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在“路上”创作，讲究千人千面

　　综艺《我们民谣2022》日前在爱奇艺收官。没有众说纷纭的热搜话题，鲜有破梗出圈的音乐故事。但对于看到节目、听见民谣的观众来说，似乎想起了内心中那一丝说不清的，关于自我的故事。为什么看似简单的旋律，能打破社会叙事的繁重包裹，触碰到个体的情感和灵魂深处？民谣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浮躁快速的时代，怎么唱民谣“不变调”？

　　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音乐人、“民谣在路上”“新乐府”创始人卢中强。他回忆起创立“十三月”唱片，签下万晓利、马条、川子等诸多民谣音乐人，开启“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的故事。

　　民谣是个人的，千人千面

　　民谣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于众多研究学者的笔下各有论断，在此无须赘述。就大众认知角度简单而言，中国民谣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文艺消费化时代到来之际。青年人接受了来自海内外流行文化的熏陶，开始产生多元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渴望自主、独立、平等。而大学校园更是充斥着理想主义色彩，也成为当年先锋性文学、绘画、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其中，“校园民谣”便是萌芽于此。

　　众多民谣音乐人形容，当年的校园民谣主要是写给女生，有着青年对爱情、理想最肆意的表达，不会承载太多深刻的主题。“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其中以郁冬、老狼、叶蓓、高晓松、小柯等作为代表人物，其经典歌曲《同桌的你》《青春无悔》《冬季校园》等至今依然被反复吟唱。

　　但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校园时期的纯真理想被残酷现实冲淡，流行音乐所产生的大众审美以及对通俗文化产生的从众心理，都令个人化、情感化、校园氛围浓重的民谣迅速瓦解。曾有人评价，民谣在千禧年之际只能夹缝中生存。

　　可例证的是，2000年后涌现的民谣歌手，大多都带有鲜明的生活印记，同时具备强烈的社会属性。例如四海为家、漂泊不定的游吟诗人周云蓬，辞掉工厂工作来北京“流浪”的万晓利，从克拉玛依远赴北京追梦的马条，在北京琴行打过工，做过保安、保洁的小河……当年位于北京三里屯的“河”酒吧，曾是这些北漂音乐人的“乌托邦”。大家每周聚在一起玩音乐，一个人在上面唱，几个人在下面伴奏。

　　这些年，民谣市场出现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你找错了地方》《不会说话的爱情》《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等歌曲。在延续个体关怀的同时，更具人文气质和群体观照。

　　“民谣，我觉得称它为行走的歌谣、行走的民歌都是准确的。但我更愿给我喜欢的这些民谣定义为独立音乐。”在卢中强看来，独立音乐和流行音乐根源性的区别在于，流行音乐鼓励千人一面，但独立音乐是“千人千面”， “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你在音乐上的天分、技术或者思考，综合形成你在音乐上独立的辨识度体系。这个体系里，除了蕴含整个音乐之外，它还要蕴含价值观所建构的人文体系。这种独立音乐，也就是这些好的民谣，在我看来才是最酷的。”

　　边走，边唱，边喝酒，边快乐

　　许多经典民谣作品，都是在“路上”创作出来的。比如，陈鸿宇在成为歌手前曾经历过一场长达60天的自由旅行。“你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太多心灵的冲击，人也因此会产生变化和思考。”周云蓬在创作《不会说话的爱情》时也正在“告别失恋”的路上，孤身一人坐上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第一站是西藏，然后西北、宁夏……后来，“漂泊”也成为周云蓬创作的注脚，他总是在路上，用音乐丈量人生。

　　而就传播角度来说，“在路上”，对民谣还有另外的含义——它彻底改变了民谣的生态。

　　在十几年前，民谣几乎没有机会到大型剧场或音乐厅演出，音乐节仍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卢中强创立的“十三月”唱片，是当年最具独立音乐属性的唱片公司之一，独具慧眼地签下了万晓利、马条、川子等诸多优秀的民谣音乐人。2010年，卢中强和一群热爱民谣的歌手，包括周云蓬、马条、万晓利、钟立风等，开启了“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

　　为什么起“在路上”这个名字，卢中强已经记不得了。好像就是灵机一动，大家还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

　　就像民谣一样，随性、自由，“民谣在路上”的大部队就这样背着乐器，坐着绿皮火车，拿着为数不多的投资从北京出发。近的地方坐硬座，远了才能坐硬卧。每个地方都是住快捷酒店，两个人挤在一个小标间里。无论每一场歌手有多少，都只有一支公众乐队，但没有任何歌手提出过“要求”。卢中强回忆，有一次他们在火车上喝酒、唱歌，因为声音太大被同车厢的旅客投诉，乘务员只能把他们调换到了另一个车厢。就这样，歌声响彻了一夜。“那时候多好玩啊！”卢中强感慨。

　　演出过程同样随性。卢中强犹记，“民谣在路上”第一场演出，已经淡出歌坛的沈庆也来了，但不是作为嘉宾。突然，台上乐队演奏起《青春》这首歌的前奏，沈庆就从后台慢慢走了出来，点燃了打火机当“灯光”，在台上“无预演”地演唱完了整首歌。后来，沈庆又跟着“民谣在路上”演了很多场。

　　“民谣在路上”去过青岛、武汉、深圳、西安、广州等40多个城市。最开始根本卖不出去票。卢中强记得，在武汉的一场演出集结了周云蓬、马条、万晓利、川子大概四五组歌手，最终只有47个人来看。很自然地，演着演着就没钱了。卢中强只能托朋友找商务赞助，用公司卖彩铃的钱继续反哺。

　　直到2010年底，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盛行，一些民谣演出现场慢慢在网络上发酵，票房才开始有所转机。最火的时候，“民谣在路上”在西安音乐厅连演两场，场均1000人，场场爆满。每次票房大卖，“民谣在路上”总会举办庆功宴。一开始是10桌，后来变成20桌、30桌，帮忙宣传演出的媒体，来看演出的观众，慕名而来的歌迷们，都成为了和民谣一直在路上同行的人。

　　理想化的生活在2014年画上休止符。卢中强说，那时民谣的大生态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平台变好了，但也变得更泛了。所有的demo（小样）都被定义是民谣，有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挺无力的。”但回忆起民谣迅速发展的那几年，卢中强依然很怀念，“特高兴，我们永远就民谣这一个事儿。”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爱奇艺的音乐综艺节目《我们民谣2022》中的30个音乐人，有七个跟“十三月”唱片公司有关：万晓利、马条、钟立风、鹿京周、刘莉旻都曾经签约“十三月”，陈鸿宇的天使投资人正是卢中强，张玮玮曾在“十三月”工作了半年，在此期间创作了《米店》。

　　民谣是什么

　　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民谣是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注重民谣的民族根源性。

　　第二，我觉得民谣很重要的是天分和技术。万晓利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全是他自己制作的，我们仅仅是重新做了混音。钟立风也是典型，基本上他们在弹一把吉他的时候，把和声和律动部分都已经解决了。

　　第三，一定要兼具一些独立思考和现实批判，有了这些，音乐的人文精神会加强很多。　　 ——卢中强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赫

　　专题图片来源：《我们民谣2022》、受访者、受访者社交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