三年（1615）摩崖，无任何记载，更无碑刻抄录。杨亦武说，原因是此件摩崖实在漫漶不清，非专业人士无法辨认，好碑的驴友们来了一批又一批，均望而却步。

　　华严寺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姚广孝的隐居之地。姚广孝是明初政治家，他辅佐朱棣夺得大明江山，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由他主持的北京城建设，为朱棣迁都北京奠定了基础。杨亦武说：“在正史上说，姚广孝居北京双塔庆寿寺，并没有提到姚广孝隐居华严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别的碑刻上得到了线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杨亦武在房山周口店镇大韩继村香光寺碑刻中得到线索，这块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顺天府涿州房山县韩吉村香光寺重修缘起碑记》是这么写的：广孝姚公，国初功臣，爵至少师，辞归山林，隐于太湖之华严寺，朝廷恩赐香光园苑为其别业，久为荒废。由此，杨亦武终于确认，位于圣水峪太湖山的华严寺就是姚广孝的隐居之处。

　　在编研《房山碑刻通志》过程中，杨亦武想到了这两件重要的摩崖碑刻，于是下决心要把它录载其中。摩崖碑刻的位置在半山腰上，车子只能开到山坡上，剩下的路只能靠双脚步行，从入口处到摩崖碑刻的距离，大概一公里，走得快的话需要半小时。进山也并不容易，杂草有将近一人高，需要靠人在前头用镰刀割断。杨亦武说，最好是穿长袖进山，这样能防止被草割伤手臂。在杂草灌木丛生的山上，迷路是常事，杨亦武的窍门就是把岔路口附近的植物当作记号。即便穿着登山鞋，不小心也会摔倒，他回忆：“一次上山，脚下一滑，顺着坡滑出几米远，所幸没有大碍。”

　　为了将碑刻内容完整地照录下来，杨亦武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从春暖花开到腊月寒冬，我前后来了四次，那个冬天山沟里的水都结冰了，我的手暴露在寒风中，没一会儿就冻僵了，需要插到口袋里暖一暖再拿出来抄写。”最终，杨亦武完成了对碑刻完整的解读。他说，完成的当下心底产生了一种释然的悲壮感，“这两件碑刻的原文如果不录载下来，华严寺的一段历史将缺失，这将给地方文明造成无法弥补的缺憾。”

　　让历史复活

　　即便完成了房山地区碑刻的系统研究，杨亦武的碑刻研究工作也没有停止。上个月，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寺附近的地下挖掘出一块没有碑首的碑体，上面用端正的楷书记载着天开寺的历史，与早发现的天开寺碑刻碑首组成完整的一块碑刻。杨亦武在接到消息后，赶到了现场，他说：“我很激动啊，等了很久的寺碑终于重见天日了，这件碑刻文献只记载了碑题和撰者，并没有录文。”当天晚上，杨亦武就完成了碑文的整理和抄录。

　　他和天开寺里的负责人一起讨论着这块碑刻的保护工作。他说：“这件碑刻太重要了，碑文记载着天开寺的创建者和早期沿革等重要信息，这在已知的天开寺碑刻记载阙如，这对于天开寺来说是一件大喜事，要把这块碑刻拼接好，重新立在天开寺。”

　　杨亦武说，一件碑刻就是一段历史，除了记载的内容，其使用的石料、文体、字体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为什么我们说要抢救碑刻，花这么大力气去抄录考证？就是因为碑刻记录着历史，是历史的见证。所谓千年的文字会说话，做这件事，我们是要留住历史文明。”杨亦武并不打算停止房山碑刻的研究工作，即使悬崖峭壁，地下深处，他也要用脚步继续访求尘封的文明。

　　掀开覆盖石碑上的胶皮保护膜，金色的阳光洒在碑刻上，映射出历史耀眼的光芒，刹那间将时空的阻隔穿破，地上的沙砾轻声唱着藏在字里行间的传说，碑刻也因为时间旅人的到来，发出声音，告诉人们过去的故事。杨亦武踩在柔软的杂草上，用指尖轻轻触摸千年石头上文迹。盛夏在蝉鸣声中更显寂静，他的耳朵里传来石头的声音，在时空交错间，与历史共舞。

　　■ 链接

　　《房山碑刻通志》

　　《房山碑刻通志》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房山段）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被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列入2019年、2020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房山碑刻通志》共八卷，总字数达210万字，其中收录了全境25个乡镇（街道）的碑刻，这些碑刻分布于145个村、1个社区。文化学者、文物专家杨亦武，历经十年旁征博引，修校9次，最终完成本书共875件碑刻的抄录、整理、编目、分类和考证，完成《房山碑刻通志》的编研出版，形成一个涵括房山全境碑刻的地方碑刻文献体系。

　　房山区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特别是碑刻众多、年代久远，历代碑刻数量居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各区之首，历史年代自北魏、北齐、隋、唐、辽、金、元、明、清，直至民国。

　　《房山碑刻通志》的出版，对北京史研究、文物保护研究、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璐A08-A09版图片/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