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立家规：不因总理亲属关系炫耀自己

　　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47周年纪念日。

　　新京报记者从中信出版集团获悉，由周恩来侄子周尔均少将著作的《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从亲属视角近距离观察、记述世纪伟人周恩来的文献性著作。周尔均真实记叙了周恩来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和工作情景。

　　近日，周尔均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伯父周恩来。谈及家风家训，周尔均说，“周家强调不要学清朝晚期没落的八旗子弟，不要打着总理亲属关系炫耀自己搞特殊化。我和夫人邓在军有一个约定，在公共场合见到七伯，不越前问候，要装作不认识。七伯、七妈赞成这样做，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点默契。”

　　周恩来侄子周尔均出生于1932年，参与过解放祖国大西南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曾任国防大学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后，周尔均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职。他曾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顾问，与夫人邓在军策划摄制了电视片《百年恩来》。

　　谈著作

　　“逐字逐句、一笔一画将这本书写完”

　　新京报：可否谈谈本书的创作过程？

　　周尔均：写这本书前考虑了很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毕竟我已是耄耋之年。但思念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但不曾褪色，反而越来越深，可以说是魂牵梦萦，刻骨铭心，时时产生一种要把这些记忆记录下来的冲动，留给自己，也留给世人一份永久的纪念。

　　我不会电脑打字，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逐字逐句、一笔一画将这本书写完。我想，如果没有对敬爱的七伯和颖超伯母的感恩之情，没有亲人友人的鼓励支持，我很难坚持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写作。初稿完成之后，我住进医院，因为突发心脏停跳，紧急安装了起搏器和支架，得以安然度过，但我觉得很值得，很欣慰。还要感谢出版社，在我九十岁生日这一天，出版了我这本不算回忆录的著作《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新京报：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评价，这本书的很多事实和细节，大多为未见于党史、军史等史料，所以弥足珍贵。主要有哪些内容，是首次公开？

　　周尔均：首次详细叙述了周总理的家族史。周总理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例如：七伯在“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发生前夕，密函多位副总理，嘱咐他们“谨言慎行”；在“批林整风”中，以特殊方式取得毛主席默认，把大批流放外地干部调回北京；亲自委托我传达他对“肃反扩大化”的忧虑，得以解脱一大批领导干部；亲自过问张学良原副官处长的任职。邓颖超伯母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具有丰富思想政治内容的亲笔信等。

　　尤其珍贵的是，披露了珍藏在共产国际档案中七伯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资料，其中多处是本人用中、俄文亲笔书写。它是中国革命艰难历程和七伯非凡贡献难得的历史见证。

　　谈珍贵史料

　　共产国际两度为周恩来建立秘密档案

　　新京报：可否详细谈谈探寻这些珍贵史料的过程？

　　周尔均：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我和夫人邓在军在俄罗斯驻华使馆采访了大使罗高寿。罗高寿大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来华，曾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的翻译，还参与过周恩来与柯西金著名的“机场谈判”。大使熟悉中国情况，多次见过七伯，是著名的中国通。

　　同大使畅叙时，我无意中听他说，在俄罗斯可能保存有周恩来的档案，我兴奋得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对历史档案研究，我怀有浓厚的兴趣。我听说，国外竟保存有周恩来的原始资料，而且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国际风云跌宕起伏、国内斗争激烈残酷的时代，处于国际共运中心的共产国际保存的档案；对这段历史，国内虽有一些记载，但大都不够完整，也没有原始依据。

　　罗高寿大使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档案完整无缺地由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保存。周恩来同志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他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负责人，也是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国际”档案中应该保存有他的资料。不过，这些档案都是绝密等级，原则上不对外公开。

　　我请他务必帮忙，让我们能接触、最好能获得这批珍贵资料。大使爽快地允诺了我的请求。之后不久，就接到正式答复：俄方同意我们派人前往莫斯科调阅有关档案，并将积极给予协助。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在莫斯科连续奋战五天五夜后，取得的丰硕成果远远超出了预期。

　　第一，发现的资料全都是关于周恩来同志的，几乎全部出自他本人的手笔；第二，这是唯一在国外保存的周恩来档案资料；第三，这是俄方首次公开并向我们提供这部分档案资料，也是国内首次见到原件和七伯手迹，包括他书写的外文真迹；第四，这批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与相互影响，佐证了七伯在这个重大历史时期和转折关头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功勋与崇高思想品德。

　　一页页档案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初期是多么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多么重大的牺牲，七伯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是经过何等的艰辛努力，以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政治智慧，运筹帷幄，制订战略，说服共产国际，联络战友，发展自己。这批档案资料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中国革命经验总结，是中国革命历史征程中难得的宝贵资料。

　　档案的每一页，我们都难以割舍，但不得不从中精选再精选。回溯历史，七伯直接在苏联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在1928年、1930年、1939年至1940年。我们按照这个时序反复筛选，经双方共同商定，最后取得157件共产国际档案的原件复制件。

　　新京报：这批档案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周尔均：是无比珍贵的人生履历。档案保存有七伯在1928年、1939年不同年代为共产国际填写的履历表，其中，1939年的履历表，是七伯以流利的俄文书写，最为详细。

　　共产国际先后两次专为周恩来建立了秘密档案。在1933年2月的档案中注明：“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笔名少山。1921年入党。受过高等教育。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5年，共产国际为周恩来第二次建立秘密档案，对他作了更高的评价：“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在党内担任过领导、书记和机密工作；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担任过组织和军事方面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组织部、军事部工作多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建立和保存的秘密档案，是对各国共产党重要成员的全面考核和鉴定，据以认定其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属于最高机密。

　　我感到意外的是，无论是共产国际20世纪30年代两度为周恩来建立的秘密档案，还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同志应共产国际要求，于1938年2月5日所写的周恩来旁证材料（这种材料过去我们常称为“背靠背”，即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由第三方写的证明材料），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七伯的缺点和不足，全部内容都是表述他的重大功绩和优点。

　　蔡畅同志在长达八页的充满革命情感的旁证材料中，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在建党建军和领导地下工作、武装斗争的重大功绩，赞扬他“人是非常聪明能干精细，并有煽动组织军事才能，他能艰苦耐劳肯干的精神”。

　　七伯在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中，对“掌握何种语言、熟练程度如何”的回答是：“中文为母语，英语较差，日、法、德语很差。”而蔡畅同志在旁证材料中写的却是：“他知道英、日、德、法等外国语言，中文程度很高。”

　　大家知道，七伯的英文水平很好。他会见外宾时恪守国格，从来不讲外语，但却经常发现并温和地纠正翻译的纰漏。记得20世纪50年代，他有次在会见外宾后曾对我说：“我们的英语翻译对生产知识太缺乏了。今天我对外宾讲‘轴承’的作用，翻译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轴承’，还是我给他帮了忙。”

　　这些事例，也说明七伯虚怀若谷、严以律己的崇高品格。

　　新京报：其中还包括邓颖超的亲笔记录？

　　周尔均：在调阅档案的过程中，有一摞文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同于其他文件，是三个厚厚的笔记本。打开一看，是七伯1940年1月向共产国际作报告时，七妈邓颖超的亲笔记录。七妈的文笔我熟悉，底蕴深厚，流畅秀丽。在报告的首页上端清楚地写着：“中国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记录邓颖超。——一九四〇·一·一七下午三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席团。”

　　这三本厚厚的笔记和上面的这段文字，在见证中国革命一段重要历史进程的同时，生动而有力地说明，七伯、七妈终其一生，以他俩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追求与忠贞不渝的爱情，完美地实践了最初的理想与誓言。细细想来，七伯连续作了三天报告，七妈就记录了整整三天。

　　谈周总理印象

　　“英俊、沉稳，浑身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

　　新京报：1946年夏天，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什么印象？他对你有哪些嘱托？

　　周尔均：第一次见到七伯是在上海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周公馆”。那时我十四岁，之前曾在解放区的游行队伍里见过七伯的画像，但见到真人发现他更加英俊、沉稳，浑身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

　　我当时向七伯提出想跟随七伯、七妈去延安干革命，他俩反复斟酌后决定让我暂时留在上海读书，充实自己。七伯说：“青年人应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我印象最深的是七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专注、亲切，还有关怀和温暖。

　　新京报：你当时提出去延安，为什么没有获得批准呢？

　　周尔均：那时候我年纪小，没有走入社会，对投身革命的进步追求也处于懵懂阶段。七伯、七妈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正因为有着深刻又独到的人生体悟，懂得早年历练对一个人成长不可替代的价值，希望我们侄辈们在成长道路上要自己努力奋斗。此外，现在回过头去体味，我也更加感受到七伯、七妈的自律与奉公：他们不希望自家一个不能自立的孩子，去延安挤占当时十分有限又拮据的公共资源。所以他们可以千方百计把其他领导人的孩子找到并送往延安，却把自己的亲属后代留了下来，由此也可看出七伯、七妈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无私和人格的伟大。

　　谈家规

　　“在公共场合见到七伯，装作不认识”

　　新京报：周家的家规是什么样的？

　　周尔均：七伯曾说过：“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他自幼受家族熏陶，目睹它的衰落，经历幼年苦难，对自己出身的这个封建家族，既持有强烈否定和深刻批判的态度，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对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以足够肯定。他是一个既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又堪称在树立优良家风中充分传承宝贵历史遗产的典范。伯父一生中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情操和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摈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新中国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侄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我们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周家强调不要学清朝晚期没落的八旗子弟，不要打着总理亲属关系炫耀自己搞特殊化。我和邓在军有一个约定，在公共场合见到七伯，不要越前问候，装作不认识。七伯七妈赞成这样做，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点默契。

　　新京报：平时周总理对你们严格吗？知道他是总理，内心是什么感觉？

　　周尔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格，而是非常得严格，是每个细节都不忽略的严格，但严格中又能让我们侄辈们感受到他的智慧和亲情挚爱。我们知道他是中国人民深深爱戴的总理，内心特别地自豪和崇敬，也发自内心地希望通过我们每个人的点滴自律，维护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和形象。

　　谈初心使命

　　“我入党后七妈回信提出‘三个必须’”

　　新京报：你入党时，邓颖超给你写了一封信。可以谈谈自己的入党过程吗？你怎么看待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党员的初心使命？

　　周尔均：战争年代对知识分子入党，必须经过严格考查和考验。我虽然入伍后不止一次立功受奖，仍然经过四年军旅生涯考验，才终于在1953年12月31日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我立即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也在最短时间亲笔给我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勉励期待的信。

　　七妈在信中说，“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七妈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封谈及侄儿女辈入党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要求的珍贵文献。

　　从那时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做一个合格的光荣的共产党员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我当时申请入党，是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献出热血和生命。在度过了九十个春秋的今天，更深刻地体会到，七妈提出的“三个必须”，是对党员要求最好的概括，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终生追求的目标。

　　新京报：你和夫人邓在军恋爱时，当时并没有告知自己和周总理的身份。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周尔均：一方面我不希望靠这层关系谈恋爱，另外我相信在军也不会因这层关系就看上我，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新京报：这本书可以说是你和妻子两个人的杰作，这么多年相濡以沫，你怎么看两人的爱情？周恩来、邓颖超的爱情观，对你们影响是不是也很大？

　　周尔均：人生难免遇到困难与挫折，在最艰难的时刻，生死关头，夫妻的真爱能帮助你度过所有险滩暗礁。平时要多看对方优点，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爱情才会长久。

　　七伯、七妈既是一生的亲密爱人，又是共同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战友。他们一生未留下子女，未留下财富，两人骨灰也相约撒在了祖国的山水之间，他们一无所留，却彼此拥有。他们的爱情是超乎常人境界的爱情。

　　谈学习继承周恩来精神

　　“伯父给我们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

　　新京报：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和继承周恩来精神？

　　周尔均：周恩来总理一生克己奉公，严谨自律。对人严，对自己更严，但又充满人情味和亲和力。他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因此，做任何事情都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善于团结大多数，包括团结不同党派、不同观点、不同阵营的人。他对各民主党派和各族人民都具有高超的统一战线艺术，甚至赢得对手和敌人的崇敬，为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他清正廉洁，身后没有半点个人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他是中华民族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应该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他，学习他的伟大精神，以伟人为楷模，塑无悔之人生，让中华美德薪火传承。

　　新京报：你也谈到了周总理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你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周尔均：忠诚度，理解力，执行力，群众威信。忠诚度就是信仰坚定，理解力就是吃透政策，执行力就是果断落实；群众威信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光对上，还要对下负责。

　　新京报：你怎么看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

　　周尔均：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反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效果之显著，也是前所未有。随着各项反腐法律及措施的出台，相信一定会形成制度化反腐的崭新廉政局面。

　　新京报：在书中你谈到周恩来与邓小平，说他们是真正的知己。你怎么看两人的关系？

　　周尔均：周总理是把小事当大事办，精益求精，邓小平是抓大放小，大开大阖，风格不同，目标一致，相互补位，殊途同归。

　　七伯与小平同志是真正的知己，这是他们的幸福。有一件事在书中没有写：人们熟知，鲁迅赠瞿秋白诗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原写的这副对联，瞿秋白把它挂在20世纪三十年代居住的上海东照里家中。1946年七伯去看我并给予长篇教诲的地方，恰恰也就是东照里。

　　新京报：周总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周尔均：要懂得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A14-A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