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对话粤港澳：融合与共生——世界级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4月12日，在新京报社、千龙网主办，新京智库、贝壳财经承办的“信心与繁荣——2023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主题论坛“京津冀对话粤港澳：融合与共生——世界级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梁洁芝，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市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助理主任陈颖诗和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李国平发表了主旨演讲。

　　仇保兴：

　　对城市群来说，科创是第一推动力

　　仇保兴在发表主题为“优化创新生态体系，增强城市群科创活力”的主旨演讲时表示，任何一个城市群，第一推动力是科创，而科创的基础是创新生态体系。

　　仇保兴介绍，地处四川的西南交大被称为科创的“小岗村”，其推出的“三七开改革”为各地科创者带来启发。“三七开改革”就是将职务科技发明成果从过去“纯粹国有”变为“国家和个人混合所有”，学校代表国家占三成，职务发明牵头人和团队占七成。

　　不仅如此，同时，他们还把过去科技成果从先转化后确权，变为了先确权后转化；把过去成果转化后科研人员的“被奖励权”变为“期权激励”。通过这些转变，科研人员就能够更好地集中心思搞科研、搞成果转化。

　　深圳科创综合用地和浙江的特色小镇进城市为何能助推“科创”？仇保兴认为，科创用地自由是关键，“政府列一个科创用地负面清单，例如不能搞房地产开发、不能搞有污染的工厂、不能做有伤害风化的那些产业，除此以外，只要不突破能源消耗的上限、不突破用水上限、不突破污染上限，什么都可以搞，由科创企业自主调整，这样就给了科创企业和科创人员充分的用地空间自由度。”

　　在仇保兴看来，创新生态体系在城市里的中观尺度是企业集群。企业集群是指企业作为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相互发生作用，聚集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板块，“中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自由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萌生出一种共生的力量。这种共生的力量使得整个城市群的科创生态得到改良，然后迸发出新的生产力。”

　　仇保兴说，一位美国科创人员曾感叹，“他需要的400个元器件，在硅谷需要联系两个月，在华强北一天就能全部找到。华强北就是我们创新的天堂。”可见深圳的“企业集群”曾经非常强劲。

　　然而，仇保兴认为，深圳华强北这些为初创企业提供强大动力的集散市场现在却在衰退，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山寨工厂”，行政部门对其进行打压，“我们没有站在初创科技人员从哪里找到足够的、成千上万个不同种类零部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考虑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能怎么下达到这些地方。”

　　吴晓求：

　　注册制改革核心要义是把金融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

　　吴晓求表示，注册制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把金融资源的配置权交给市场，这符合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把选择什么样的上市公司交给市场，以及把上市公司的定价权交给市场。注册制改革起始于发行制度，包括发行定价，但它实际上是全面的改革。

　　经过近四年的探索，今年开始全面在存量市场、主板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

　　吴晓求表示，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标志。而资本市场的改革只有走市场化道路，市场化是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基础。资本市场改革也不限于发行制的改革，实际上是全链条的改革，包括信息披露、上市并购、交易制度、退市机制，以及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等。所以，注册制改革后面还将有一系列的改革，因为不能说入口改了，出口没有改，包括中间的功能也没有改。

　　吴晓求呼吁，监管部门还是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要发挥后台的监管作用。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后，企业备案的程序要简化，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注册制改革。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注册制改革没有本质的变化，毕竟还是交易所审批，交易所审完以后还要交到证监会备案。因此，“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之后，这套程序还要再简化，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注册制改革”。

　　吴晓求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也是为法治化创造条件，更是为国际化创造基础。因为我们的上市公司从结构上说还是以传统企业为主，现在市值排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科技类企业并不多，都是相对传统的产业，比如石油化工、商业银行、通信等。这种上市公司结构有一些系统性风险隐患，它很难有特别好的财富管理功能：缺乏成长性。而要推动中国上市公司的结构调整，注册制改革就是一个重要手段。唯有如此，我们的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才能成为全球新的财富管理中心、资产配置中心。

　　吴晓求表示，注册制改革是实现这个大目标的起点。从注册制改革起，改善上市公司结构，改善资产投资价值，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市场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从而成为新时期的国际金融中心。

　　梁洁芝：

　　澳门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梁洁芝表示，澳门回归后，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以及全澳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整体社会稳中求进。

　　针对疫情对澳门的影响，特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兼具针对性和普惠性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向居民发放促消费的补贴，减免各项税务及规费、放宽中小企免息贷款申请及提供贷款利息补贴等，力求稳经济、保就业、顾民生。

　　梁洁芝表示，澳门作为外向型的微型经济体，经济状况容易受到外围环境、突发事件、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而波动起伏较大。2020至2022年期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来澳旅客数量急剧减少，澳门经济、就业、民生等方面受到重大冲击，2020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大幅下跌54.2%。疫情的到来暴露了澳门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推动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道路。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也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突出国家在新时代给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亦把澳门定为大湾区四大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这些都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指引。

　　梁洁芝介绍，目前澳门正采取“1+4”的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当中，“1”是按照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目标要求，促进旅游休闲多元发展，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4”是持续推动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发展，通过逐步提升四大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强经济的发展动能和综合竞争力，以构建符合澳门实际的产业结构，实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同时，澳门将用好用足国家的支持政策，加强横琴粤澳深合区建设与大湾区的合作，以“国家所需，澳门所能”为原则，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而随着人员流动限制放开，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各项措施陆续落地实施，澳门也积极开拓外国客源市场及发展非博彩项目，吸引更多高端旅客，多项利好因素出现，澳门经济迎来良好开局，并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刘伯正：

　　两大城市群优势可以互补，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刘伯正表示，京津冀和粤港澳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均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两个特殊的区域都有特殊的责任。京津冀和粤港澳两个区域发展既要造福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又要在国家发展中贡献特别的积极因素。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统筹探索人口资源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新路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发挥粤港澳的综合优势，探索建立粤港澳三地协调协同发展的新模式，让港澳深度融入祖国发展大局，保持港澳的长期稳定。

　　刘伯正认为，京津冀和粤港澳是两个优势可以互补的地区，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也是创新能力比较强、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可以在互学、互鉴、互享中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刘伯正看来，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国家赋予北京的“四个中心”的城市功能战略定位。现在北京市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要的“五子”联动之中的一个“子”来推动，并且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九年多，在交通生态产业领域重点突破、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特别是整个京津冀地区的城市群结构也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正在加速构建，而且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特点。”刘伯正说。

　　刘伯正表示，今年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要点安排了250多项任务，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概括起来就是“一核疏解、两翼联动、三圈构建”。一核疏解就是北京作为核心对非首都功能进行疏解。两翼联动就是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要两翼联动。三圈构建，就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三个圈层——通勤圈、功能圈和产业圈。另外也要在四个领域有新突破，即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要继续实现新的突破。

　　刘伯正表示，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两个区域各自有比较优势，虽然两大城市群在空间距离上来讲是相对较远的，但是合作的空间非常大。

　　陈颖诗：

　　京津冀和粤港澳未来合作必将更聚焦于人才互通

　　陈颖诗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和粤港澳未来的合作，必将更聚焦于人才互通。

　　陈颖诗认为，香港作为国家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被赋予了八大中心定位，其中除了传统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中心之外，也包括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建立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是京津冀和粤港澳的共同战略定位，两大城市群在吸引和培育世界级大企业方面各具优势。这也为两个大城市群在加强合作方面提供了基础和空间。

　　陈颖诗表示，香港现在是京津冀和广东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一直善用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服务着京津冀和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并且协助港商“引进来”。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鼓励香港企业积极开拓内地市场，鼓励企业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香港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和作用。

　　而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陈颖诗表示，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必须担当大湾区人才高地的门户，吸引海外优质人才来发展。

　　为此，香港特区政府全力以赴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其中，香港去年年底成立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由行政长官担任组长，由三位司长担当副组长。从策略和宏观角度推进工作，加强与内地不同单位和机构的联系。

　　陈颖诗介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领域，就是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香港特区官员正全力把握机会，积极出访内地和海外，加强推广香港的独特优势，希望吸引多元人才以及企业来到香港发展，以更好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把握当中的无限机遇。

　　陈颖诗最后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每个城市都要发挥好自己本身的独特优势，并且加强彼此之间的协同合作，达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为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更多、更重要的贡献。

　　李国平：

　　两大城市群有异有同，差异明显

　　京津冀与粤港澳两大城市群都在致力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又都是我国区域重大战略，其自身发展及其联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我国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在李国平看来，两大城市群有异有同，差异明显。相同点包括都是国家重大战略，都是优化提升的城市群，都是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不同点则包括所在区域不同，发展定位不同，发育程度不同。

　　“由于所在区域不同，两大城市群的影响和作用就不一样，而且南方和北方具体的做法也不太一样。发展定位不同。发育程度不同。当前我国北方地区（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李国平说。

　　不过，对比衡量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指标可发现，在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强度方面，京津冀则要高于珠三角地区。

　　李国平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一些指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大城市病”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近年来，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此外，产业升级转移进展顺利，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新两翼”建设快速推进，区域空间格局不断优化。

　　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近年来，其已发展成为联系紧密的大都市群。李国平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创造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前店后厂”模式，成为区域合作发展的典范。

　　不仅如此，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也进一步加强，不仅表现为生产活动的一体化，也表现为人员与服务活动的一体化。如今，在珠江三角洲大都市群内部，已经形成了三大经济核心区以及沿珠江东西两岸各具特色的制造业产业带以及职能分工格局。

　　当然，在李国平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极其突出，包括“过密过疏”“过富过穷”，珠江东西两岸差异以及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粤港澳大湾区周边的粤北、粤西和粤东经济发展水平过低，区域差距过大等等。

　　新京报记者 柯锐 肖隆平 郑伟彬 查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