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好农业强国之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启航新征程·二十大报告深度解读系列之四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在这份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中，农业强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横截面就是一部人类农业的发展史。我们能够观察到，在现实中，部分农民仍然利用自留种、使用农家肥，仍然采取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但是，我们同样也能观察到，智慧农场当中的无人作业，温湿度传感器会自动控制风机和水泵，机器人会根据果实的成熟程度自动进行收获。

　　这些观察，对中国农业而言，既是历史，也是未来，更是现在。认清这一现实，我们才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守住粮食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现代农业发展

　　已经越来越超出传统农业认知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经济社会完全依赖农耕。此时的强盛文明，必然立足于农业强盛，农业强盛是文明强盛的充分必要条件。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地位迅速下降，强盛国家必然是工业强国，而此时的农业强国只是工业强国的附属品。

　　这种逻辑关系转换，往往表现为生产方式转换。今天的农业强国特征是机械化、智能化，人们像在现代工厂一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者说随着更多的人类智慧劳动参与，使得传统劳动得以解放出来。例如，通过制造更多的无人机以及软件优化更新来降低农户体力劳动等。

　　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形式上的变化，本质在于不断扩展和优化农业生产要素资源，使得每种参与农业生产的资源最终都可以获得社会平均回报。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要维持这样的底层逻辑，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就可以得到长期发展和进步，最终通过经济良性互动，成就农业强国。

　　在历史上，中国成为典型的农业强国，其根本在于农民的勤奋。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这种勤奋甚至已经到达了无法再通过增加劳动来增加农业产出的地步。

　　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要素只有人和耕地的情况下，当耕地不能扩张的时候，其实是人的劳动已经达到了极致。

　　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机械动力、农业化学品等物质要素的大量运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在牛耕地的时代，耕深一般不会超过20厘米，而拖拉机诞生以后，耕深则可以轻松达到30厘米，农业产出因此呈现出革命性增长。

　　一百多年前，以孟德尔遗传定律为标志的杂交育种技术兴起，使得人类智慧要素可以更多地参与农业生产，由此催生了绿色革命，使得人口数量获得快速增长。

　　不仅如此，随着人类智慧的深度参与，农业生产要素的机械组合变得越来越富有弹性。比如，超过60%土地是沙漠的以色列，利用海水淡化、微滴灌等设施方式，使得沙漠农业也能获得高效产出，实现了高达95%的粮食自给率。

　　当前，随着气候智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在种源层面的革新改良，使得农作物能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降低排放。

　　可以说，现代农业发展越来越超出人们对农业的传统认知。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确保粮食安全，也尤其需要在这方面有足够的了解，并在乡村产业、人才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政府公共投入

　　提高我国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

　　从中国农业最近10年来的发展来看，农业生产在吸收新要素和优化要素配置的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22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为246万公顷，棉花机械化采收率超过80%，这也意味着有200万公顷棉花收获是机械完成的。这一数字在2012年时仅为37万公顷。未来几年之内，机收率更将会达到100%。

　　除了棉花以外，在大田作物生产过程中，通过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相对于人工而言，效率提高了百倍以上，每亩作业费用已经降低到10元以内。

　　更为重要的是，在基因型大数据、表型大数据和环境大数据的基础上，智慧育种技术快速发展，使得育种时间从10年缩短到5年甚至更短。

　　中国农业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元，参与农业的主体越来越丰富，北大荒提供的农业服务，使得数以万计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实现有机衔接。得益于这些新兴生产要素的参与，中国农业的产出数量和质量都实现了有效提升。

　　以黄瓜为例，2020年全球9100万吨产量中，中国产量约为7300万吨，占全球80%。其背后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黄瓜育种技术的显著进步。这种进步，实际上已经可以让中国消费者实现全天候吃黄瓜，并且不重样。

　　当然，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仍然是土地，耕地更是农业的命脉所在。这也是包括二十大报告在内，我国多方一再强调要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原因。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我国有耕地面积1.35亿公顷，2021年有效灌溉面积为6963万公顷，这一数字在1978年为4497万公顷。

　　当今世界，耕地灌溉面积的持续扩大都高度依赖政府公共投入。通过公共投入解决农业生产存在的负外部性，从而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要素更新，提高了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

　　例如，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做到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不仅提高了农田抗灾减灾能力，也为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我国粮食生产十八连丰，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综合配套保障。此外，带有资源优化配置性质的制度供给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传统家庭经营户均耕地规模不超过10亩，而且地块分散细碎，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很高。尽管通过土地流转可以提高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但问题仍然难以彻底解决。

　　为此，我国不同地区做了不同探索，安徽、陕西、广东、山东进行了“一户一田”改革试点，并进一步探索实现小田变大田、闲田变忙田、差田变良田。显然，这种面向地块的优化配置方案，也需要政府力量的参与。

　　在二十大报告明确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必将获得更高层面的统筹安排、扎实推动，为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粮食安全保障，全方位夯实根基。

　　建设农业强国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就被明确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现有公认的农业强国，大都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自然历史演化过程，如英美等国这个过程大致都经历了200年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相当数量的问题往往是通过人口代际更替与市场自然演化得以解决。例如，农业规模化、新技术采用、农业组织方式等。

　　对中国而言，这些问题则需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转变，真正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在当前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构成中，36-54岁的比例为47.3%、55岁及以上的为33.6%，农业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日渐明显。

　　当然，这种趋势里也有农业发展的因素。比如，通过农业基础设施改良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使得农业体力劳动强度大幅度下降，高龄劳动者仍然可以参与农业生产。

　　不可否认的是，这也侧面反映出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依然相对薄弱。这也意味着，在走向农业强国的道路上，农村问题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农业开放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命题。建设农业强国，需要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更国际化的视野。

　　无论是种质资源，还是农业科技创新，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尤其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从入世谈判开始，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持续下降，已由1992年的46.6%降至1999年的21.2%，2010年时削减至15.2%，远低于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水平，是农业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

　　在这种开放背景下，如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确保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一道必答题。

　　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正面回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同时，报告也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其中，“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都是十分具体的内容。

　　透过二十大报告，我们能看见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日益走向现代的农业强国。这不仅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确保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农业生产方式形式上的变化，本质在于不断扩展和优化农业生产要素资源，使得每种参与农业生产的资源最终都可以获得社会平均回报。

　　●建设农业强国，需要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更国际化的视野。

　　●中国农业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元，参与农业的主体越来越丰富，得益于这些新兴生产要素的参与，中国农业的产出数量和质量都实现了有效提升。

　　新京报特约撰稿 胡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