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渔民的变与不变

　　“这种天气，敢下水库捕鱼的，都是胆儿大的。”10月8日傍晚，大雾终日未散，密云水库湖面温度已接近零摄氏度，船只寥寥。岸上，穿棉袄的老渔民坐在马扎上聊天。

　　进入捕鱼季，渔民通宵捕捞是常事。一艘约八米长、一米半宽的小船，需要两个渔民共同操作，他们在茫茫水域上互相依靠。

　　1960年建成的密云水库，见证了至少三代渔民。60余年，关于打鱼的制度、工具等，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历代渔民都有同一个目标：捕到更大更多的鱼。

　　一家三代渔民

　　“做渔民多潇洒！我在水面上，来去自由。”10月8日下午，30岁的郭小超，面无惧色，站在大雾笼罩的船头上摇桨，岸上的人不时听见远处传来男子的吼叫声。

　　2011年，郭小超毫不犹豫选择成为家中的第三代渔民。爷爷郭德合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打鱼，直到60岁才舍得下船。父亲郭明立从1980年起做渔民，直到今年春天才退休。

　　郭德合是密云水库第一批渔民。他曾对儿孙讲起，上世纪60年代，村民捕鱼需要办理捕捞证，每年办理一次。身材强壮又能吃苦的人，才有希望做渔民。人口上千户的北白岩村，只有十来户渔民。

　　郭小超和父亲的身材轮廓很像，中等个子，肩膀宽厚、手臂粗壮。被长辈招呼帮忙扛渔具，几十斤的重物压在肩上，青春期的郭小超不会喊累。他知道，长大要成为渔民，就要吃得住苦。

　　郭家的第一艘渔船，买自白洋淀地区，是一艘长六米的木船，船号被管理部门定为“042”。直到今天，郭小超的大铁船，仍在船身上挂着“042”的牌子。

　　“以前听父亲说，那些年正处于吃大锅饭时期，捕捞的鱼都是归国家的，个人不能吃。下午去水库撒网，第二天凌晨再去起网，一天能挣10个工分。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就是10个工分。拿工分换粮食。”郭明立还有小时候的记忆。当时大人们从水库里捕捞出鱼后，便把船舱的鱼装上马车，赶到冷库里。一车拉不完，就折返再拉。

　　1980年，郭明立成了生产队的渔民。生产队为了打到更多鱼，采用拉网式打法，“比如生产队里选出12个人，就是6条船，把一块水域用网围起来”。

　　1984年，生产队解体，渔民可以自行支配自己捕捞的鱼。郭明立是村里的打鱼好手，有时在船上劳作一昼夜，能收获几万斤鱼。他用捕鱼挣到的钱，先后买了自行车、摩托车，可以到离家远些的市场卖鱼去了。

　　作为家中的第三代渔民，郭小超感觉自己很幸运。他记得长辈们有用旧网的习惯，一张网，要用两三年才舍得换。虽然现在网的质量变得更好了，但他每年就要换一次新网。

　　实施夏季休渔制之后

　　“那会儿，只能靠自己走街串巷卖鱼。离市中心越近，价钱越好。”郭明立说话间，儿子郭小超的手机屏幕闪动，有北京海淀、朝阳等区的老客户发来了订单。

　　上世纪90年代，勤奋些的渔民年收入能达到五六万元。郭明立把家里房子翻新了一遍，如今他家有14间砖房：正房4间，南房4间，东西厢房6间。

　　“后悔当年没在市区买房。那会儿，几万块钱也能在市区买套房子了。”当年没有在市里买房的遗憾，如今郭明立谈起来，云淡风轻。

　　1997年，密云水库开始实行夏季休渔制，春季封船、秋季开库，休渔期间全面禁渔。渔民们有些无措，休渔期间，干什么去呢？

　　郭明立清晰记得，刚开始执行休渔制的时候，他去建筑工地做过工人，一天的工资是25块钱。而打鱼，一天能挣两三百块，“关键是，我们做渔民习惯了，不愿意被管被束缚。”

　　后来，郭明立索性做了职业渔民，休渔期间，他不再去做工了，去修缮渔船、维护渔具，种种家门前的玉米地，天冷了，就在家好好休息。

　　1997年之前，冬季鲜有渔民去冰面捕鱼，休渔制实施后，郭明立发现，不少渔民会拿着尖凿子去冰面捕鱼。用凿子把冰面破开窟窿，然后下网、起网，如果找的下网点准，会比秋季捕到的鱼多。

　　冬天，鱼类习惯在冰面下成群游动。郭明立是个找下网点的高手，他会透过冰面观察鱼群迹象，然后果断凿开冰面，径直下网捕捞。2020年冬，他和儿子一天打了7万斤鱼，“真不舍得退休。主要是身体不太好，只能提前离开渔船了。我们打鱼那会儿，能一直从开渔日打到腊月二十八。越到年关，鱼肉就越贵。”

　　2013年，当时的密云县农业局发布《关于规范密云水库渔业捕捞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规定，鉴于池沼公鱼围网对渔业资源破坏严重，为了使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取消池沼公鱼围网捕捞。并规定自2013年秋季开始不再收取渔民密云水库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郭明立回忆，2013年之前，办理捕捞证是要交钱的，一人差不多两千块，“国家每年都要往水库里投放鱼苗嘛，渔民们交的费用，就等于是买鱼苗了。现在国家不用渔民为买鱼苗的钱付账了”。

　　对于过往打鱼的日子，郭明立有些怀念。2017年，他花6800块钱请人做了条铁皮船，新船八米多长，比以前的木船在水面上稳当，“现在船大了，装的鱼多了”。

　　渔船上的传承

　　郭明立从船上退休后，45岁的同村人郭金利接替了他的位置。

　　渔民证不能私自转让，渔民证名额不再增加。一张渔民证办理退办业务时，如果有人同时办理补办，那么该渔民证名额继续保留。如果有人退，没人补，那么该证件名额作废。

　　开渔第一天，郭金利便受了伤。撒网时右手用力过猛，中指碰在船舷上，掀掉了整块指甲。现场匆匆缠了一圈创可贴，把指甲固定住。当日，他和郭小超合作捕捞了一千多斤鱼。

　　根据当地鱼市价格，大部分鱼每斤在10到30元间，“做渔民辛苦，但比一般打工挣得多，更比种地挣得多。我们这年纪了，上有老下有小，能让家人过得更好些，付出点辛苦算啥。”

　　年轻的郭小超喜欢打鱼，觉得人在船上的感觉，像是鱼在水里一样自由自在，“打到鱼，是水库给的惊喜。打不到鱼呢，就看看山水风景，也是一种享受”。

　　老渔民仍习惯在渔网一头系个塑料套子，是自家独有的记号。不同的记号，便是渔民间每日无声的交流。当看到记号时，渔民就知道这里已经有人在打鱼了。

　　郭小超有很多外地的老主顾，每次凌晨6点从水库回来，手机总会蹦出许多未读消息，是买主发来的收货地址和电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渔民需要定期做核酸检测，进入库区要扫健康码。有时候物流会受到影响，郭小超没把困难放在心上，他觉得只要能打鱼，生活就总会有乐趣，总有希望。

　　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