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经世济民千弯百折不回头

　　姓名：厉以宁

　　性别：男　

　　终年：92岁

　　去世原因：因病去世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论民营经济》等。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

　　“我的理想是经世济民，社会繁荣百姓安居。”厉以宁生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昨晚，北京大学官网发布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时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老都是手写稿件，细密而清晰，为人平和可亲。”和厉以宁接触过的一位全国政协常委向新京报记者表示。

　　厉以宁曾在2015年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最近三十年来，我主要做了四件事：中国改革的思路一定要走明确产权的道路；中国怎么搞产权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改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非公36条，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关注贫困地区扶贫。

　　业内人士向新京报记者指出，厉以宁这代学者有两大贡献，“一是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教育，比如他和秦宛顺编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影响了应该是比我更早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二是倡导市场化常识，吴市场、厉股份等说法即源于此。现在都能理解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通过股份制来组织产权形式是高效也基本上是唯一能成立的方式，但当时提这一点还是有很大争议的。”

　　研究经济学超70载 一生坚守讲台

　　1930年11月厉以宁生于南京，他是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他还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曾获得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在内的多种奖项，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此外，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和北大结缘颇深，研究经济学超过70载。1951年7月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一手创办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祖国培养了很多高端金融人才、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即便满头白发，他也坚守在北大的讲台上。截至2月27日晚，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官网中，厉以宁还是全职教授。

　　早在2015年，有熟悉厉以宁的人士说，“他的行程安排甚至比年轻人还要满，几乎每天都有工作，简直是工作狂。”彼时，厉以宁已经是85岁高龄，还带博士生、著书、演讲、主持相关法律起草。

　　“厉教授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匪浅，为我在金融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厉教授言传身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克勤克俭，对我工作生活、为人处世都影响深远,”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撰文悼念恩师厉以宁时表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姝威撰文并表示，厉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改变着我。我有幸遇到厉老师，在我人生关键时刻，他引导我走上经济学治学之道!厉老师言传身教，让我在危机时刻，知道如何应对。

　　改革先锋“厉股份”

　　在世人眼中，厉以宁曾提出“股份制”理论影响中国经济决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厉股份”，同时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他也功不可没，因为首倡“非公经济36条”，被称为“厉民营”。

　　据了解，改革开放开始后，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类观点，“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厉以宁一直是后一类主张的代表。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企业，而这主要是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产权改革，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

　　对他的观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厉老师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尤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论。作为学生，我能感受到厉老师当时承受的压力。当时，厉老师用充足的论据和严谨的理论坚持己见，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刘姝威撰文称。

　　直到30年后，2009年11月，厉以宁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

　　彼时，组委会如此评价他的理论：“股份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系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03年，厉以宁的工作从全国人大转到全国政协，他同时也更加关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和团队调研后，他们提出“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革完善税制”等建议。随后，2005年“非公36条”正式对外公布，而2005年的春天，也因此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获得改革先锋称号，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厉以宁这代学者有两大贡献，一是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教育，比如他和秦宛顺编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影响了应该是比我更早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二是倡导市场化常识，吴市场、厉股份等说法即源于此。现在都能理解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通过股份制来组织产权形式是高效也基本上是唯一能成立的方式，但当时提这一点还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诗意人生”：缓流总比急流宽

　　厉以宁有一个业余爱好——写诗词。公开资料显示，厉以宁自幼就喜欢诵读古代诗词，1947年其创作出第一首诗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随后笔耕不辍，被众多同事和学生誉为“诗意人生”。

　　一位熟知厉以宁的学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厉老的诗词功底厚重。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厉以宁诗词曾被多家出版社所编辑出版，比如，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厉以宁诗词解读》；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厉以宁诗词全集》共四卷1416首，202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厉以宁诗词选》。

　　据了解，厉以宁的诗词创作，主要以生活、学习、亲人和友情为主题，从他本人上大学写起，一直写到他与夫人尽享天伦之乐，漫长一生中的大悲大喜，得意失意，都被他浓缩在一首首诗词中。

　　“诗词受形式的限制，篇幅很小，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寥寥数语中窥见作者的坚韧、上进、重情、旷达、平和、乐观，以及百折而不挠。”《厉以宁诗词选》一书简介中提及。

　　当年，为了纪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他写下：“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比如，1981年，厉以宁在游览四川青城山时作词，“洞穴深深好炼丹，迢迢千里献高官。贵人几个通灵性？道在是非一念间。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

　　该词的下半阕被解读为，“缓流总比急流宽”充分地表达了厉以宁的经济思想。厉以宁始终认为，改革，需要渐进；处理社会问题，重在疏导。“要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市场活跃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民心安了，民情顺了，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新京报记者 胡萌 张晓翀

　　■ 追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厉以宁一直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潮头”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轨迹？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

　　新京报：厉以宁教授深度参与并研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你认为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科做出了哪些不容忽视的贡献？

　　刘守英：厉以宁教授的一大贡献就是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进行理论创新。我们知道，经济学的研究不是“书斋式”的，它一定是要直面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同时做出理论化思考。同样地，任何理论和创新都不是孤芳自赏的，一定是要为国家的现代化做贡献。厉以宁教授长期关注的股份制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就属于这样的类型。厉以宁不仅关注和参与讨论这些重大的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问题，并且为此提供了理论化的阐释和学理化的研究。可以说，厉以宁一直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潮头”。

　　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转型所服务。因此，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体制时，厉以宁教授对推进经济学的学科现代化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京报：厉以宁教授曾说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能止步的，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中国要摆脱路径依赖，你按旧方法就待在这里了，迟早要被淘汰。你如何看待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判断？

　　刘守英：中国经济的主线，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改革一直是、而且一定是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依赖制度变迁来不断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转型。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中国发展的路径和它可实现的方案。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再完美的理论也需要有符合客观实际，需要能够解决中国最紧迫和最关键的问题。厉以宁教授通过长期观察中国经济重大变化中的制度变迁，给出了他的制度改革方案，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奠定了基石。

　　新京报：你认为参与经济方向相关工作、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后辈，可以从厉以宁教授的身上获得哪些宝贵的经验？

　　刘守英：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基于现实问题，结合学术理论和生活经验的沉淀，客观地对影响整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给出分析和建议，同时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如何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和成就为中国整整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树立了典范和标杆。这个标杆主要体现在：第一，经济学家一定要直面时代面临的问题，客观地分析并提供负责任的观点；第二，作为一种职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更多地要服务于国家，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步。

　　厉以宁教授以身作则，告诉我们经济学者不光是一个职业，成为经济学者还需要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经济学家需要通过经济学的视野，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观察和关照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然后务实地解决问题。厉以宁教授的一生告诉我们，经济学者一定要脚踏实地，一定要对中国国情了解。另外，经济学者还需要有国际视野，有客观的分析和负责任的态度，这样才能承担起作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