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读文化圈 一套国门外的汉字坐标体系

　　今年，日本《地历公民》的高考试题中把“科举”二字印成了“科拳”，引发中日网友们的一片唏嘘。如京都大学的汉学家阿辻哲次更是公开在网络账号中将愤怒的矛头直指出题委员。可见，在人文学科逐渐步入消亡的今天，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对于汉字都依然表示出乐此不疲的执着。早在1989年，阿辻哲次就曾感叹道，“目前，人们围绕汉字未来的命运，讨论得异常热烈，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微机处理、记录语言。那么，将来汉字怎么办？（《图说汉字的历史》）”其实，1986年日本首次以汉字为议题举行过一场研讨会，中日韩越学者共同就“汉字文化的历史与未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汉字的未来在历史的延长线上，”阿辻哲次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去践行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坚守汉字的命运。2003年，思想家子安宣邦也推出了关于其汉字论的专著，批判了在现代声音主义影响下，被很多日本国语学家奉如圭臬的本居宣长“汉字借来论”。子安将汉字理解为一种“不可回避的他者”，认为“作为与自身异质的他者排除出自身的领域。将自身存立中不可回避的他者作为异质的他者排除到自身的外部，就等同于同时在自身的内部幻化出一个相对的固有性（《汉字论》）”，对汉字在日本的意义加以了确认与强调。

　　2022年10月，汉学家金文京撰写了一部中文著作《汉文与东亚世界》，试着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种汉字的他者性，“中国人对近邻国家文化的最大误会，大概是汉字的问题。”书中着重对这种汉字的“误会”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阐释。“券卖机、书见、改札口、院宝藏、院书”，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各国见到的这些汉语词汇，对于身在国外的中国人来说或许有些奇怪，但却真实地体现出了同为汉字文化圈的各国使用汉字的参差不一、内涵与价值观的迥然不同。“围绕汉字的不同文化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观、国家观乃至世界观”，而“通过汉字、汉文的不同情况，来探讨东亚各国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就是本书的核心主题”。作者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并非自古就有，而是由日本学者河野六郎于1963年所提出。后来，才慢慢传到中国，其范围包括了不同的国家、地域及民族。

　　训读与汉字：东亚世界的内在歧异

　　作者金文京是一位出生在日本的韩国籍汉学家，长年研究中国的古典戏曲与小说等俗文学，其中尤其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而著称。或许正是出于其自身经历与研究对象的多元性视角，所以才能更为敏锐地捕捉到东亚汉字文化圈之中的复杂结构与政治内涵。他犀利地指出这种东亚文化圈从其伊始便已经隐含着矛盾。日本人在谈论汉字文化圈的时候，其实并不等于承认了中国的文化宗主权。而中国人在谈论汉字文化圈之时，却理所应当地认为汉字是中国的文字，认为近邻国家借用它，等于是受到中国文化的莫大影响。围绕汉字文化圈的诠释，中日两国之间便已经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至于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人，很可能否定自己属于汉字文化圈。因为一旦承认“同文”，接下来就是“同轨”。日本没有这个忌讳，才胆敢分庭抗礼地提出汉字文化圈这个概念。日本使用汉字已有千年，所以他们并不一定认同汉字仅仅属于中国一个国家。于是，便引入了本书另外一个对于中国人而言相对陌生的概念：“训读”。

　　该书的日文版于2010年问世，其实当时原书的副标题正是“训读的文化圈”。汉文是一种书写方式，当其传播到外国以后，难以像中国人一样原封不动地口头表达出来。因为中国近邻民族的语言跟中国的语系不同，当然，即使中国内部的部分少数民族也不属于汉族的汉藏语系，所以无论日本、朝鲜还是越南，都只能按照各国的不同语法习惯进行“训读”。比如日本，每逢动宾结构或否定句时，常常会把前后顺序颠倒过来，以适应日语的语序，并补充上相应的语缀及助词等，这便是日本的训读。正是因为训读的出现，才促使近邻民族，尤其是朝鲜和日本，很早就放弃了学习汉语的口头语言，能够得以去尝试利用自己的母语语系来阅读、书写汉文。金文京在书中颠覆了我们长年来对于汉字文化圈的自我想象，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在从汉文到训读的过程中，朝鲜和日本得以认清中国语言与本国语言之间的差别，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进而建立了与中国不同的国家观，乃至世界观。因为原书最初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而在大多数日本人眼中，训读中的“训”指的是日本。金文京认为日本的训读很可能传自朝鲜，并就训读与印度佛教在亚洲传播的关联与渊源进行了讨论，这也正是作者该书主要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训读并非日本一国所独有，书中在详细地介绍日本汉文训读的同时，也介绍了其他不同种类的训读法。此外，更是突破了地理上与时间上的限制，对“训”进行了破维度的全新阐释，即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多元化“训读”。比如，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学习英文的时候，会把英文的句子用训读来翻译；近代的中国人在翻译日文时，会将日文颠倒成中文来读；甚至现在的中国人在将古文翻译成白话译文的时候，由于古文与现代文的语法结构和语序差别很大，所以会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来进行解读。其中的原理，其实与训读的方法别无二样。这也正是古代朝鲜人在翻译佛经时所做的事情，即训读的起源。随着时间和地理上的变化与移动，“训”被赋予了不同的主体性与生命力。梵文可以被“训”为中文，中文可以被“训”为日文，日文可以被“训”为中文，英文也可以被“训”为日文，古文更是可以被“训”为现代文，这便是一种训读式的世界观。

　　从梵经汉译到汉经训读之发展，已经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对于古代日本的思想及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从“梵汉同祖”发展为了“梵和同一”的世界观。日本的镰仓初期起，悉昙学成为挂钩语言、思想、世界观的媒介。既然梵文、汉文、和文是同等的，那么整个世界应该也是由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和日本三国而组成，这就是日本独特的“三国世界观”。与此同时，日本神道中的“本体垂迹说”与梵和同类说一样，其目的无非都是借着印度的宗教权威，来试图给日语或是日本固有的神灵一个存在的证明，以抬高其地位。可以说，“训读”世界观之背后蕴含着一种对于中国的潜在对抗意识。金文京指出，其真正目的，便是借用印度，抵制中国，从而保住日本的国体。这种借助印度权威对抗中国的思想方式，也正是汉文训读的思想。

　　当然，如同汉文一样，在日本，训读也遭到过废止的命运。从江户时期的荻生徂徕、明治时期的重野安绎到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等人，都提出废除训读的主张，强调学习中文口头语言的重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这种训读的现象，开始显得与近代化的进程格格不入。当时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英国学者张伯伦声称“毕竟日语有日语的语序，英语有英语的语序，是众所周知的。唯独对支那不允许治外法权，置在权内，何耶？”从西方人的角度，将日本的训读与当时日欧间的治外法权问题加以揶揄，认为训读是一种奇怪的、难以理解的东西。而重野安绎将现代汉语口语的学习作为与当时的英语学习一样的“正则”教育，其废除传统的汉文训读的理由则或是出于一种“脱亚入欧”的考量。20世纪以降，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重野认为应该被时代淘汰的训读却一跃成为了代表日本精神、弘扬民族主义的手段。当时，很多军人会用汉诗来抒发忠君爱国的感情，但使用的却是训读的方法。可见，虽然日本的训读只不过是阅读、翻译汉文的手段，但是其演变史中穿插了佛教传来、国风文化、佛教、神道教，及西洋文明传入等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事件，不妨说，训读的历史便是一部日本的历史。

　　汉字背后的自我意识

　　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对朝鲜半岛，及近邻民族契丹、回鹘、越南的训读，及其国家观与世界观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最后，介绍了东亚各地的正规汉文与变体汉文，强调了即使在“汉文”内部，也存在着阶级性与多元性。东亚的文字不仅有男女之别、还有阶级、公私之别。纵观汉字文化圈的历史，可以观察到其从中国主导的单向流动到摆脱中国主导的双向流动的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韩国首都“Seoul”的翻译问题。一般来说，汉字文化圈的固有名词，通常在圈内基本书写时用汉字，但读音各异；圈外则优先本地发音，书写的文字各异。从“汉城”到“首尔”这一名称的改变，在汉字文化圈内部堪称首创，也体现了韩国想要摆脱汉字文化圈的强烈欲望。

　　日语版的原书结构基本相同，主要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了日本的汉文训读，第二章以朝鲜半岛与中国为例介绍了东亚的训读，而第三章则从汉文的书写为主介绍了东亚汉文世界的多样性，每一章逐步扩展，呈现出点·线·面的结构，以日本为起点构建了一张训读文化圈的大网。日语版结尾处写道，“近年来，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摆脱一国史观，对东亚文化进行综合性考察的尝试。为此，我们所理解的汉文，不应该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规范的汉文，而应该包括所有用汉字书写的文体，并且有必要去挖掘多种文体的样态与其相互关系。比起汉字文化圈，或许汉文文化圈的叫法更为贴切。”作者在原版的后记中提醒，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汉字文化圈”，在东亚并非一种共识。如韩国、越南等国家，对该概念表示出抵触。作者认为，近代之前，这块区域的确共用着汉字、汉文。但是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不同的是，其自我意识的强化并非通过意识到彼此的存在而实现，而正是缺乏这种“异文化的体验”。对于东亚而言，唯一能够称得上异文化的，或许就是印度佛教。因为当时没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联系，所以对东亚而言，印度是一个只能通过佛教来想象的国度。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取代了印度，成为了新的“异文化”，而当下的东亚，英语也逐渐成为了共通的语言。

　　其实，正如作者金文京提出的汉字文化圈的形成需要“通过意识到彼此的存在而实现”。这个意义上来讲，较之古代，当下这种相互较劲的东亚或许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字文化圈。一直以来，我们将汉字·汉文作为一种纽带、一种对于汉字文化圈中中国正统价值观的向心力，却忽视了与其并存的摆脱其正统价值观的离心部分。汉文与训读，便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的相抗衡的两种力量。而东亚的汉字文化圈，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制约与拉扯中得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思考东亚世界的未来

　　提到作者金文京，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就在中文版问世前一年，突然辞去了日本中国学会会长之职，并在学会志中正式发表了辞职声明（《日本中国学会报》2020年第2号）。而其辞职的直接诱因是因为中国的百度百科中“日本中国学会”的词条中，赫然写着“这个学会规模虽大，然而从它的研究实际成果来看，很难说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其实，这条扎心的评价，并非来自中国，最初源自东京大学的代田智明撰写的一篇《日本与中国学有关的学会和研究会》的文章（《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P212）。与对其的批判相比，身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代田教授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另外一个组织，“与这个学会（指日本中国学会报）简直同步，在1951年10月‘现代中国学会’也起步了。与前者不同，它以对古代中国的关怀作为本人的起点。在此条件下，研究古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假如同样具备这样的现代问题意识，也能够加入这个学会。”间接地批判了日本中国学会缺少一种现实关怀与现代问题意识。在此次推出的中文版中，金文京很明显地加入了诸多对当下世界的现实关怀，如对于“全球化”的思考、对于在东亚复制欧盟的质疑等现实问题的论述与观点。或许，这也是出于一种对于代田智明批判的回应。

　　在中文版中，为了便于中国读者更好地进行理解，作者在编撰时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些关于东亚汉字、汉文现状的介绍，删减了关于训读的具体论述。虽然中文版是金文京基于日本版的基础之上撰写而成，但作者自己在自序中写道，与其说是自己翻译，不如说是等于写了一本新书。通过比对两个版本，我们可以感受到时隔十二载，作者金文京对于汉字文化圈的理解与思考也发生着变化。值得吟味的是，中文版的封面是一张摆满了汉字的印刷铅活字，并没有印上关键性的“训读文化圈”这一副标题。拆掉封面，才能看到硬封皮上用日语印着的“訓読の文化圈”的字样，无意中也契合了汉文·训读互为表里的一面。与日文版不同的是，中文版采取了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全书论述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于当下的矛盾与未来的前途也表达出了作为汉学家的责任感与不安：“我们应该要走哪一条路？没有答案。因为走哪一条路，都前途难卜。确实，此间的我们就站在歧路上，但正是因为前途难卜，才应该回首看看走过的路，要从不同角度好好地检点，加以反思，以便选择可走的路。汉字和汉文的问题，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汉文文化圈·训读文化圈，东亚各国的汉文与训读背后有着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属于不同的汉字坐标体系。但也正是“训读”中孕育的这种与汉文相互扞格的异质属性，才能实现汉字文化疆域的突破，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汉字文化圈以新的生机。

　　□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