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救援队土耳其九日

　　帽子没能压住凌乱的头发，黑眼圈把人的疲惫感衬托得更重了。

　　“历时9天，对87幢建筑进行了搜索评估，排查总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共营救被困人员6人，搜寻遇难者11人。”2月17日傍晚，首都机场，中国救援队被人群和掌声包围，副队长赵洋站在中间，高声汇报着中国救援队在土耳其的救援成果。

　　因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7.8级地震，应土耳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中国救援队赴土耳其实施国际救援。按照统一部署，北京时间2月7日下午，应急管理部派出中国救援队82名队员携带救援装备和物资前往灾区。

　　在地震灾害最严重地区之一的哈塔伊省，印有“中国救援队”的蓝色帐篷拔地而起。队员们在废墟之间，寻找幸存者的踪迹。严寒未能阻挡他们，几乎在落地的第一刻，他们就持着生命搜寻装备，在余震中往更深处走。

　　在现场救援九天后，82名救援队员扛着“中国救援队”的旗子回来了。飞机降落首都机场，他们仍然穿着橙黄色的救援装备，身体和衣服都完好无损，只是脸上难掩疲惫。撤离营地前，他们将物资留在了灾区，只把一脚尘土带回了国。

　　去离灾区最近的地方

　　通过网络，灾难现场的画面快速传播至全球。

　　没有任何征兆，地面突然开始摆荡，建筑物在剧烈摇晃中倒塌，钢筋水泥四分五裂，一砖一瓦在触地时瞬间粉碎。裂缝割裂了马路，沿着震中伸向远方。一些房屋突然着火，各种物品如下雨一般从空中随意跌落，人们惊叫着狂奔到空旷地带。

　　“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几乎在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王墨就意识到，“队伍可能要出动了。”45岁的王墨是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也是中国救援队的成员之一。

　　中国救援队组建于2018年，是直属于应急管理部的国家级应急救援机动力量，也是我国第二支重型地震灾害救援队伍，主要承担地震及地质灾害、洪水、台风、冰冻等自然灾害事故救援，以及其他涉及国计民生的突发事件跨区域、跨国境救援任务。

　　王墨说，按照要求，这支队伍始终处于24小时备勤的状态。

　　不出所料，很快，一支82人的队伍就组建起来，他们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应急总医院的人员组成。

　　此时，队伍已经和联合国、土耳其方确认完毕。根据国际长途及需要包机的情况，在此次救援行动中担任副队长的赵洋说，中国救援队在一小时内确定了方案，五个小时内完成了队伍组成，确认了此次所需要的搜救装备和物资。

　　2月7日16时，82人已经穿上橙黄色的救援装备，背着厚厚的装备包，站在首都机场等待出发。出发前，他们就已被分成三个模块，分别负责现场搜救、医疗救助和后勤保障。

　　他们的右胸口处贴着一个“INSARAG”标识。这意味着，这是一支通过了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伍能力认证的队伍。2019年，他们在模拟8.0级地震的情况下参与了一个长达40小时的模拟救援，经过了137项测试，最终通过了联合国派出专家组的认证。

　　天色渐暗，停在机场的两辆白车等待已久。队员们排成长队，将一箱箱物资挨个儿往前传送。能保证14天正常生活的物资，加上雷达探测仪、视频搜索仪等救援装备，一共有21吨重。

　　这两辆白车是临时可移动的安检车辆，可以让货物快速通过安检，直接转运至专机。这是机场为中国救援队开辟的绿色通道，和快速到手的公务护照一样，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救援队更快抵达灾难现场。

　　客机已在停机坪上等待。扛着一张红蓝相间的“中国救援队”旗子，牵着四只搜救犬，中国救援队出发了。他们将要飞往距离地震最近的阿达纳机场。

　　救出被困孕妇

　　土耳其时间2月8日凌晨4点30分，飞行了8000多公里之后，中国救援队抵达土耳其。没有任何停歇，刚装卸完货物，他们就乘坐大巴直奔震中。

　　地震的痕迹在眼前徐徐铺开。一边是呼啸而过的白色救护车，一边是冲向灾区的大型工程车辆和救援车辆。两侧的建筑物塌成了一块“饼”，没有规则地叠在一起。人们生活的痕迹被半掩半埋。

　　眼前的场景让王墨觉得熟悉。2008年，他曾作为消防力量前往汶川救灾，至今难忘当时的满目疮痍。有了狭小空间的地震救援经验，再加上携带了比当时更先进的生命搜寻装备，王墨和队员们对找到幸存者抱有很大的希望。

　　与当地对接之后，中国救援队前往受灾较重的安塔基亚进行救援。土耳其哈塔伊省灾害与应急管理部门建议中国救援队在两片区域进行搜索，一是安塔基亚奥达巴什街区的乌屋什木主街道，二是库炉顺卢大街。

　　然而，救援的难题很快出现在眼前。道路被架设了路障，对车辆进行分流。离灾区越近，道路越发狭窄，车辆挤在前方，队员们被堵在了路上。为了快速到达现场，他们最终决定下车步行。一路小跑近半个小时，还没抵达灾区，衣服就湿了。

　　2月8日18时许，中国救援队迎来了第一个营救任务。土耳其方面提出，在尼律塞尔住宅楼工作点，对一名被困孕妇开展救援。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他们希望具有联合国重型救援队资质的中国救援队提供支持。

　　王墨和队员们走向定位点，这幢原本有8层的居民楼已被“夷为平地”。听到人声，孕妇还朝着光亮处挥了挥手。“她很幸运”，王墨记得，席梦思等软体把坚硬的水泥从孕妇周围隔开，她被困在了楼房的夹缝中。

　　结构评估专家确认了救援行动的安全，队员们开始破拆。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夜幕很快降临，黑暗笼罩了废墟，唯有掩埋着幸存者的地方聚集着光。经过六个小时的营救，这名孕妇于2月9日凌晨1时30分被救出。

　　救护车开不进废墟，救援人员挨个儿排成长队，簇拥着孕妇往外挪。“小心！小心！”队伍里不时有人喊着，他们小心翼翼地踩在废墟上，等到确认自己站稳了，才敢把担架往外拉一点。

　　“谢谢你们每一位”

　　很快，时间就走到了“黄金72小时”之外。

　　每当太阳落下，气温就开始骤然降低。严寒增大了救援的困难，这让幸存者的处境更加糟糕。

　　中国救援队的队员们不敢休息。为了保存救援队的体力，行动队被分成了三支小队，当两支队伍在外搜救时，另一支队伍的队员可以在帐篷里补觉。然而即便是这样，每个人每天也就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后勤保障也有些困难。中国救援队驻扎的营地周边缺水、缺电、缺油。好在大使馆送来了柴油，营区才通上电，驻土耳其的中资企业、志愿者也送来了油料、毛毯等急需物资。到了后面几天，虽然一直无法洗澡，但队员们终于能喝上热水了。

　　营地的条件艰苦，但队员们顾不上这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跟时间“抢人”。每天，他们都戴着头盔，持对讲机在一幢幢建筑物前走过。他们还要拿着各种各样的生命探测设备，向废墟里探索。沙发、床垫的附近成了他们搜索的重点，有时情况存疑，队员们就用肉身往深处钻，由另一名队员在外面拉着他的腿。余震不断袭来，脚下时不时摇晃几下，好在这并没有让队员们陷于危难。

　　王墨记得，第六位幸存者是他们经历过最难的一次救援。2月12日上午，当地居民求助中国救援队，称一处5层居民楼废墟中可能还存在生命迹象。队员们经过探测，确认这名被掩埋的男子生命体征稳定。接近废墟时，王墨还听见了他的声音。

　　建筑完全坍塌了，两层楼板之间的高度本来有3米多，被地震压缩到半米左右，男子的腿被埋压，但身体并无大碍。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150个小时左右，有地震救援经验的队员们认为，能在严寒天气下撑这么久，已是一个奇迹。

　　凑近这名男子所在的楼板，救援人员听到他持续的说话声。王墨和队友们听不懂，不敢贸然行动。语言不通，是此次救援的障碍之一，这让队员们获取幸存者的准确信息变得更困难。为此，他们每次行动，都会有翻译随行。让队员们没想到的是，这名男子并非土耳其人，他说的是阿拉伯语。他提醒救援人员，他们一家三口都被埋在了这里，前些天，他和妻子、孩子还有过交流。

　　为了更快营救，中国救援队结构安全专家、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副主任王涛立刻开始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他认为，虽然楼板层叠挤压，但柱子会垫在梁下，形成一个60厘米左右的生存空间，有一定概率能救出他。王墨和队友们从两个方向同时对废墟进行破拆，为他清理出一条生命通道。

　　经过4个多小时的努力，这名男子被成功救出。救护车的鸣笛声盖过了现场的哭声。每当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王墨和队友们都会欣慰不已。

　　然而灾难总会有无情的一面。经过队员确认，他的两个家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这在营救过程中并非孤例。废墟之上，他们收到过很多现场求救，有一次还派出了搜救犬帮忙，在求助者的指定位置，搜救犬确实“汪汪”地叫唤了起来，然而经过探测，底下躺着的人已经没了气息。

　　中国救援队的另一名副队长李胜利说，2月16日，中国救援队接到应急管理部的通知，开始准备撤离。至此，中国救援队在土耳其的救援任务完成了。救援期间，累计共派出救援人员21批次，308人次，搜索评估建筑87幢，排查总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共营救被困人员6人，搜寻遇难者11人。

　　地震给土耳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为帮他们尽快恢复生活，临行前，中国救援队留下了生活物资和全部医疗物资。

　　2月17日傍晚，中国救援队归国。应急管理部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82名队员排成了一个整齐的队列。鲜花和掌声等候已久，人群将他们层层围住。

　　天色渐暗，一旁的照明灯早已竖起。白光直射82名队员，将他们一脚的尘土都照得清晰可见。相比九天前，他们的脸上还多了疲态。

　　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明·约南向前一步，朝着这个橙黄色的队列致意，“谢谢你们每一位。”

　　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 郑嘉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