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以文学之“轻”面对生活之“重”

　　2022年的末尾，五条人乐队的仁科为读者带来一部《通俗小说》，收入55个短篇。仁科似乎并不拘泥于小说的形式，他笔下的叙述者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以一种轻松、平和的姿态侃侃而谈，有时戏弄一下读者，也偶尔自嘲，讲到起劲的时候，还会爆粗口。然而，这些看似散乱的短篇却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主人公及其生活轨迹：他曾住在广州的城中村，为了生存，卖过盗版书，送过外卖，发过传单，虽然贫穷，依旧有趣，是个电影爱好者，也对吉他感兴趣。跟随他的视角，可以窥见拥挤、肮脏的城中村所暗藏的一些或荒诞或传奇或神秘的人事，而这些或许也只是他的胡思乱想。奇妙的想象、忧伤的梦境也会加入他并不可靠的回忆叙述中，时序错乱，人事逐渐模糊，这正是主人公的日常。

　　“现实主义战胜浪漫主义”

　　仁科的小说语言简练、直白。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视角，走出出租屋，在城中村游荡，快餐店、烧烤档、破旅馆、发廊和士多店等一一映入眼帘。叙述者仿佛一架摄影机，不动声色地呈现他的生活与环境。可以注意到，小说的叙事经常是通过空间的转换、衔接展开，而小说不多的描写也主要关于空间和物品。这就使得小说语言偏视觉化，像电影般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具象化展开，一目了然。

　　作者是如何将不同文本中的人事和场景呈现为一种有机的日常呢？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人物虽身处城市的不同角落，却可能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事件。在《地球仪》里，“我”在快餐店吃饭到一半，突然断电了。在《梦幻士多店》里，“我”闯入一个放着电视的空房间，想到电视机之所以没关，“也许跟刚才短暂的停电有关”。无论是《人性的弱点》里的阿兄和科仔，还是《明天太阳会从财富广场升起》里的“我”和小明，都听到士多店正在播放《明天你是否依然喜欢我》。不同小说里的人物通过共享同一事件、同一现象而关联起来。作者笔下的人物，在不同的小说里相互串门，不同的人物也会出入同一个城市空间。作者将这些细节编织进不同的文本，由此把散落的人事和场景联系起来，构造出城中村的日常。有时叙述者还会在主人公的经历之外插入其他人的故事，如在《打兔子》中，即使面包店已消失在小东和小陈的视野里，叙述者依然讲述了面包店的故事。这种由主人公的视角辐射开来的叙述，仿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镜头语言，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

　　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常常罗列一些物象，仿佛人物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都乏善可陈。在《人性的弱点》中，阿兄和科仔走在城中村，小说先是写：“城中村里一股霉味，阿兄和科仔穿过一元店、长话超市、成人用品店、私人诊所、麻辣烫、烧烤档、水果铺、糖水铺、蒙娜丽莎发廊、报刊亭士多店。”无论是城中村，或是家乡的县城景观，再到室内布置，作者用一系列的物象呈现客观环境。接下来，作者沿着阿兄和科仔的视角观察城中村。在同一段落的末尾，作者又写：“阿兄继续带着科仔穿过人群嘈杂的街道。每家店铺摆放的货品都溢了出来，占了半条街，使得原本窄小的街道更加窄小，一元店挨着糖水铺，士多店门口放着一个关东煮，成人用品店粘着私人诊所，麻辣烫隔壁是烧烤档，烧烤档过去是水果摊，过了报刊亭就是十元店。”作者再次介绍了城中村街道的布局，在重复中又有变化，而这一次是融入了过路人的视角。段落开头的叙述，仅呈现空间的物理存在，而街道的拥挤则是从过路人的体验而言。作者惯于用节制、简约的笔法勾勒人物的生活及其生活环境，使其显现为司空见惯。

　　在工地罢工时，小东和小陈无聊到买兔子来“打猎”，现实的“沉重”就此卸下。但结尾处的两声枪响，又好似声音蒙太奇，暗示着某种不幸。对于底层生活，作者不渲染苦难，不表达同情，也不赋予意义，以“轻”的姿态介入其中。另外，作者还喜欢运用不同的视角、逻辑看生活，偶尔会经由主人公的梦境和“胡思乱想”制造一些童趣、浪漫和诗意。在某一刻，阳光从云层的裂缝射下，“我”看着阿珍，阿珍看着“我”，爱情正在发生；落魄的许昌龙在湖边洗脸，却望见对岸有人骑着一匹马走过。正像那条冰冻的巴浪鱼最后一次飞跃，“去到了别的巴浪鱼所到达不了的高度”，作者的想象力有时让日常别有趣味。卡尔维诺说“轻”需要一种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此时的“巴浪鱼”正是接近于轻的形象。

　　然而，就像生活对爱情的嘲讽，文身师在刺繁体“爱”字时，故意少刺一撇；年轻的小伙子喝多了躺在路边，却被误判为杀人犯，出狱后已是地中海大叔，生活不是电影。整体而言，巴浪鱼只能享受一秒的自由，终究是“现实主义战胜浪漫主义”。

　　“一半靠表演，一半真情流露”

　　化用五条人乐队的歌名，仁科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半靠表演，一半真情流露”。此处所谓“表演”，指作者在创作时的一些匠心。仁科的写作，看似率真，几乎不假思索，但在一些细节处仍能捕捉到作者的“表演”。

　　在《梦幻士多店》这篇略带神秘色彩的小说里，叙述者“我”打开士多店内隐藏的门把手，走进一个粉红色的世界。从士多店的陈设到隐秘房间的布置，以及“我”如何跟随一位少女走进她的出租屋，一路的所见所闻在作者笔下具体、细致地展开。如此具象化地呈现人物的所见所闻，给读者一种如同亲历般的真实感。然而，在小说的最后，我再次走进士多店，将门打开，隐秘房间内只剩“墙上一个金属的塑料钟”，小姐们和女明星的海报全都消失了。一切如梦似幻，仿佛“我”此前的经历只是个人的想象。那少了一包的泡椒凤爪，却像是烂柯人手中腐烂的斧柄。此时，这种具体到“泡椒凤爪、酒鬼花生、香辣鱼干”的叙述，其“别有用心”方才突显。

　　有时作者会营造叙事的圈套。在《火影忍者和蜘蛛侠在街上派传单》中，蜘蛛侠告诉“我”，士多店那边来了一个大美女销售员。“我”因为老被蜘蛛侠骗，不太相信他的话。果不其然，士多店新来的售货员并不是大美女，但称得上是个小美女。此时，谎言已经落实，读者的戒心也随之放下，天真地进入了“我”的故事之中。直到小说最后，“我”才点明所谓“小美女”以及和“小美女”的对话也不过是我的构想，士多店坐了一个大妈。蜘蛛侠骗了“我”，而“我”也骗了读者。

　　作者还擅长以看似多余的笔触去贴近生活。在《红城快车》这篇小说中，当回忆贝雕厂时，叙述者“我”提到，“没有招牌，没有LOGO，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至于县城里头的哪个酒吧，“我”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叫“蓝月亮”还是“超越”。这种对“没有”或是“遗忘”的强调，对情节的推进不起作用，看似很多余，但我们日常的记忆正是如此。

　　在仁科的小说中，我们总是可以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场景。有时他通过戏仿电影情节，解构浪漫和传奇。《文身店的爱恨情仇》初看颇有王家卫的风格，但不可以乱来的爱情被乱来了。电影爱好者“我”在城中村的桑拿城，想象电影里的杀手一丝不挂地走进淋浴室。有时小说里的叙述者会跳出故事的通常逻辑：女友阿珍给“我”留下一张写满诅咒的字条，“我”却在意“她的书写逻辑混乱，还有错别字”；杀人犯走进沙县小吃要了一笼蒸饺和一碗拌面，吃完后付钱走人；因为一点无聊的口角，古惑仔一刀捅死了一名歌手。或许在仁科看来，这些反逻辑的“意料之外”，正是生活。

　　正像演员打破“第四堵墙”， 叙述者偶尔也会告诉读者自己正在“表演”。在《老鼠和啤酒妹》《情书》和《鬼故事、八哥鸟、索菲娅，还有一条蛇》等篇目中，叙述者都在故意暴露小说的虚构性。这种元叙事策略并不新奇，但仁科似乎是以游戏的心态玩转“元叙事”，而非试图让小说通向某种意义。

　　这些表演性的叙事策略，让仁科的小说多了一些趣味，尽显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和想象，与此同时，那些“真情流露”的部分更能触发读者的感知体验。在《烩面和蟑螂》这篇小说中，“我”和阿孙骑了很远，骑到晚上，就为了吃一碗他推荐的河南烩面。作者写道，当发现碗里有一只蟑螂，“如果是平时，我会让老板给我换一碗，或者退钱。但那天，我只是把那只蟑螂夹出来放一边，什么都没说。”这个微小的行为，不动声色地传达出我对阿孙的友谊。

　　总体而言，这部小说集与其说是通俗，不如说是“轻”。不知是否受到卡尔维诺影响，仁科的小说，无论是在语言、结构、内容和情感上，都在消除重量。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对“轻”的探索，以“轻”的姿态观察现实，认识生活。或者以轻的方式面对生活之重，正是仁科的生活态度。

　　□何明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