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安食药支队 守护群众的健康屏障

　　食药支队的民警“学究气”很浓，很多同行都知道这一点。

　　这支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环境食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下称“环食药旅总队”）的队伍，主要负责侦办涉食品（含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领域违法犯罪案件。因为涉及领域相对专业，查阅书籍、研究论文也成了他们办案的“手段”之一。比起传统的警种，他们似乎更需要“能文能武”。

　　环食药旅总队成立于2017年1月18日，下设4个支队，其中食品药品支队（下称“食药支队”）共有28名民警。成为“食药警察”前，他们有人整日在街面巡逻，有人在地铁站里维护秩序、服务群众，有人守护着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年龄、经历和性格各异，但选择成为“食药警察”的原因都很相似：想多学点东西，维护食药安全，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刚来支队时，人手一本《刑法一本通》，翻来覆去地看，印着常用法条的几页翻卷边了。”食药支队五中队副队长薛冰峰回忆，“这导致我现在养成个习惯，看到相关省市报道的破获新型食药案件时，都会主动联系对方取经。”

　　自2017年环食药旅总队组建以来，食药支队在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和环食药旅总队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化打击危害食药安全违法犯罪，牵动全局办理食药领域案件4600余起，刑事拘留5300余人。支队民警曾在午夜的贵州深山中追踪假酒窝点，在凌晨的广东街头追寻犯罪嫌疑人。为更好地指导各分局民警办案，每次成功侦办案件后，支队民警会复盘办案全部流程，整理出详细的“办案指南”，为分局的民警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

　　桥梁，“食药警察”偶尔会这样形容自己。在他们看来，工作的终极目标，就是在群众与健康之间，搭建一座稳固的桥梁。

　　“‘食药警察’干的是良心活。要给群众一个安全保障，让他们吃得放心，用药安心。”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食药支队副支队长王安说。

　　固定证据

　　食药案件的关键一环

　　相比其他警种，食药警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固定证据上，只有人赃俱获，才有可能立案定罪，一网打尽。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站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制假窝点前，郑光达的手心在冒汗。他深吸气，再呼出，一下撞开门，冲进院里，战友紧随其后。

　　“咔噔——”，几乎在同时，院里的灯灭了，四下一片漆黑。

　　有人拉电闸。不等郑光达反应，三四个酒瓶瞬间飞过来，郑光达伸手去挡，左肘重重挨了下。紧接着，屋里冲出五六个黑影，与郑光达和队友扭打起来。

　　郑光达身高1.9米，散打国家二级运动员，三两下制服几人，拿出手机一照他们，正是之前锁定的几名嫌疑人。

　　战友将几人按住，郑光达打开房门，平房里堆着几箱白酒，地上散落着包材和尚未灌装的空酒瓶。人赃俱获。

　　郑光达是支队三中队队长，2022年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他2006年从警，当了5年特警后，成为一名食药警察，一干又快12年了。

　　“我觉得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每一粒米、每一粒药，都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郑光达性子急，敢啃硬骨头，是支队的急先锋。或是因为经验丰富和过人的身体素质，即便身处险境，他也总能化险为夷。

　　除了经验与抓捕技能，沉着严谨的分析能力对“食药警察”同样重要。支队四中队队长张亚利就长于此道。

　　2019年，张亚利和徒弟秦向铭赴贵州某地调查一个制售假酒窝点。多次跟车后，两人发现，嫌疑人驾驶的面包车常常在半夜12点左右驶进一座深山。

　　两人初次进山时，在当地租了一辆车，请司机做向导，开车带他们探路。山路崎岖，遍地石子，路两侧长满灌木和野草，“一路全是急转弯，岔口多得数不清。”地图上不到3公里的路程，开了将近一小时。

　　张亚利考虑，山里地势复杂，深夜开车极易被发现。其次，山中多是本地人，白天进山探路也可能暴露目标。最终和秦向铭商议后，两人决定，徒步进山探路。一人负责在高处查看汽车行进路线，另一人负责在汽车驶过岔口时继续向前跟进。

　　夜里，山里温度低，能哈出白气。张亚利拿手机照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深处走去。到了岔口附近，他安静地蹲在草丛中，四周只剩风吹过树叶的簌簌声。

　　“我们一个岔口、一个岔口地往前探，第5天夜里，终于找到了窝点。”张亚利笑道。

　　整场调查持续了17天，最终，在公安部协调指挥下，北京警方联合多地警方和多部门开展统一行动，这个横跨北京、贵州、山西、湖北四省份的特大生产销售假酒包材、灌装假酒、销售假酒的全链条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警方刑事拘留52人，查获假酒包材500余万个（件），已灌装的假冒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21000余瓶，现场案值5000余万元。

　　“这就叫打蛇打七寸，支队的任务就是摸清整个犯罪链条，一锅端。”张亚利说。在支队看来，办案的终极目的不是抓人，而是让这个领域变得更好。“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击一案，震慑一批，净化一域。只抓卖假酒的一两个人没用，那样也可能会打草惊蛇，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人逃避打击。”

　　更新迭代

　　与不法分子比赛学习

　　2018年，北京市西城区某医院旁边的过道上，三四个拎着手提袋的中年人，各自拿着一沓卡片，不停地伸手递给刚开完药、走出医院的人。

　　大多人头也不回地走开了，但也有人看完卡片，留在原地和中年人攀谈起来，不一会儿就把手里的药递了过去。收药的中年人熟练地接过，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递给对方。

　　十多米外，支队五中队副队长薛冰峰正注视着一切。这是个低价收购医保药的团伙，他们用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购进大量经医保报销后的药品，再大量转手倒卖。

　　“他们的反侦查技术在不断提高。当场抓人很难留下证据，这些人定期清理交易和聊天记录，甚至只用现金。”薛冰峰摇了摇头。

　　进入总队前，薛冰峰是一名巡警，每天在街面巡逻震慑犯罪的经历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看人先看眼，一个人心里有事，眼神就飘忽不定。”

　　这双火眼金睛常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另一场查处行动中，薛冰峰和执法人员在嫌疑人家中查获价值约5万元的药品，但并未找到进出货的关键证据。

　　薛冰峰留意到，嫌疑人总不时瞟向身旁的桌子，上面有个翻开的本子，敞开的那面一片空白。

　　嫌疑人伸出手，打算趁人不备快速地拿起本子。几乎是本能反应，薛冰峰蹦起来，“啪”地按住了那只手。薛冰峰翻开本子，原来卷上去的另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药名、出货量和出货时间等信息。

　　账单上记录的交易额约6万元，加上现场查获的待售药品，总价值超过10万元。

　　后来薛冰峰才知道，嫌疑人在他们来之前，正好在清理账单，“他把其他的全撕了烧掉，刚好忘了撕那一页。”

　　不是所有的不法分子都那样“粗心”。面对不断进化的作案手段，有时火眼金睛也难派上用场。秦向铭向记者展示了目前制售假酒的“高端”技术——不法分子购买正品酒，想办法将真酒抽空后，最后将劣质酒灌进瓶子。

　　作为几乎是食品领域“最来钱”的犯罪手段，假酒的技术已“迭代”多次。

　　“你在学新知识，他们（不法分子）也在学，而且学得不比你慢。”秦向铭感叹。

　　比制售假酒花样更多的，是有毒有害食品案件。那些打着“减肥”“壮阳”等旗号的食品或保健食品，常常通过添加违禁药物，来达到其宣传的效果。

　　例如有的减肥茶中会添加西布曲明。“这是一种食欲抑制剂类药物，经常服用会对心血管等带来严重危害。”秦向铭介绍。

　　秦向铭在硕士期间读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成了地铁里的一名民警，在地铁站里处理日常的群众求助。他帮末班车乘客寻回过落在车厢里的钱包，也劝和过地铁里发生言语冲突的群众。

　　但他一直没放弃对化学的热爱，2017年通过北京市公安局遴选正式成为一名“食药警察”。如今，“西布曲铭”成了他的微信昵称。

　　检测定性

　　食药警察的生命线

　　“不法分子贼着呢，他们通过更改成分、结构逃避打击。”主管支队快检实验室的民警肖乐乐说。

　　张亚利曾为证明一种未收入违禁目录的化合物的危害性，查遍了网络上的学术文献，翻看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报道，又联系到几位专家学者进行讨论。最后，他将相关信息汇编、撰写成书面材料存档，以便未来遇到同类案件时，支撑案件的依法办理。

　　肖乐乐与秦向铭相似，他本科、硕士期间攻读生物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警察，分配到天安门地区分局，一年四季都在天安门前站岗巡逻。五年后，环食药旅总队决定筹建快检实验室，由于缺少专业对口人才，肖乐乐通过遴选，进入总队。

　　谈及成立快检实验室的原因，支队副支队长王安说，“食药警察有‘三难’，发现难、检测难、定性难。传统的盗抢骗等刑事犯罪，造成的危害性一目了然，但食药领域的犯罪危害性更多是长期的、隐形的。”

　　他告诉记者，“如果嫌疑人在食品中添加了违禁化合物。从证据上讲，我们应当对添加物的成分进行检测鉴定，但成分检测的时间比较长，给案件侦办和定性带来一定程度影响。”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支队接到举报线索称，有人购买了一批口罩，却发现口罩质量有问题。当时带队调查取证的张亚利告诉记者，“那是一批假口罩，材质是无纺布，应该用熔喷布。无纺布没有吸附性，戴了跟没戴一样。”

　　张亚利调查后发现，这批问题口罩经层层转卖而来。尽管口罩“薄得像一层卫生纸”，但也要通过正规检测证明口罩是假的。“医用口罩属于医疗器械，必须有相应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才能在证据层面上证明它是假的。”

　　彼时，找到一家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比较难，张亚利通过打电话、上网搜索，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终，一家江苏的机构满足条件，为这批口罩做了检测，并认定该口罩为假劣口罩，5名嫌疑人被抓获。这是支队成功破获的新冠疫情期间，北京的首起不符合标准医用口罩案。

　　这次办案经历，也间接推动了快检实验室的组建。“快检实验室就是先对涉案物进行初筛，先对涉案物进行初筛，既提高效率，又节约成本。”肖乐乐介绍，2021年底，快检实验室建成。

　　如今，肖乐乐对快检实验室里的相关操作已经轻车熟路，“像在大学里的实验室。”肖乐乐告诉记者，快检实验室建成近一年来，一天最多接到十多个样本。“样本多是有毒有害食品，比如减肥药、壮阳药等。”平均检测时间大幅压缩。

　　检测效率的问题解决后，食药警察们又提出了新的想法。郑光达想设计一款内部软件，供全国食药环侦的战友们互相学习办案经验；肖乐乐在研究最新的食药案件判例，学习各地食药警察的检测取证技巧；张亚利、秦向铭和薛冰峰又开始着手新的线索与案子。

　　“每个案子都是场遭遇战，敌人永远不会等你准备好。” 秦向铭说。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