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存起来

　　3月1日上午10点钟，上海虹口区凉东小区内，68岁的张幼珠登门拜访77岁的章亚玲。

　　出电梯，走过堆放泡沫纸箱、塑料瓶和各式小推车的回廊，玄关留了一道门缝。推门进去，身形佝偻的章亚玲已扶着门框等候。

　　她穿着羽绒背心，一顶针织帽盖住毛刺刺的短发，身后靠墙倚着一只带锈斑的氧气瓶。因为有严重的肺病，她难以久站，也走不动路，“脚里打飘，人总要向前冲倒。”

　　张幼珠放下一袋上海青，嘱咐说，“青菜要吃，有叶绿素，通大便的。”章亚玲答应着，被她搀进房内，坐下攀谈起来。

　　章亚玲独居已有六年了。她与张幼珠在同一个小区做了二十余年的邻居，从2019年起，也成了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中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在“时间银行”中，高龄老人可以请住在附近的、较低龄的老人为他们陪诊、购物、聊天，或是解决其他的日常生活需求。相应的，低龄老人通过服务积累“时间币”，并可凭此换取一定奖励。

　　2019年6月，上海虹口区“时间银行”小程序上线，包括凉城新村街道在内的两个街道、一个养老院开始“时间银行”的试点工作。随后几年，南京、北京等全国多个城市也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的调查，全国范围内目前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

　　“独居、孤老是现在的大趋势。”凉城新村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街道有60岁以上居民33000名，占总人口的44%，其中还包括孤老、失独老人、独居失能老人等1000多名，“像‘时间银行’这样的‘老老互助’是顺应当下的一个机制。”

　　“老朋友”

　　张幼珠戴一副眼镜，个头不高，行事麻利。

　　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效益不好”，张幼珠离开工作了多年的纺织厂，进入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凉东小区做居委会干部，开始频频与老人打交道。在居委会一直干到退休，她感到自己精力充足，又继续留在街道做老年服务志愿者。2019年，她作为第一批服务者，加入了街道的“时间银行”。

　　在这里，她见证到章亚玲一天天衰老。

　　张幼珠说，章亚玲的老伴去世多年，唯一的女儿定居国外，她已独居六年。章亚玲是个外向型的老太太，过去乐于参加社区活动，常常下楼到小花园里和其他老人交流。这两年，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有过“呼吸停止6分钟”的危急经历。她的行动越来越不便，成天待在家里，“很憋的”。

　　服务次数多了，张幼珠成了章亚玲为数不多的“老朋友”。

　　两人平日保持着电话联系。章亚玲缺了小菜、少了药，都找张幼珠帮着购买或开取；一年一次的拍CT也是张幼珠陪着她去；天气暖和的时候，张幼珠还会帮她洗头——要不她只能推着助行车，颤巍巍地去附近的理发店，花几十元请人洗头，或是在家里，扶着扶手，坐在逼仄的水盆里，小心翼翼地自己清洗，随时要留心摔倒。

　　2019年6月，凉城新村街道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始施行“时间银行”项目：街道中的低龄老人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在服务的过程中积累相应的“时间币”。而后，低龄老人们可用“时间币”换取一定奖励。

　　每为章亚玲服务一次，张幼珠可以获得一枚“时间币”，记录在“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中。

　　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时间银行”中，最热门的服务项目是买菜、看病、配药和过生日。对低龄和高龄则并无严格划分，“有的人六十几岁就只能躺床上了，有的人到了七八十岁还壮得像头牛。”但总体来说，是七十岁以下的老人服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刘青介绍，张幼珠和章亚玲只是街道“老老互助”的缩影——“虹口区在上海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凉城新村在虹口区老年人口又是排在前列的。”街道登记在册的“时间银行”服务者有140多人，持续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一千余名。

　　许多困境在这所“银行”里被纾解。一位七十多岁的孤老阿公，肺癌晚期，身体恶化，困在家里将近一周没有吃饭。街道接到求助电话，委派“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上门找到他，叫了救护车一道送到医院去。

　　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突然中风摔倒，“时间银行”的服务者照料她入院。她不能说话，就打手势告诉服务者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让服务者买尿不湿、缴住院费。

　　还有位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常常忘记怎么吃药，也要打电话给服务者，服务者会上门将用药说明书念给她听。有一次，她出门忘带钥匙，回不去家里，也是服务者替她叫来开锁师傅。事后，她把新配的钥匙分了一把给服务者，还赠送了一张自己的相片。

　　从零开始的试点

　　2019年3月，民政部宣布将“时间银行”纳入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同年6月，包括凉城新村在内的虹口区的两个街道和一个养老院正式试点“时间银行”。有关文件说明：“政府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和支持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非专业性的养老服务，按照一定的规则记录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时间，储入其‘时间银行’个人账户，以便将来兑换相同时长的服务。”

　　刚开始，刘青和同事们觉得“无从抓起”，此前他们从未听说过“时间银行”。

　　街道找来第三方技术公司，共同设计出“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分别注册、认证后，“可以像点外卖一样”，在小程序上发布需求、承接订单。

　　小程序刚上线时，街道和第三方公司组织了几次培训，现场指导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如何注册、认证、发单、接单。

　　“尤其是高龄老人，能自己完成注册，弄明白小程序的使用方式的，不到十分之一。”第三方公司的技术人员葛俊杰说。还有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有的购买了手机，但除了接打电话，很少干别的，怕费电、掉话费。

　　于是，小程序留了一道“后门”，可以让街道批量导入认证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高龄老人们有了配药、买菜、看医生等需求，直接打电话给居委会，由居委会代发需求至小程序；或是直接联系街道里熟悉的服务者，在服务完成后，再由街道录入小程序。

　　这之后的任务是确定时间币的兑换机制，“现在的低龄服务者就六十多岁，可能要等十几二十年才需要兑换他人为自己服务——时间太长，未知数太多。”刘青说，他们最终决定施行立竿见影的奖励措施，比如每3枚时间币可以免费制作一次西点，每5枚时间币可以免费观看一次红色电影，每20枚时间币可免费兑换一把雨伞或是免费收听一场老年健康讲座……“时间币”的获取则简化计量，不论服务的难度高低，每服务一小时给予一枚“时间币”。

　　刘青举例，街道与附近的电影院协调后，电影院以低价出让电影票给街道，街道再将其免费赠予用“时间币”兑换的服务者，“平时动辄一百元左右的票，老人自己是不舍得去看的。前阵子，很多老人就兑换了免费观看春节档几部电影的机会。”相关的开支由街道财政支付。

　　在用户招募上，刘青想到，社区本就有三个为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分别针对孤老、优抚老人和失独老人，提供陪聊、陪诊、陪过生日、上门慰问等服务。他找来了三个社会组织的一百多名志愿者，“我说你们的志愿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做，但是从今天开始，每做一次，都要被记录到系统里来。”

　　据葛俊杰统计的后台数据，凉城新村街道至今积累时间币近800枚。

　　刘青说，这远低于实际的服务数据，“很多时候，老人们私底下联系服务者，服务者私底下为老人服务，并不会次次都向街道报备。有很大一部分服务，是没有被记录进去的。”

　　“公益”还是“市场”

　　1997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博士生的陈功在写作养老方式相关的博士论文时，第一次接触到“时间银行”。

　　他总结，“时间银行”的雏形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3年，日本的水岛照子组织成立志愿义工网络，组织家庭妇女等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正式提出“时间银行”的概念，提议用虚拟货币“时间美元”计量，“以劳动为计量标准，将人们每次参与志愿活动的服务时间存于个人的时间银行账户，等自己需要服务时再从时间银行中支取，接受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

　　后续的研究中，陈功发现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在1998年左右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模式，用纸质“存折”记录时间币。

　　陈功记得，当时提篮桥街道的街道主任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妇女”，她在居民间的声望很高，组织起街道互助，大家也都愿意参与，“那是个‘能人’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制度或体系性的东西。”2003年后，街道班子换届，这套模式就逐渐消解了。

　　在提篮桥街道的尝试之后，山西、北京、广州等多省市，陆续出现过与“时间银行”相类似的社区互助机制。它们有时冠以别名，如“道德银行”“爱心银行”“公益银行”等，且往往规模很小，局限于一个社区、一条街道。然而，同样由于体量小、设计不完善、服务难以兑现等问题，它们基本都难以维持。

　　试点“时间银行”近四年，凉城新村街道一直维持着最初的“小而精”的模式。“整个街道有三万多老人，有供有求，如果把他们都容纳进‘时间银行’，整套机制的运行，就不是街道可以搞定的了。”刘青介绍，“时间银行”还存在一些目前难解的问题，比如只是在自己的社区运行，如果搬离，在新的社区积分兑现就有困难，“因为不同的区、不同的街道，对‘时间币’的价值和兑换标准都有不同。”

　　“全中国目前都还没有统一的‘时间银行’。”陈功说，他观察到，南京、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在政策文本上强调了“时间币”在“全市范围内通存通兑”，但具体实现的程度，还不好说。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时间银行”的全面推行需要更高的顶层设计。

　　但政策的大方向是向好的，陈功总结，国内的“时间银行”正处于快速发展期。2017年，国务院颁布《志愿者服务条例》，提出志愿服务时间的记录及存贮。2019年3月，民政部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2019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时间银行”。

　　据他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

　　设计架构之外，另一个被业界广泛讨论的、亟须厘清的问题是，“时间银行”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依据“公益”，还是依据“市场”？

　　刘青认为，若用“时间币”可兑换现金、兑换更有价值的生活用品，就显得“功利了，没有意思了。与居民们做公益、做志愿的本心不符”。街道本身就提供一些付费的为老服务，“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花钱请人来做的事，有时候是不如有人自发想去做这件事的。”比方说，有些老人要开药，宁愿把医保卡交给“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也不愿交给雇佣的护工，“在雇佣关系中，那种信任没有建立起来。”

　　然而，在价值有限的兑换机制下，如何吸引更多人参与服务，也是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陈体标认为，“公益心”是“时间银行”成立的前提条件，但在实际运行中，也要注重兑换机制的设置，平衡市场与公益之间的矛盾。另外，“时间银行”要遵循需求原则，完善“时间币”体系，“要么有财政资金的支持，要么通过社会捐赠、公益组织的资金捐赠，在背后形成信用保障。”据悉，近年来，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都已发文建议设立“时间银行”专项基金。

　　而在陈功看来，“时间银行”的市场、公益之争应是“因地制宜”的，“如果一座城市，政府提供的养老公共服务不够，养老市场又不发达，‘时间银行’就偏公益，补充政府与市场的空缺；如果一座城市的养老市场很发达，老百姓也有钱，那么‘时间银行’就可以强调市场逻辑，强调交换，甚至给服务定价。”

　　在“时间银行”服务近四年，张幼珠积攒下一百多枚时间币。她以此兑换了几场红色电影的免费观影。

　　在未来，是否要用“时间币”换取他人服务自己的时间？张幼珠尚未做过考虑，“以后那么远，哪里管得到以后？现在有事做，能帮到别人，自己也不觉得寂寞，就很好了。”

　　社区里的“一家人”

　　无人来访的日子里，章亚玲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屋子里发呆，通过iPad查看远在国外的女儿家的监控，看女儿和外孙在做什么，进了哪个房间，什么时候吃饭，吃了哪些菜。

　　今年年初，她感染新冠，高烧烧到39摄氏度，一个人在家里“硬熬”，“有时候怨起来想，死了算了。”

　　张幼珠的陪伴是她少有的期待。疫情时，张幼珠会买来小菜、馄饨，放在她玄关门口的小车上，再按铃通知她，两个人隔着门说会儿话。现在疫情稳定了，张幼珠更是常来常往，每周总要过来几趟。

　　“独居和空巢老人群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孤独。”陈功说，“老人们想与人打交道，‘时间银行’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作用。”陈体标也总结，“时间银行”主打的是非专业性的、精神陪伴类的服务。

　　同是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服务者的臧筛凤说，为老服务做多了，有时她从自家单元楼出发，“半个小时还走不出小区。”一路上都是老头老太向她招呼。有几个孤老，成天给她发信息问候，早上好，晚上好，吃饭了吗？

　　64岁的服务者盛美芬也提到，有位她常服务的孤老，平素内向，从不愿参加社区活动，也无亲人朋友造访，自己一人整天闷在家喝大酒。不过一见到她，就管她叫“阿姐”，很愿意同她讲话。还有一位九旬独居老人，前阵子摔断了腿，行动也很不便，但每每她傍晚进出小区，总能看到他站在自家窗户边向她招手，“好像知道我这会儿要回家，有时候像是专门在等我。”

　　这都是让她们感觉到自身价值的时刻。

　　“现在社会结构变化了，90多岁还一个人住在家里的都有好多。”臧筛凤说，街道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一半都没有。”她说，十几年前，街道的几项为老工作还未推广前，她听说过“孤独死”的案例，老人在家中独自身亡，几天都无人发现。街道重视为老工作、常常走访老人后，这种现象才被杜绝。

　　这背后牵涉到居住结构的变化。“空巢和独居，通常代表着人口流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陈功说，“有些老人，你问他愿不愿意和子女一起住，其实他本身也是不愿意的。”

　　放不下土生土长的家乡，章亚玲就不愿去国外投奔女儿。因此，请个护工，再常常与“时间银行”的服务者联络，似乎是她目前的最优解。以后若身体机能进一步下降，她就打算请一位住家保姆。她每个月有7000块的退休工资，请保姆将将够用。

　　更多的老人则要窘迫些。

　　臧筛凤说，街道里八成以上的老人是职工退休，退休工资普遍在四五千元每月，“一个住家保姆每个月至少七八千元。”最便宜的公立养老院，每月缴纳三千元即可，但排队往往要好几年。更贵的养老院，一般的老人同样负担不起，“房子卖掉可以住进高档养老院，但是没有老人愿意。哪怕是孤老，也舍不得卖。”

　　几位受访的服务者都预测，在未来，空巢、独居、孤老等现象会越来越多。“小区里快五十还未婚的有很多，离婚没有生小孩的也很多。”

　　这种情况下，“时间银行”成了调动资源、供给养老的有效平台，“可以缓解社区内部，部分非专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陈功说，“一家人”的社区文化被打造了出来。

　　“我们理解的‘时间银行’，就是一本电子账本，让我们做的事情可以留痕。”臧筛凤说，只要身体允许，她将继续在“时间银行”服务下去。为更老的老人做点事，是她当下最直观的快乐。

　　(章亚玲、刘青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