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海域深海考古突破2000米

　　新京报讯 （记者张建林）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通报2022年第一至第三季度考古工作重要进展情况。

　　全国71家考古机构编制数增加1500余个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2022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全国考古工作有序开展，取得重要进展。“考古中国”18个在研重大项目已统筹推进，系统实施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第五阶段深入推进，实证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脉络。1157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及时、高效开展，20个省（区、市）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措施，基本建设考古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关强称，西沙海域深海考古突破2000米，上海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启动，水下考古亮点突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大会》推动“考古热”不断攀升。全国71家考古机构编制数增加1500余个，8个考古专业培训班系统培训219名一线考古人员，考古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测年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第五阶段工作的进展情况。项目第五阶段（2020-2024）开展以来，项目组不同团队持续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广汉三星堆、湖北天门石家河、沙洋城河、浙江余杭良渚、江苏常州寺墩等遗址开展系统的田野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其间，核心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例如，山东焦家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城内保存有相对完整的居住址和规划布局明确的墓地。辽宁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多座建筑基址确认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早期发现的“女神庙”即坐落在该台基群上。

　　同时，测年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项目组突破常规检测方法，得以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北方石城白灰面直接进行年代测定，为确定这一类建筑遗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撑，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北方模式奠定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

　　在古环境研究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不同遗址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特征及主要的环境变化过程存在显著差异。从宏观的角度对比审视了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同异以及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大势，初步揭示了自然环境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此外，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第五阶段工作期间，文明起源生业经济模式研究、手工业经济专门化研究、文明理论综合研究也取得重要收获，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

　　州桥及汴河遗址

　　发现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介绍，在州桥及汴河遗址最新考古成果中，发现了总长约30米的宋代堤岸石壁，系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

　　州桥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因在州之南门故名“州桥”，五代称“汴桥”，宋代改称“天汉桥”，因“正对大内御街”，又名“御桥”。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洪水灌城后的泥沙淤埋。2018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开封市鼓楼区的州桥遗址和汴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2020年3月，考古人员开始对州桥本体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古发掘。首先发现了明代州桥的青石桥面、建筑堆积等文化遗存。州桥遗址发掘出的重要遗迹主要有州桥、汴河河道和河道南北两岸的宋代石壁。最西侧为明代早期的州桥，州桥东侧有明代晚期修建的小型青砖拱桥，州桥东侧的汴河两岸发现有宋代的大型石壁雕刻。

　　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记载，“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据了解，此次发现的宋代堤岸石壁上雕镌有海马、瑞兽、鹤禽、祥云浮雕纹饰，雕刻纹饰的石块有16层，通高3.3米，有3组图案，构成巨幅长卷。

　　王三营介绍，目前揭露的北岸石壁顶部距地表深度约6.8米，石壁通高5.3米，东西长21.2米。整个石壁每组为一匹海马和两只仙鹤环以祥云组成，长度约为7.5米。但推测整个石壁共有4组图案，长度约为30米。

　　专家认为，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此外，考古人员在元代河道堆积中发现了保留的狭河木桩。明代州桥保存基本完整，为砖石结构单孔拱桥，青石铺筑桥面，砖砌拱券、石砌桥台。明代末期洪水淤积层下发现散落的人骨遗骸，推测应为明末洪水毁城所致。遗址中出土瓷、陶、琉璃、玉、金、银、铜、铁、骨、蚌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器型以生活用具为主。

　　王三营介绍，此次发掘，考古人员还在河道底部发现有宋代船只上照明使用的船灯，灯上印有我国最早的消防提示语：“慎火亭（停）水”。

　　州桥及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学堂梁子遗址

　　“郧县人3号头骨”为探讨直立人演化提供重要证据

　　发布会上介绍，湖北学堂梁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考古人员发现“郧县人3号头骨”。专家表示，该头骨化石处在欧亚大陆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是探讨人类东亚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化石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1989年、1990年，学堂梁子遗址先后出土2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80万年至110万年，属于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学堂梁子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近期，学堂梁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发现1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郧县人3号头骨”。

　　3号头骨化石，距此前2具头骨化石出土地点约35米，发现于距地表深约0.62米的文化层，目前已出露额骨（包括眉脊）、眼眶、顶骨、左侧颧骨和颞骨及枕骨左侧，形态清晰，未发生明显变形，同时伴随出土大量动物化石与石制品。

　　“郧县人3号头骨”与前2具化石埋藏环境、伴生动物群与石制品技术特征均相似，初步判断应属同一时代，具体还需要科技测年确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汉水中上游河谷是我国也是世界非常重要的人类起源热点区域之一，湖北境内发现了距今约100万年的郧县直立人、约99万年的梅铺直立人、约50万年的白龙洞直立人、约10万年的黄龙洞晚期智人和15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堪称人类演化廊道。”

　　据介绍，头骨化石目前仅出露颅顶及部分眉弓，下半部分仍在原生土层中，右侧局部嵌入南壁中。头骨化石面骨附近的地层堆积中，同时出露较多化石，性质不明。

　　现场观察发现，头骨保存完整，颧弓保存良好，未见明显变形，表面有少量胶结物，颅型饱满，眉弓明显隆起，具古人类性状。

　　化石发现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组建合作团队，成立以高星研究员为组长的专家工作组，开展前期论证，制定科学周密的考古发掘方案。

　　郧县人处于直立人演化历程的关键节点上，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

　　河泊所遗址

　　发现500余枚封泥 初步清理出200余枚简牍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与北部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有密切关系，2019年石寨山墓地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2019年10月，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遗址中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介绍，发掘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建筑基址、灰坑、墓葬、河道、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封泥、简牍、铜器、铁器、骨器、玉石器等文化遗物2000多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为封泥、简牍、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

　　据介绍，河泊所通过考古勘探发现地下保存十余处台地与河湖沉积，年代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在汉代遗存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上西河村西南地点揭露出1段道路、2处疑似建筑基槽的遗迹与1处河道遗存。

　　考古人员在此次发掘中发现了500余枚封泥。主要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官印封泥发现了益州郡太守及下辖24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如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涉及宋虞、王福、君冯等字面内容，多与官印封泥同出，专家怀疑是官员的姓名。

　　封泥大部分发现于发掘区北部的河道的废弃填土堆积当中。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炭层及红烧土层交错分布，封泥集中出土于灰烬堆中。因此推测灰烬堆或为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初步清理出200余枚简牍，能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主要反映了当时行政与司法制度内容。

　　刘正雄表示，出土简牍目前仅整理了一小部分，发现字迹明显的简牍残片200余片，字迹不明显的简牍残片千余片。从内容来看，应当是官方文书。

　　据了解，大量简牍的发现，是中国南方继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发现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丰富，与已经发现的封泥相互印证，是汉代中央在云南行使治权的有力证据。

　　专家表示，此次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大量行政、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古港遗址

　　考古发现极大丰富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地处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年代从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主体为宋元时期遗存。2021年10月以来，为做好城市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古港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介绍，温州因“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市舶管理机构的设置，温州一跃成为“百粤三吴一苇通”、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城。

　　2021年，温州鹿城区在望江东路启动望江路下穿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展开基本建设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2022年，在逾400米长、15米至18米宽的工程范围中，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被确认。

　　此次考古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建筑遗迹、码头、道路、栈道、干栏式建筑、水井等遗迹。各类遗迹东西向呈条带状分布，东、西两端分别为朔门瓮城与水门河堤岸遗址，中间发现码头、栈道等遗迹。码头除1座为北宋时期的斜坡式码头外，多呈台阶式。斜坡式码头依托山脚基岩而建，用块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台阶式码头自江岸向航道伸出，平面呈长方或长条形台阶状，石包土心结构，码头中部填土上垫木板，板上铺平整方砖。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2艘均为福船的沉船，其中一艘残存船头及部分船体，总残长12.4米，壳板作鱼鳞状搭接，出土大观通宝铜钱，另一艘沉船仍在发掘中。发现的官用栈道位于瓮城出城道路北面，桩基由至少7组立柱等距离南北向排列，做工考究。史料记载栈道附近即馆驿所在，栈道以东还发现4组干栏式建筑。

　　此外，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片）、漆木器、建筑构件等文物，瓷器绝大部分为龙泉窑产品，还有瓯窑褐彩瓷、建窑系黑釉瓷等产品，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如“姓氏+直”“直”“东”“西”“上”“纲”等。

　　方向明认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也实证了温州港是我国宋元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如数量庞大的龙泉青瓷产品，从温州入海，走向世界，进而奠定了“天下龙泉”的盛世场景。

　　无论是从商港的核心元素，码头、沉船，海量的贸易遗物，还是从古城古港航道这样的完整体系来讲，专家认为，温州朔城古港遗址考古发现是极大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

　　“温州古港遗址规模大、遗迹全、年代清晰、内涵丰富，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一个完整体系，为国内外罕见。”方向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