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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狂飙》

导演徐纪周:不是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从中勾勒时代

2023年02月02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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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纪周在《狂飙》拍摄现场。A12-A13图片/受访者供图
《狂飙》拍摄现场。
《狂飙》拍摄现场。
《狂飙》拍摄现场。

  2月1日,扫黑剧《狂飙》收官。

  作为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狂飙》自开播以来拿下收视、口碑双丰收的好成绩。

  不同于以往扫黑剧,该剧选取2000年、2006年、2021年三个时间节点,在正叙、倒叙交叉的庞大叙事中,讲述以安欣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跨越二十年的激烈较量。

  “扫黑除恶常态化,反映了我们国家、我们党刮骨疗毒、自我革新的决心。”1月31日,《狂飙》导演、编剧徐纪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狂飙》其实是描摹这2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狂飙突进的时代。京海这座虚拟二线城市20年的巨大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后的最大主角。”

  徐纪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年起从事电视剧创作,曾创作《中国刑警》《打黑风暴》《狙击》《永不磨灭的番号》等众多经典作品。

  创作初衷

  “不是一个表面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能从中勾勒时代”

  新京报:前几天你接受采访时说,“《狂飙》是可以刻在我骨灰盒上的一部戏,它完成了我多年以来的夙愿。”为何这部戏在你创作生涯中分量这么重?

  徐纪周:我一直有个“野心”,就是讲一个时间维度比较长的警匪故事。它不是一个表面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能从中勾勒时代,把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20年我所经历的时代之变、我对人性的感悟都揉进去,这是我最熟悉、感触最深的领域。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时,我收到邀约,就很快答应了。这是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为什么叫《狂飙》?其实是描摹这2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狂飙突进的时代。

  这部戏有安欣、高启强这两大主角,背后涵盖了从官员到基层百姓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鲜活社会,这是一条线。但京海这座虚拟二线城市20年的巨大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后的最大主角。

  京海是过去20年中国内陆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把我们认知的社会生态、权力架构、基层政治生态等等,都尽量放进去了,大家觉得比较新鲜。我和编剧朱俊懿都是北方人,原来的故事中京海更像一个二三线的北方城市。但在取景过程中,为了能展现三个时代的特点,同时在视觉上与以往作品区分开,我们一路走到了广东。作品中穿插了广东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给戏增加一些亮点。现在出圈的肠粉、饺子、猪脚面等,都是广东地域特色,观众也抓住了这些点。

  新京报:这部戏的内容呈现时间跨度20年。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时间跨度?

  徐纪周:20年的时间跨度,如果完全拉长的话戏就容易碎。我就把一部戏当三部戏来拍,选择了2000年、2006年、2021年作为时间节点,这三个阶段有代表性,让我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篇幅去展示人物成长和人性的复杂。

  第一阶段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奥成功,这一时期我国治安环境较为复杂。我当时拍公安纪实片,看案例触目惊心,但主要是好勇斗狠的暴力犯罪。这个单元的代表是徐江,比较张扬,好勇斗狠,像港片中的古惑仔。全世界也这样,经济高速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治安问题,遇到问题草莽对草莽,用粗暴手段解决。

  第二阶段是2006年一系列土地调控政策出台,这一时期频发案件的特点之一是钻土地调控政策的空子,从中寻找缝隙、攫取巨大利益。那时的极端犯罪大多与拆迁有关。这个单元设置莽村拆迁事件,是很多城市城镇化的缩影,从村委会到拆迁公司再到基层执法队伍,各方利益犬牙交错。通过莽村拆迁告诉大家为什么黑恶势力能形成,为什么扫除黑恶势力那么难。

  第三阶段就是2021年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开始。

  这三个时间节点,既有宣传上的考量,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治安工作的特殊性。

  扫黑除恶常态化

  “反映了我们国家、我们党刮骨疗毒、自我革新的决心”

  新京报:你认为这部戏最大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政法部门是如何支持的?

  徐纪周:作为一部讲述扫黑除恶和刀刃向内的政法题材剧,我们展示社会灰色负面的东西可能比其他戏比重会大一些,因为要让大家明白黑恶势力从哪里来,为什么要终结它。这可能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越了它的商业价值。

  中央政法委给了我们很多卷宗,也带我们做了很多采访。前期已经有扫黑除恶的戏播出,为了避免重复,最终定调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来创作。这部戏剧本打磨比较长,2021年9月26日开机,2022年1月18日杀青,其实剧本一直写到2022年1月5日,边拍边写,边写边改,就是要讲清楚为什么仅靠一轮扫黑除恶,是扫不干净黑恶势力的,为什么扫黑除恶要常态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黑恶势力都是钻着社会制度的空隙往上长。前边砍掉一波,下一波“小草”只要有空间就会死灰复燃坐大成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何杜绝?只能是扫黑除恶常态化。

  最开始对高启强的设定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开始就把他打掉了。既然讲扫黑除恶常态化,就对他在第三阶段的犯罪设置更为隐蔽。我们了解到的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比如,他通过建幼儿园、养老院,拉拢腐蚀基层公务员和退休干部;帮助旧厂街的邻居解决孩子上学、老人生病住院等问题,口碑很好,但作恶手段都扔给了唐小虎、唐小龙,出了事就与他们切割,给自己洗白。

  这样观众就认为很合理。强盛集团黑恶势力这么强大,为什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没有打掉,要到扫黑除恶常态化后打掉?这就牵出背后的“保护伞”。扫黑除恶,“保护伞”不是说打掉就能打掉的。片头有个镜头,一把伞下面的树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连根拔起很不容易,必须深挖才能挖出整个体系。所以说,扫黑除恶常态化,反映了我们国家、我们党刮骨疗毒、自我革新的决心。

  尺度把握

  “一定要共情,让大家相信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

  新京报:这两年扫黑除恶题材频出,这部戏是如何拍出新意的?

  徐纪周:一方面是中央政法委的大力支持,很多案例对我们开放;另一方面,从中央政法委的相关领导到我们创作者,都在追求精品,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是创作自觉。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想讲述一个以两个人物命运为主线、时间跨度20年的警匪故事,把我20年的沉淀写出来,这不会受题材和外界影响。

  新京报:共情是这部剧的一大特点。你怎么看戏剧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尺度是如何平衡把握的?

  徐纪周:我们严格遵循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原则,核心就是人物具有社会性,让大家共情。警匪故事本身戏剧性、传奇性、奇观性就强,如果我拍摄时一味强调形式感、风格化,大家会觉得我看的是奇观剧,看个热闹,他不觉得这事跟他有关系。

  《狂飙》能有这么大社会反响,还是因为大家相信这些事情、这些人物是能在他身边发生、出现的。从类型来说,拍摄扫黑除恶题材跟其他的譬如缉毒题材不一样,因为黑恶跟民生贴得最近,对民生的伤害也最大。如果百姓投诉无门,直接影响的就是公权力部门的形象。

  既然要拍离老百姓最近的黑恶势力,那所有的人物塑造、从文本到拍摄一定要共情。张译、张颂文这些演员,有生活阅历也有这种自觉,他们做到了。

  有一次我听他俩聊天,张颂文说老徐的剧本是挺好的,大开大合地写,波峰波谷一浪一浪,但中间必须得有血有肉才能让人觉得这事儿不假,我们在戏里要做的就是把戏剧冲突特别大的部分,把血肉填充上。他们俩做得很好,很多戏来回拍好几遍。

  新京报:你最喜欢剧中什么戏份?

  徐纪周:安欣和高启强在剧中所有的吃饭戏,我认为最精彩。从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饺子,到最后安欣给高启强送断头饭。

  现实中,黑老大拿枪指脑袋、把人摁在地上的极端情况很少见。中国人情社会正常的生活状态就是有事情了坐下来谈,在饭桌上解决问题。吃饭永远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永远有其他目的。目的不一样,吃法不一样,表一层浅一层的意思也不一样。这部戏,安欣和高启强的警匪对抗没有简单粗暴的枪顶脑袋,都是一场场饭吃出来的,但每顿饭吃得都惊心动魄。这是中国人情社会的交往交流方式,但大家看的都是吃饭之外的玄机。

  人物设定

  “有高启强的映衬,才能知道安欣坚守初心多么不容易”

  新京报:安欣和高启强,一警一匪,你怎么看他们的选择?

  徐纪周:有影评说,“安欣是法治社会的代表,高启强是传统的利用人情社会的代表,他们两个的冲撞也是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冲撞。”我认为写得很好。

  安欣即“安心”,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高启强是机会主义者,他会抓到他能接触到的所有资源、人脉,无限放大化,不断给自己找机会。在人情社会,他这样的人如鱼得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把人情社会的这一套放到城市是行不通的,城市必须按秩序、体系、法治和公平的原则才能有机运转起来。

  他们是经典古希腊戏剧精神的写照,两人的人生充满宿命感,充满巨大的戏剧性逆转。两人命运互相映衬,屠龙少年最后没有成为恶龙,恶龙本来就是这样。命运这东西到了一定岁数自我体悟,就是不可知性和偶然性,这是古希腊戏剧精神的核心。

  到最后,安欣还是安欣,高启强还是高启强,根源还是他们的性格使然。安欣与高启强相比较,他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有其他不同选择,但他为何还是坚守初心?我觉得还是他骨血基因里的善良、正义感,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

  新京报:安欣现实中有原型吗?

  徐纪周:没有原原本本的原型,但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很多的,安欣集中了优秀干警的所有品质,比如忠诚、担当、善良等。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相较于安欣,有些过得更不如意。

  我们接触到广东一政法干部,34岁满头白发,跟安欣一样“轴”。扫黑跟缉毒一样,很残酷,对方会利用你所有软肋制约你。所以我们设计安欣是孤儿、未婚,没有家庭,我们屏蔽掉他所有的软肋。如果不这样,以高启强团伙的势力一定会把你这些软肋全打掉,攻破你所有的防线。

  我们了解到一个真实案例,这位政法干警从不收礼,很本分工作,但妈妈得疾病要进ICU做手术,医院告诉他没床位了,排队吧!这帮人知道了,打个电话,院长直接过来说赶紧进ICU病房,下周马上安排手术。不做手术妈妈就没了,正常人怎么抉择?作为一个法律捍卫者怎么抉择?我们如何做这道选择题?一旦建立关系,交往越来越深,关键时刻,他们说这事你拉我一把,作为政法干警,你帮不帮?这是很残酷的社会现实,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安欣是赤裸裸的安欣,是纯粹的、孤独的安欣,是有一种殉道精神的安欣,我们砍掉了他的所有软肋,不这样做安欣撑不了20年!他的徒弟陆寒,按安欣的方式去演练,被黑恶势力灭口了。必须有安欣这样的人物才能让这个戏立得住。

  但我把我们了解到的黑恶势力拉拢腐蚀政法干部的所有手段,放在了安欣身边人身上,包括曹闯、李响、张彪、孟德海,让大家引以为戒。

  新京报:怎么看高启强这个角色?

  徐纪周:很多观众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很强的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欲望,大家带着慕强心态去看。高启强深谙人情社会、中国基层生态的所有法门和人性的所有弱点,有高启强的映衬,才能知道安欣坚守初心多么不容易。

  新京报:剧中不同职位的人,说话各有特色。对于官场语言,有特别考虑吗?

  徐纪周:话永远不能直着说,点到为止。比如赵立冬的秘书跟高启强说,现在有好多人给领导找麻烦,你要是能解决领导的麻烦,领导也能解决你的麻烦。高启强把这话点破了,秘书就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开玩笑逗你呢!”感觉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你自个猜去。他们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剧中我们尽量往浅白了说,但我希望每个阶层不同人物各自特点,每个生态都能展现出来。这批老戏骨现实生活中接触得多、观察得也多,塑造官员形象很自然。

  好作品标准

  “好作品一定是对当下的时代社会生活有所描摹”

  新京报:20年前你拍了《打黑风暴》,时隔20年拍同题材《狂飙》。有哪些不同?

  徐纪周:从个人心境来说,现在回望,我就像剧中开篇的白发安欣望着游泳池,回忆20年前他还是一个青涩的刑警在捞尸;高启强回到旧厂街菜市场,看到邻居买鱼回家给儿子做饭,一个穿着打扮跟他一样的小鱼贩在高声叫卖,他走过去看看自己当年的那把躺椅。

  往大了说,“打黑”“扫黑”一字之差区别很大。当时的打黑基本上就是打击街上地痞流氓,像《征服》中嚣张跋扈的刘华强。刘华强如果没有被打掉,今天可能就是高启强。高启强与权力越近、越往上走越隐蔽。这可能就是20年的变化吧。

  新京报:《狂飙》热播,《孙子兵法》脱销。你如何看这一现象?

  徐纪周:我最开始安排让高启强读《穷爸爸,富爸爸》。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00年,我们宿舍好多人在看《穷爸爸,富爸爸》,就讲怎么发财的,是当时的畅销书,张译也建议这本书。后来道具没找着,我说那高启强就主要看《孙子兵法》吧。现在这本书脱销了也挺好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新京报:《狂飙》收官,你觉得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徐纪周:远超预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去拍这样的题材,我希望除了给大家留下一个精彩故事外,还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观察,好作品一定是对当下的时代社会生活有所描摹。我也想给其他创作者一点启发,把故事讲得更深更广,让未来的人看到中国这一特殊阶段的时代特色、社会土壤和人生百态。

  新京报:下一部剧会拍什么?

  徐纪周:还是拉开时间维度,讲一部关于谍战题材的时代三部曲。

  新京报记者 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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