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老兵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姓名：刘玉玺

　　性别：男　

　　终年：93岁

　　去世原因：因病去世

　　生前身份：一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在战场上走过7年，历经100多次战役。荣获一等功1次、二等功3次、一等英雄模范奖1次。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长兴县广播站担任站长，1990年从长兴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岗位上离休。2021年2月，入选助人为乐“浙江好人榜”。

　　关于他的故事，再也无法被完整地讲述。3月14日，93岁的老兵刘玉玺离开了人世，也带走了关于他人生经历的完整记忆。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刘玉玺在枪林弹雨中走过7年。经历生死、疾病、与战友离散，他活了下来。一个传递信息的通信兵，却无法向乡亲交代同村战友的下落，活着回来的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寻找。离休后，他骑上自行车，重走当年的战争路线，寻找失散的战友们。10年间，他骑过5万多公里的路程，却只找到了两个人的牺牲地。

　　他一遍又一遍讲述战友们的英勇和牺牲，给学生讲，给党员后辈讲，他总说，“能活着回来，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见过死亡的人，不避讳谈论生死，刘玉玺曾说，他不怕死，怕的是平庸地死，他希望能有价值地死去。2004年，他找到南京市红十字会，给自己办理了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手续。

　　他在遗体捐献证书上写道：“我志愿做最后一次奉献，我将这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

　　战场上的生死病痛

　　回忆起父亲的一生，儿子刘晓凌记得，父亲对他最多的叮嘱便是“少抽烟少喝酒，注意身体。”

　　这大概是一个在艰难战争岁月里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长者对儿子最朴素的希冀。

　　刘玉玺1930年出生在河南省清丰县柳格乡骆家村，9岁失去母亲，受过饥寒、讨过饭、做过苦工，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断断续续读了四五年书；当过亡国奴，也在八路军对日军大反攻时帮助部队运输弹药、伤员，那年他只有15岁。

　　正式入伍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刘玉玺作为家中长子替父支前，于1947年2月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第16旅侦察通信连，因为读过书，可以识文断字，被派去做通信兵。

　　这个还不及中正式步枪高的孩子从此上了战场，见了许多生死。

　　入伍不久，他就遇到了一场硬仗——羊山集战役。1947年7月中旬以后，解放军向国军精锐部队整编66师把守的山东省羊山集进攻。这场战役持续多日，解放军反复进攻了十多次未有进展，部队伤亡很大。

　　刘玉玺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场战役，他印象最深的是如影随形的流血与牺牲。当时山脚下有片几十亩的柏树林，里面设有两个战地救护所。刘玉玺送情报时曾6次经过那里，每次路过时他还要帮助背扶抢救伤员，许多牺牲的同志就埋葬于此。随着他路过次数的增多，坟墓也越来越多，直到最后排满树林。

　　1947年7月27日，刘邓大军对羊山集发起总攻，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胜利结束了鲁西南战役，打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门户。就在总攻前两天，刘玉玺在战斗中负伤，胸部中了弹片，他同村的17名战友阵亡。

　　伤好后，刘玉玺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找部队跑情报。山区行军雨多蚊虫多，休息时蚊虫爬满全身。没多久，刘玉玺得了疟疾，但照样行军打仗，一个月后实在走不动了，被捆在一匹老马身上，驮了3天，他终于闯过了鬼门关。

　　而后决战淮海、打过长江、进军大西南，解放战争时期，刘玉玺先后参加了100多次战役，转战大半个中国。他更是在两年后随志愿军出国作战。

　　刘玉玺曾在采访中描述所见到的朝鲜战场：“敌人飞机大炮不断轰炸，房倒屋塌，四处弥漫着尸体烧焦的气味，这场战争打得很残酷。”

　　21岁的刘玉玺时任第12军司令部通信科报务主任，负责在指挥部附近设立电台并保持运行，维护部队与上级指挥部、友邻部队的联络。他们可能会窝在简单搭成的草房子中，或是在六七米深的坑道里，不远处，冲锋声、火炮声、飞机轰炸声此起彼伏。

　　虽然没有在一线冲锋陷阵，但艰苦的环境和严寒的气候还是让刘玉玺饱受病痛的折磨。他曾在战场日记中写下：“1951年9月1日，天气突然变得很冷了，我们住的是自己用树枝和秆草搭起来的小草房，周围是树枝叶围墙，风一吹就到了人身上，睡至半夜会被寒冷唤醒，寒冷过去后，头痛发作，每晚冻得难受，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思想上也增加了苦闷。”

　　在战场上，刘玉玺睡不好吃不下，还时不时胃痛，战争结束后刚一回国，他便住进了医院。也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继续留在部队。此后几十年，他一直为疾病所苦。

　　刘晓凌记得，父亲的身体反倒在离休后好了很多，还加入了长兴县的骑游协会，骑着自行车去了很多地方。晚年，刘玉玺对自己的生命年岁充满感激。91岁的他接受采访时曾说，“从来没想过能活90多岁，盼着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那天，把自己和战友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发报时的争分夺秒

　　从战场上的电报收发到和平时期的广播电台工作，刘玉玺的一生都与通信相关。

　　在刘玉玺写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过一次惊险的情报接收任务。

　　那是1949年12月，在一场包围敌军的战役中，敌我双方发生激战，形势危急之下刘玉玺所在的部队需要撤离。但他正在抄收一份加急的“4A”保密等级电报，“4A”意味着这份电报非常重要，抄收不能中断。

　　“捂住左耳沉着气，聚精会神抄收报。”在战友掩护的枪炮声中，刘玉玺加紧完成了收报任务，为了避免电文出错，还需要请对方再次发电核实。直到全部完成，刘玉玺才撤离，他也因此立了功。

　　作为通信战士，他的战场在看不见的地方——“滴滴滴”的电波声响起，上级的命令、友邻部队的联络、战斗的时间地点、战后的伤亡人数及名单……战场的一切信息都需要通过他们来传递。战况瞬息万变，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以确保作战指挥的顺畅。

　　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通信科主任，刘玉玺的战地日记里记录了电台的工作情况：从1951年3月22日渡过鸭绿江到7月3日，通信联络工作没有停止过一天；从1951年10月23日到12月15日，电台总共工作时间1227小时，计52个日夜，其中刘玉玺372小时……

　　保卫电台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不久，第12军奉命登上五圣山。史料记载，上甘岭战役中，美军调集6万余人，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倾泻炮弹190多万发，炸弹5000多枚。

　　刘玉玺当时在距上甘岭2公里外的五圣山上，山的北面有一大一小两个山洞，他在小山洞中负责通信工作。

　　敌人通过侦察已经判断出那里是军事指挥机关，每天派飞机不分白天黑夜地狂轰滥炸。小山洞位于一处峭壁上，敌机炸弹投中的概率很小，但他们还是被炸到过2次。

　　其中一次，落在山上的燃烧弹顺着山势滚到洞口，刘玉玺担心燃烧弹烧起来后威胁电台，就用脚把它往外踢。踢落的一块凝固汽油粘到了他的脚上，甩了两下没甩掉，火反而烧到了裤子上，他来不及多想，立即脱掉裤子扔下山，扑灭了洞内明火，保住了电台。

　　在朝鲜的山洞里，他收发电文，保卫电台，也从电台广播里了解远方的消息。他曾写下：“来自祖国的广播给了我希望和坚持下去的信心。”

　　1958年转业后，刘玉玺到长兴县广播站担任站长，直至1990年，从长兴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岗位上离休。

　　儿子刘晓凌回忆，父亲刚到长兴县时，当地条件不好，连广播站所在地都是木头楼，广播也通不到村里，父亲拿出安家费中的600多元买了电线，给长兴县20多个村通上广播。

　　上世纪50年代，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是刘玉玺从广播里听到的，那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过的地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高兴；“大跃进”时期，是他顶住压力，压下了一些十分浮夸和不切实际信息的传播。听广播，是刘玉玺的习惯，而向外界传递真实的信息，则是刘玉玺给自己的责任。

　　寻找战友

　　做了一辈子通信工作，接收和传递过数不清的消息和情报，他却没有办法把战友的准确下落告诉他们的家人，这是刘玉玺一直的遗憾。

　　离休后，他踏上了寻找战友的路。这个故事他曾在媒体上讲过很多次。战争结束后，刘玉玺每次回到河南老家，就会有同村的老乡向他询问战友的下落。“当时我们村参军的近50人，战场上牺牲10多人，战后回家10多人，其余的不知生死。”

　　最让刘玉玺挂念的是陈聚英和刘贵生。陈聚英是他的邻居，两人一起长大，一起参军，同村的刘贵生和他感情也很好。“每次回家，陈聚英的母亲都会来问我，她很急切，让我的内心很不安。”

　　面对“聚英死在哪儿了”的问题，他没办法回答。刘玉玺说：“我和他们一起去打仗，在一个战场上，我活着回来了，他们却没有了，我有这个义务去找。”

　　刘玉玺认为，他的这些老乡战友，说不定有人还活着，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和老家联系。因为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他也曾被传过已经牺牲。

　　1997年7月，沿着当年的行军路线，刘玉玺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踏上寻找战友的旅程。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去当地的民政部门，问问附近有没有烈士墓，或者战后还健在的老兵。

　　途经济宁羊山烈士陵园，他向烈士墓深深鞠躬、敬礼。返程途中，刘玉玺意外遇到了两位战友，得到了陈聚英曾转到湖北英山地方部队的消息。

　　在英山县，当地老乡带着刘玉玺来到一个长满荒草的河滩。老乡告诉他，在一场战斗中，陈聚英和10多名战友牺牲在这里，连墓也没有。后来每每提起，刘玉玺都痛心地感慨，“荒山荒水荒滩，不知道人在哪里。”

　　这条寻找战友的路，刘玉玺走得很艰难。10多年间，他骑行5万多公里，却很少得到有价值的消息，最终只找到两名战友牺牲的地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刘玉玺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骑车，甚至连坐车也感到吃力，去异乡找战友的事情不得不搁置。

　　2014年，刘玉玺参加了央视的《等着你》节目，寻找在朝鲜战场的战友柳阜康。时年19岁的柳阜康是刘玉玺的通信员，在一次战斗中，柳阜康脸上、胸部严重受伤，刘玉玺亲手把他送到担架上。从此之后的62年里，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刘玉玺始终觉得愧对战友，他说：“我是老大哥，他受伤了我有责任，受伤之前我没有好好保护他，没有告诉他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幸运的是，他在节目中得知，柳阜康从朝鲜战场活了下来，直到2011年去世。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执着，刘玉玺说，“战友之间是生死之交，是相互救助的。讲到功劳，真正的英雄都战死了，我们算不上英雄。”

　　让生命更有价值

　　作为活下来的人，他身上有担子，有讲述那段历史的自觉，以告知后辈，战争是什么样的、那些牺牲在战场的英雄又是什么样的。

　　离休后的刘玉玺参加了很多组织，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县新四军研究会、县骑游协会等，每逢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等重要日子，他都会忙着进党政机关、学校、企业、社区等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讲述战争历史及亲自参加过的战役故事。

　　他讲英雄，讲战友，但很少讲起自己在战场上的危险和艰辛，连家人都对此知之甚少。“能活着回来，就是我最大的幸运。”每每讲到这里，刘玉玺都会忍不住流泪。或许是经历过战友的牺牲，自己也在病痛中磋磨了大半辈子，刘玉玺格外明白生命的价值。

　　1998年，刘玉玺从战友那里了解到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事情，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想法。2004年，在南京战友的介绍下，74岁的刘玉玺找到了遗体接收单位南京市红十字会，并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捐献需要取得亲属同意，刘玉玺将同意书带回家，把儿子刘晓凌叫来，让他签了字。刘晓凌回忆，当时父亲还曾动员母亲一起捐献遗体，母亲没有同意。尽管从没想过父亲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在签字的时候，他也没有犹豫。

　　刘晓凌说，他从来不干涉或阻止父亲做任何事情。在他心中，父亲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也是一个执着的人，想做什么自己就去做了。比如，骑自行车重走当年行军路线，寻找战友的消息；又比如，去徐州和战友撰写12军回忆录，一年得有大半年时间在那里。

　　捐献遗体的手续办好后，没有人再提起过。直到这次刘玉玺病势凶险，刘晓凌才想起来。他也曾动摇过，“都过了这么多年了，要不就不捐了？”但他还是按下了这个念头，他说，既然父亲有这个愿望，自己还是要把它履行好。

　　刘晓凌理解父亲的选择，“他觉得自己活下来是一种幸运，想让生命更加有价值一点。”

　　弥留之际的刘玉玺已无法说话，刘晓凌伏在父亲耳边轻声说，“给南京那边打过电话了。”父亲没有回应，但刘晓凌知道父亲明白了他说的话。

　　3月14日，刘玉玺的遗体从浙江长兴被送到江苏南京，由南京大学医学院接收。之后，他将被安葬在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林，名字被刻在纪念林的纪念碑上。

　　至此，老兵完成了他的人生使命，那些由他和战友组成的故事，将被永远怀念。

　　新京报记者 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