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轨迹、挖链条，“要打就要往源头打”

　　桌上铺开放着几十部手机，一根20厘米长的传输线将它们两两相连。不远处，路由器、充电器的线路杂乱地缠在一起，两个年轻人时不时查看亮起的手机屏幕。

　　这是专门为境外电诈集团提供技术中转通话服务团伙的窝点。通过这两部被串联起的手机，国内手机用户就可以接到显示是国内号码但实际拨打自境外诈骗团伙的电话。

　　今年3月中旬，北京顺义警方接到有关线索，半个月后在5处落脚点将8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起获作案通讯设备64部。顺义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打击队队长程龙介绍，此案是北京单案起获设备最多的一次，相当于砍断了境外诈骗人员的触手。

　　打掉这些为诈骗分子提供“服务”的团伙，是近些年警方打击电信诈骗案的主要手段之一。诈骗分子日渐狡猾，作为打击办案民警，程龙和同事们也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打就要往源头打，别让链条中间断裂。”

　　“诈骗分子更狡猾了”

　　一个多月前，两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住到了顺义区一间不起眼的乡村民房里。他们很少出门，每日的工作就是看着那些手机，确保它们电量充足、正常运行、软件没有无故退出登录。

　　刚接到线索时，程龙对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和具体分工还一概不知。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最终确定这个团伙共有8个人5个落脚点。顺义公安分局反诈中心与南法信派出所、大孙各庄派出所组成抓捕小组，成功将在顺义区及外省市的8名嫌疑人全部抓获，现场起获作案通讯设备64部，创造了北京单案起获作案设备数量之最。

　　程龙说，这个8人团伙分工明确，互不通联，连日常称呼都不是真名，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困难，但这也是近些年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征，“诈骗分子更狡猾了。”

　　十多年前，电信诈骗还只是以小团伙为主，他们的掩护无非是大山、丛林以及牢靠的乡邻。但随着网上银行、在线支付的便利，社交网络的多元，情况越来越复杂。就连“黑灰产”的“业务范围”也已经从最初的“盗取账号”“钓鱼注册”“虚假认证”逐步扩张到了供卡、转账、建网等环节。

　　程龙记得，2009年，他们在海南、广东等地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多是家族团伙作案，在村里自成一派，有一起案件破获后，民警从犯罪嫌疑人家的猪圈里挖出大量黄金，“和现在相比，当时不管是犯罪手段还是逃避打击的方式，都简单粗暴。”

　　当时诈骗团伙分布比较集中，而且网络支付和线上交易也远不如现在发达，事主被骗的钱款最终还需要由人去提现，因此，案件的突破口往往来自于诈骗分子“取钱”那一环。

　　根据银行留下的线索，提现人一旦被锁定，警方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上线，也就是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但现在，很多诈骗团伙都在境外，这意味着，“人更不好抓了。”

　　“拿高薪”的黑灰产犯罪团伙

　　近几年，警方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了“黑灰产”上。

　　“电诈黑灰产”包括直接触犯法律的网络犯罪“黑产”和游走在法律边缘、为“黑产”提供辅助的“灰产”。例如，为诈骗团伙提供用于洗钱分赃的银行卡、用于联系受害者的电话卡，搭建非法信号转接工具，组织洗钱“水房”等，这些被称作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黑灰产业链，是诈骗团伙的“帮凶”。

　　据此，刑法修正案（九）还增设了一种新型网络犯罪罪名——“帮信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样的犯罪团伙一般都有“经验丰富”的人组织，警方最容易查到的往往都是最底层的“外围人员”，侦查打击的难度加大。

　　程龙记得曾经参与过一个案件，报警人参与网络投资被骗，警方侦查后发现钱被广州一个经营日用百货小店的女子从银行取走，后来进一步调查发现她经常进行大额取现，将取出的钱再打入另外的账户。

　　面对民警的询问，女子辩称自己的爱人在境外做生意，钱是用来进货周转的。但程龙步步追问，“做的是什么生意？”“出货单有吗？”……女子很快哑口无言，承认自己取现是为了挣钱，每取出一万元她可获利600元，这份“兼职”的月收入很可观。

　　程龙和同事们在去年年底还破获了一起洗钱团伙案。几名年轻人租住在一处民房，每人手里握着三四张银行卡，“不法分子诈骗所得的钱一到账，他们立马把钱一层一层往外转，逃避警方打击。”程龙解释，被骗资金像是一滴水流入大海一样，事主的钱一旦被“打散”，想要追回就难上加难。

　　还有的团伙在一些骗局里扮演引流人。程龙举例，有事主曾购买了一部手机，隔天收到自称厂家客服的电话，说要再赠送一个手机壳，并添加事主微信，建立起联络。事主收到手机壳后放下戒备心，潜意识里认为对方就是官方客服，防范心理变弱。而此时，他的信息已被假扮客服的引流团伙出售给了诈骗分子，当诈骗分子投其所好有针对性实施诈骗的时候，成功率会很高。

　　“引流团伙相当于将受骗人群初筛了一遍，给诈骗分子锁定了目标对象。”程龙说。

　　不要成为诈骗团伙的“工具人”

　　从团伙犯罪演变成集团诈骗，从亲手诈骗演化成雇人实施，程龙感受到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层级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

　　不论是用银行卡洗钱还是搭设通讯设备的人员，均处在整个诈骗环节的最末端，做着技术含量不高的任务，他们普遍学历低、年纪小、社会经验少，有投机心理想挣快钱。

　　程龙发现，这些年轻人并非不懂法，也并非不知道所作所为是违法犯罪或是促成他人违法犯罪的行为，但巨大的诱惑让他们“不顾一切”，有的甚至找不到当初雇用自己的人。

　　有人曾因类似的案件被判帮信罪入狱，但出狱就“重操旧业”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做起了为诈骗团伙寻找“小工”的中介，“需要持银行卡取现人员，日薪×××，有人干吗？”“会操作手机就行，日薪×××，有人来吗？”

　　为了逃避打击，他们互相之间没有线下联系，“薪水”通过线上结算。这给程龙的工作带来很大挑战，一些案件在侦破中线索中断，上游环节没被捣碎。

　　但程龙和同事们从不放弃，犯罪团伙流动作案，民警们就追着他们的轨迹跑，程龙一年里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出差在外蹲守，很少穿警服，也不会抛头露面，隐在人群里寻找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一旦揪住一个线头，轻易不会放手，用尽一切办法往上捯，“不把犯罪全链条挖出不罢休。”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