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法定婚龄”不是提高生育率良方

　　■ 观察家

　　需多方努力、多措并举，方能有效缓解育龄人群的生育焦虑、切实提振社会生育愿望。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

　　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

　　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

　　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年轻人的婚育模式已经转型到极晚婚极晚育的模式。全国已有多地公布的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晚婚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到了18岁就早婚的人口少之又少，而且早婚也未必早孕早育，只是在理论上提供了多生多育的可能性空间。

　　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已经出现了以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为主体的低生育文化，决定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促进生育，无疑也是对此严峻现实的积极回应。但是，要提高我国社会生育率，仍需针对我国目前主要面临的不敢生、不愿生、不能生情况，切实有效进行分类施策。

　　“不敢生”的原因是怕养不起、养不好。这需要降低婚嫁、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国家和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给予补贴。“不愿生”主要是指生育意愿低下。为此，需要传播积极的种族繁衍文化和多样化适度生育文化。“不能生”则主要是指不孕不育症、人工流产等生殖健康问题。为不孕不育症患者提供优质的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也因此有其现实意义。　同时，也应纠正无痛人流的误导，设法降低人工流产比例。

　　总之，生育既是家事亦是国事，面对人口负增长的严峻现实，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一个应对尝试，但更需多方努力、多措并举，方能切实提振社会生育愿望，确保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