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一首古典音乐的价值与魅力

　　张昊辰

　　1990年出生于上海。五岁在上海音乐厅举办首场钢琴独奏会。幼时师从林恒、吴子杰、王建中，2001年起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2005年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时任院长加里·格拉夫曼。2009年获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是首位获得这一顶级赛事冠军的亚洲人；2017年获艾弗里·费舍尔音乐职业大奖。

　　见到张昊辰先生和他的《演奏之外》之前，我曾想过为什么我们要用“严肃艺术”来形容一类音乐呢？事实上把它想象为仪式或庄重的严肃，是巨大的误会。因为“serious”明明该被理解为“认真”，这认真并不是一个要求，而是含有巨大认真可能性的空间。好比风景美丽的不同土地，你既可以像欣赏“流行音乐”般享受“古典音乐”地面上的无限风光，但同时更可以挖掘“古典音乐”这片土地下他处无有的巨大丰饶宝藏。张昊辰也是那个随时可以打开无数洞见的大门的人。当然，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还必须集中精力继续自己演奏艺术家的生涯，这不但是他本人的追求，更因为人们爱他，我们爱他，大家希望看到他在舞台上焕发的音乐魅力。

　　问：很多独奏练习者会遇到所谓“青春期危机”的问题，独奏音乐练习者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和其他的孩子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时意识到独奏世界前路的艰辛而产生迷茫。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们在多年前有否面临过类似的心理困境？会产生相应需要克服的一些负面心理体验吗？

　　张昊辰：我能理解你说的情况。但是青春期的时候，我的经历比较顺利，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危机，比如自我怀疑是否适合走演奏家的道路，或者如果放弃职业演奏继续搞音乐，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现在的琴童可能多一些选择，比如如果声音条件还不错，可以走流行乐与跨界的方向，也可以偏向到影视音乐，或是创作流行歌曲……这是一些当下的更加多元的选项。但对于我来讲，青春期的时候并没有对未来走向职业演奏这条路有过根本的怀疑，反叛也许有，但是远远谈不上危机。

　　很多已经成为演奏家的人不一定有青春期危机，但经历中年危机的可能性更大，我也是比较期待自己到了中年会产生什么样的危机感，那可能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

　　对我而言，青春期的所谓“危机”其实很好解决。我从国内去了美国之后，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仿佛看到一扇新的大门。当时对我的挑战是，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钢琴家，而不是我是否适合走音乐之路。与之相反，在国内的时候，当时的孩子如果被认为弹得“好”，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到了柯蒂斯音乐学院之后，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从老师、学校两方面，组成了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生态。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但不是危机，恰恰是有一种获得巨大自由后的兴奋感。

　　问：当我拿到《演奏之外》这本书以后，感到您对音乐学和音乐史具有主动和强烈的关怀，我认为这超越了很多的独奏音乐家，尤其是华人世界的多数青年演奏家。这本书表面上是一本演奏家的随笔，实际上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洞见，而且也牵扯到很多很难读的书，您对一些著名的音乐学家和音乐美学领域学者的思想有很融汇性的理解。他们的这些著作和您形成自身的音乐美学观念（例如说倾向自律音乐美学和绝对音乐观念，又或是偏向他律性的标题音乐理念），有相应的沿革性作用吗？

　　张昊辰：首先，在我自身音乐美学的建立过程中，还是柯蒂斯的教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虽说柯蒂斯是一所以培养演奏家为主的学校，但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关于作品分析和理论的课程。因为柯蒂斯是偏保守的一所学校，教授的整体思维观念方面，会更偏爱于勃拉姆斯，或者是3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传统。这种风格完全影响了我至少从十五岁到十九岁整个音乐偏好的建立。

　　其次，我从小对纯音乐的概念会更加偏爱，那时候我不太热衷给音乐搭配上一个非常具体的故事，有一些老师或孩子自己会喜欢这样的，比如小时候练琴会设定很多的故事，我一开始学琴也会这样，通过这种渠道代入音乐。但到了一定程度，还是某种音乐本身的神秘的音理关系对我更具吸引力，因为对我来说，这才是无法解释、只属于音乐的美。我进入柯蒂斯之后，正式开始学作品分析课，我马上对动机发展以及从古典时期开始建立的作曲技法产生了兴趣，柯蒂斯本身的传统，正好和我本身的兴趣契合，一直持续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后来慢慢走出学校，我在面对所谓的新音乐、标题音乐，又会产生一种重新审视的视角。比如我曾经很讨厌李斯特，后来慢慢产生对李斯特迟到的热爱。这种视角的转变，跟我意识到音乐的某种文学化的兴趣也有关系。我可以感受到一种更广阔的语境，这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不会感觉到的，也与我小时候对音乐的想法不一样。那时我对纯音乐更感兴趣，觉得很多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作品本身，这个作品好像是脱离时代、民族、背景、文化的存在，因为本身音乐体系、音理关系、价值的魅力，所以音乐才伟大。

　　把音乐捧到隔绝于一切之外的孤立但神圣的存在，这是少年浪漫化的想象。但有了一定的积累，了解各类艺术之后，你会发现音乐与其他艺术之间的联系，不只是音乐作品，而是一直延伸到音乐作品背后的时代的整体语境。这个联系和语境同样是作品的深度所在。比如你特别喜欢蓝鲸，但你在水族馆里看蓝鲸，与在深海里看到的蓝鲸不一样，一定是深海里的蓝鲸让你觉得更神往，因为那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十九世纪很多浪漫主义的音乐，当我孤立看这个作品，直到和作品背后的时代语境之间产生联系，包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文学化、诗学化的时代，我能够从作品中感受到之前完全不能感受到的一种美，或一种美学。

　　问：我发现您对古典音乐这个概念的辨析非常有历史眼光，您也很强调“作品”这个概念的历史沿革。实际上查尔斯·罗森曾经阐述过他对贝多芬历史定位的判断，罗森通过引用贝多芬同时代E.T.A.霍夫曼的分析，认为贝多芬的历史声望绝对没有任何事后构建的意味，但是我认为如果讨论的对象是巴赫，他似乎就不太敢作如此坚定的判定。“古典音乐”如果和十八世纪后期的“作品”概念有正相关，那么维瓦尔第、阿尔比诺尼、泰勒曼那个年代的作曲家作为“古典音乐”范畴的存在，是不是也就确实无法完全摆脱十九世纪以后所主导的“事后构建”的一种参与？

　　张昊辰：查尔斯·罗森当时讲对贝多芬的评判，是在一个具体语境里阐述他的观点，再针对另一派的学术观点做出回应，可能他的判断不可能被绝对理解。某些人觉得贝多芬的声望完全是事后构建起来的，他对此提出反驳。但是我们别忘了贝多芬在他生命最后岁月或死后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如今这种近似不可取代的地位。我认同这一点，但如果绝对化到贝多芬没有任何事后构建，那肯定不是这样。

　　贝多芬在生前没有取得今天这样神格化的地位，当时他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但不会出现今天对他的这样一种崇拜。比如韦伯说《第七号交响曲》是精神病院的疯子写出来的。但是今天不太会有人听完《第七号交响曲》以后，说这是精神病院疯子写出来的，以及当时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刚刚演出后，很多乐评说这个曲子的第一乐章和声用得太暴力了，太不自然。英国一个很著名的指挥家托马斯·比彻姆说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是聋子写的，所以只有聋子才适合听。

　　而您刚提到的E.T.A.霍夫曼由于自身对音乐解释的浪漫派倾向，甚至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一起归入“浪漫的音乐家”。那些例子，包括对贝多芬的批判，都是同时存在的历史现象。到了今天，他一定存在某种事后构建，我们看待任何东西都存在某种事后构建，比如你刚刚提到对于早期音乐家的一种看法，和他们当时的一种社会地位。

　　对于我来讲，“古典音乐”一词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因为是在浪漫时期，在19世纪中叶形成、稳定下来的，自然代表着浪漫主义的特性，这样一种回溯性以及把回溯对象神格化的倾向，所以使得作品的地位会被抬得越来越高，我们才会一遍一遍去演奏那些已故大师的作品，才会形成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古典音乐传统。

　　采写/乐正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