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镜的低语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迺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世说新语·尤悔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譬喻用得太过信手拈来，以至于常常像撒盐一样把它撒在任何有关历史的地方，但人人常常忘记的一点是，镜子之所以是镜子，是因为面对镜子时，照见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自己。如果真的将历史当做镜子的话，那么在镜中看到的那些兴衰更替并不是久远的过去，而是此时此刻的现在。以史为镜真正寓意是发生在过去的一切，同样也会在现在全盘复制——我们常常认为镜子中的镜像不过是跟着照镜人的行为举止亦步亦趋，但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我们只是镜中镜像的仿效者，重复着镜像的一举一动，就像历史上的兴衰更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一样。

　　而且，历史之镜别有一个不同之处：她会出声说话，而不是缄默不语。历史的只言片语常常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哪怕镜中世界说出这些话语的，乃是一些高冠博带、羽扇纶巾之人，就像在某座魏晋墓葬的画像砖上看到的那般模样，但这些话语穿过千百年时光，依然会在某个时刻，给后世的心灵带来一种契合的共鸣。

　　《世说新语》的纂述者刘义庆，想必对这个道理谙熟于心，尽管这位生活在公元五世纪刘宋王朝的文士肯定没有听过以史为镜这句譬喻，因为那是在他之后两个世纪，才由一位名叫李世民的唐代帝王说出的名言，而此时，无论是他，还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王朝，都早已在历史的兴衰更替中烟消云散。但以他的博学多闻，肯定听过类似的表述，那便是“殷鉴不远”：前一个覆灭的王朝会成为后一个王朝的镜子，时代过去得并不久远。对刘义庆来说，这句《尚书》中的话直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出生的那一年，东晋还有十七年的国祚，当他着手纂述《世说新语》时，晋朝覆灭也不过只有十余年而已，书中提及的那些晋代衣冠士人，对刘义庆来说，鲜活得甚至不像是历史人物，而是触目犹可望见背影的当世名人。即便是王导、温峤这样东晋的开创元老，距离自己也并不超过一个世纪，比起生活在21世纪初的我们回望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还要熟悉亲近。历史镜中他们的举止言语，对刘义庆来说犹然可见，余音可闻。

　　遗憾的是，刘义庆并未留下一篇序言或是跋文，说明他纂述《世说新语》的缘由。因此，当他将王导与温峤二人谒见明帝的这则故事，辑入《世说新语·尤悔》中时，他的心中究竟是何想法，难以尽情揣度。但仍有一些草蛇灰线，或许能引人探查几分他的个中动机。就像镜子中的华发，昭示着岁月侵染的痕迹一样。

　　俱见

　　寒门镜中的名士之书

　　纂述《世说新语》时，刘义庆已经年近不惑。在正值兴衰更替之际的时世，这个年纪已然可以站在当下风潮中瞻前而顾后。横跨晋宋之交，去前朝未远，入新朝犹近，有利于延颈关照历史之人看得更加真切，这一点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更能清晰地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照见自己。比起在古今对照中发现的那些相同点，那些不同之处，反而更体现出引镜自照者的心事。若论起刘义庆与书中王导、温峤这些晋代名士最大的不同之处，乃是他的出身。《世说》中的人物尽皆出自所谓的士族，而刘义庆，虽然是新朝刘宋的皇室宗亲，贵为临川王，但他的出身却并非士族，而是所谓的寒素庶族。无论是绵延数百年的琅琊王氏，甚至是在被刘宋王朝倾覆的前朝皇室河内司马氏面前，刘宋一族都只能屈居寒门末流。纵然帝王可以凭借政治权势与士族门第一时相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皇室借助高门士族来自抬身价。纵使皇权亦无法动摇士庶门第的霄壤之别。

　　中书舍人王弘的尴尬遭际，刘义庆必定有所耳闻。王弘乃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爱遇宠臣，他虽然姓王，却并非出身高门士族琅琊王氏。一次，他向宋文帝求取士人身份，对方回答他说：

　　“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

　　王球正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曾孙，也是当时琅琊王氏声誉最著的名士。为了给宠臣成为士人增添更多胜算，宋文帝特别吩咐他“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企图用皇权意旨威迫王球就范。但王球的回应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说：“若不得耳。”王弘只得回到宋文帝面前启闻自己的遭遇，宋文帝的回答也只是一声叹息：

　　“我便无如此何。”

　　士庶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纵使是刘义庆这样的刘宋皇室贵胄也不能轻身越过。仔细检视刘义庆的出身就会发现，他不会不格外在意自己的出身。他的生父刘道怜，乃是刘宋开国之君刘裕的二弟。这位二弟虽然在刘裕征战四方时作为后方留守，也曾在征讨广固时立有军功，但史书对他的记载却是“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一派贬斥之辞。他被出嗣的嗣父三伯父刘道规，虽然史书记载“少倜傥有大志”，但早在刘义庆童稚之时便英年早逝，即使他是刘氏兄弟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人，也没有留下可供刘义庆熏染的只言片语。至于刘义庆那位当上皇帝的大伯父刘裕，虽然作为开国之君战功理政无不粲然可观，但为士族最看重的文化水平却同样令人蹙额，史书中委婉的表述是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换言之，只是因为他的权势强迫人们不敢质疑他的文化水平。他的书法水平特别能显示出他真实的文化程度。《南史·刘穆之传》直截了当地记道“帝书素拙”，他的侍臣刘穆之在劝谏他对书法“小复留意”而不得后，只得让刘裕像小孩学字一样“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为了宽慰宋武帝，他还特意解释说写大字“既足有所包，其势亦美”。刘裕这一次很听从劝谏，但纵使如此“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南朝的史书对这位开国皇帝尚多委婉回护之辞，而与刘宋敌对的北魏，则直接说刘裕“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完全是一个为乡人看不起的赌徒无赖。

　　比起文化程度，刘氏家族的起源，更会让刘义庆如鲠在喉。《宋书·武帝本纪》将刘氏家族追溯到汉高祖异母弟楚元王刘交，声称刘裕乃是刘交的二十一世孙，但无论是史书的撰著者，还是包括刘义庆在内的刘氏家族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为了自抬身份的附会之词。这套看似冗长而高贵的家族系谱，远不如敌国北魏史官的讥贬之辞更符合事实：“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人，或云本姓项，改为刘氏，然亦莫可寻也，故其与丛亭、安上诸刘了无宗次”，后者才是世人对新朝暴发户的真实看法。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出身门第，都与刘义庆显贵的王子身份格格不入，而这也是他，乃至于执掌天下大权的刘宋皇朝无法改变的铁律。在刘义庆撰著的书中，有两部著作特别能体现出他对自己出身的焦虑，记述家乡徐州先贤名人的《徐州先贤传》和仿照汉代史家班固《典引》“以述皇代之美”的《典叙》。

　　这两部近乎为刘宋出身自辩的著作，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刘宋王朝倾覆后不久，便失传了。他唯一流传至今并且为人津津乐道的著作，便是《世说新语》。而这部书中的人物，虽然与刘义庆那些出身寒微的祖先同处一个时代，却永远不会有任何交集。但这并不妨碍刘义庆可以从中上下其手，加入与刘宋皇族毫无亲缘关系，却同出一乡的彭城刘氏的名人来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彭城刘氏的人物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了五位。在《品藻》中长于鉴识名士的刘讷，同时也是西晋大名士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魏晋之际的刘邵，同样以人物品藻而闻名。另一位刘畴，其才识与雅量据说让王导都甚为佩服。当他被数百胡人围困在坞壁中时，他毫无惧色地援笳吹奏起出塞入塞之声，竟然使“群胡皆泣之而去”。但这些人除了与刘义庆同姓之外，与刘宋一族毫无瓜葛。

　　但刘义庆纂述此书的个中真意，恐怕并不在于像在蜜糖中偷放糖粒那样塞进几个同乡同姓的名士来混淆视听，这未免太过做作，而且也太过不显眼——倘使不是今天的学者刻意从书中摘出这些姓名加以研究，那么这条隐线几乎无法觉察。这些毕竟都是旁枝侧节，真正要直抵的根本，恰恰在于这些名士的来源。出身士族固然是名士天然的资本，但仅仅拥有这一资本并不足以跻身名士之列。成为名士的必要流程，乃在于品评。品藻高低流品，对名士来说，才是真正的生死判决。

　　刘义庆显然谙熟此道，在《世说新语·方正》中，他特别讲述了一则温峤的轶事：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温峤作为晋室南渡的辅弼勋臣，功绩卓著，其行止修养，更是罕有其匹，但纵然如此，却能够为人物品藻而“常失色”，足可见品藻于名士来说，是何等性命攸关。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恰恰通过列举名目，将前朝名士分门别类归入其中，虽然只是胪列举止言行，并未加诸片语点评，但是读者根据不同门类一一看过之后，自然可以品评流品高下。

　　刘义庆固然自己无法跻身士族之列，但他却通过纂述《世说新语》将品藻士人流品之权，悄无声息地操作手中。这多少也解释了刘义庆为何如此青睐裴启的《语林》一书。清人马国翰在辑佚《语林》时云：“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而现代学者林宪亮通过将辑佚《语林》条目与《世说新语》比对，发现《世说新语》有82条故事与《语林》相同或相似，占现存《语林》条目的44.32%，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甚至两者的叙事内容和艺术风格也高度一致。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特别提及东晋士林对《语林》的喜爱：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

　　刘义庆毫无疑问是众多喜爱《语林》的读者之一，并且从《语林》中大量汲取材料加入自己的《世说新语》之中——当然，在古代，这种文字互相抄传并不算是“洗稿”。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很可能从裴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尽管裴启是《语林》这样一部士林畅销书的作者，但他自己却籍籍无名，生平唯有“东晋处士”四字而已。并且《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他曾经受到过第一流名士谢安的轻诋，声称裴启《语林》中关于自己的两段话“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并且将引称裴启《语林》所载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的名士庾龢斥为“君乃复作裴氏学！”《语林》一书，也因为谢氏的打压“遂废”。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此二事，自然深知个中原委，一本流传士林的佳作，却可以因为一位高门名士的轻诋而轻易书废。作者明明如此富有才华，却因之而遭受打压，湮没无闻，甚至连反抗发声的资格都没有。同样出身寒门庶族的自己，不会不生出同病相怜之感。但自己却不同，他是新朝显贵，是开国之君的侄儿，是当朝帝王的堂兄，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网罗名士，纂述《世说新语》这样一部分门别类品藻士人的手册，借助自己的影响力，让它成为士林乃至整个社会认可的名士教科书。

　　不能不说，这或许才是刘义庆对那些高高在上且无可奈何的高门士族最文雅的报复。他让王导、温峤这样的士林领袖成为自己笔下分类品评的对象，让这本书成为了一面镜子，既照见出身如此寒微而地位如此显贵的自己，也照见了那些高门士族的言行举止。

　　但这面镜子照见的，不仅如此，它不仅照见现实与历史，还可以照见历史的历史。

　　未答

　　未答

　　照见历史的历史

　　“温未答。”

　　面对晋明帝提出的问题：“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峤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缄默不语。直到王导开口才打破了这镜子般的沉默：

　　“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

　　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王导与温峤，是最常出现的两位名士，他们几乎可以作为东晋名士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在举止言语，还是在德行事功上，他们都足以堪称个中佼佼者。因此，他们谒见晋明帝司马绍的那段对话，也值得作为一面别具意味的镜子，加以悉心拂拭端详。这则收录在《尤悔》一章中的轶事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对刘义庆来说，它不是立足现实去遥望历史人物讲述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而是历史人物在遥望比他们更古老的历史。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则故事，首先需要考证的是这段对话可能发生的时间，《世说新语》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没有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这也是它备受后世史家诟病的原因。但一些蛛丝马迹却可以推断出它发生的大致时期。首先是文中“王导、温峤俱见明帝”。“明帝”的出现很容易让初读《世说新语》的人误会是已经登基为帝的晋明帝司马绍。但在《世说新语》以及同时古人的著作中，用后来的官位谥号来作为称谓是很常见的做法。就像那则著名的“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的轶事的开篇便是“晋明帝年数岁，坐元帝膝上”。而后面王导提到“温峤年少”，更佐证了这一点。晋明帝登基时，温峤已经三十四岁，断然称不上年少。因此，这件事只可能发生在明帝尚未登基，仍是太子之时。

　　温峤初次与太子司马绍和王导见面，是东晋在建康建立的317年，这年六月，温峤作为忠于晋室的名将刘琨属下，前往建康拜谒新进登基的晋元帝司马睿。这一年，温峤虽然二十九岁，但是还当得起“年少”二字。因此，从王导声称温峤“年少”来看，这场对话最可能发生的时间，正是在温峤刚到建康不久，被委任为太子东宫官职太子中庶子的前后，也就是东晋初创的岁月。

　　王导、温峤与时为太子的司马绍三人的会面，在年龄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也决定了他们在这场对话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司马绍与温峤初次见面时，年龄最多只有十八岁，温峤比他大十一岁；而王导却比温峤更大十二岁。因此，对年轻的太子来说，温峤像是他年岁较长的兄长，而王导则像是他的父辈。比起温峤是从北方而来的新进名士，王导却是辅弼自己父亲晋元帝登基的王佐元勋。因此，当温峤对太子提出的问题沉默不语时，唯有作为长辈的王导，才有资格打破这沉默，并且向年轻的太子具体而直接地讲述那个问题的答案。

　　就像许多王朝的开端都不堪细看一样，无论怎样光明正大的理由，道德隆盛的颂词，都难以掩饰渗透进每一个毛孔中的斑斑污血，以至于那些所谓的开国之君的创业神话，和建政伊始纷纷涌现的祥瑞国宝，都成了鬼脸上涂抹的雪花膏。而这些雪花膏下面累积纵横的污血，恰恰就成了国朝历史中最真实也最敏感的历史。

　　这段历史，对温峤这样修养深厚的名士来说，不可能一无所知，毕竟，那曾经是他的先辈亲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一切。但或许是碍于君臣名分，或许是在子孙面前不当言及父祖过恶的礼法，他选择了沉默。王导应该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用“温峤年少未谙”来回护了这个年轻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沉默。自己已然是他的父辈，因此可以不必太过顾忌地讲述这段前尘往事。于是他“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

　　宣王司马懿到文王司马昭的事迹，是晋朝的创业史，也是王导口中的充满诛戮残杀的血腥史。而且比起传说中的汤武革命、高祖建汉的伟业，显得更加卑劣下作。刘义庆在纂述这段简明文字时，脑海里会非常清楚这短短二十余字背后发生的一切。就在《世说新语》克成的数年前，由当朝最负盛名的史家之一裴松之注解陈寿《三国志》克成，上呈宋文帝。裴松之的注解引用各种典籍达二百一十家，注文字数相当原文的三倍之多。书中原本隐约其文的只言片语，全都依靠详尽的注解加以阐明。特别是晋室创业的那段不堪历史。晋朝始祖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指的正是他在魏明帝曹睿死后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当魏明帝疾笃之时，司马懿曾是他榻前托孤之臣，但他却趁幼主曹芳和大将军曹爽前往明帝高平陵拜谒之际，发动兵变。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血腥夺权，他与儿子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

　　祚安得长

　　当历史照见现实

　　没人知道那道白虹是因何出现在这里，刘义庆只看到这道白色发光的带子，莫名进入了自己的内室，啜饮着本该属于自己的粥。他忽然夺过碗，把它扔在阶前。就在这一刹那，风雨大作，振动庭户，良久才消失。

　　这一年是公元443年，距离东晋覆亡已经过去了23年，《世说新语》业已在四年前克成。而他自己现在身处广陵，卧于病榻之上，却看到了这般异象。

　　白虹饮粥的异象，之所以让刘义庆心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病况，而是它所预示的凶兆。这位博览群书之人，不会不知道诸葛恪的轶事。这位东吴名臣，据说从新城外出前往东兴的船上，就出现了一道白虹。根据《吴志》的记载，这是诸葛恪最终被诛灭的噩兆。如今，白虹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难道它也昭示着自己将会遭受同样的厄运吗？

　　回望历史，自己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毕竟，他已经见证过死亡降临的模样。十八年前，他亲身经历了一场惨酷的宫廷政变，他的两位堂弟，原本应该继承皇位的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被杀，而他们被杀的原因，是自己的另一位堂弟刘义隆想要谋夺皇位，而这位弑杀兄弟之人，便是如今可以轻易决定自己生死的宋文帝。不仅如此，帮助他篡权夺位的三名有功之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也接连被宋文帝处死。之后，宋文帝接连诛杀了一批重臣名士，包括兖州刺史竺灵秀、名将檀道济、丹阳尹刘湛。就在刘义庆看到白虹的这一年，他又处死了刘氏的另一位宗亲雍州刺史刘道真。

　　诛杀的死亡令步步紧逼，刘义庆距离死亡恐惧最近的一次，是在三年前，他的堂兄彭城王刘义康因为被宋文帝猜忌，被徙往豫章。当时刘义庆正在江州纂述《世说新语》，或许是兄弟间亲情流露，也可能是受到自己纂述的《世说新语》中那些真性情的名士的影响，他与刘义康“相见而哭”。而这自然引发了宋文帝的猜忌，认为刘义庆与刘义康同病相怜，意图不轨。

　　得知猜忌消息的刘义庆惊惶终夜，直到他的姬妾告诉他听到了乌啼声——这在当时预示着吉兆，次日，他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逃过一劫。

　　“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如惊弓之鸟的刘义庆写下了《乌夜啼》歌，流传后世。如果这位生活在死亡恐惧中的人回望历史时，或许会想到《世说新语·尤悔》中的那场对话，他或许会发觉，历史与现实是何其相似。刘宋政权的创立甚至比司马氏还要残忍。当年司马氏取代曹魏后，尚且留下曹魏的末代皇帝曹芳，封为齐王，加以恩养。但刘裕在取代东晋后不久，便派人将心甘情愿将权力禅让给刘宋的东晋末帝司马德文“以被掩杀之”。

　　刘裕自此打开了一个血腥的笼头。八百年后，南宋史家胡三省评论此事道：“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

　　或许是因为死亡太过迫近，却又飘忽不定，所以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之外，又编纂了另一部著作。在这部题为《幽明录》的著作中，刘义庆讲述了一个与《世说新语》中司马氏创业历程风味迥异的诡异之事。

　　“魏武帝猜忌晋宣帝子非曹氏纯臣。又尝梦三匹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见，并云：‘防理自多，无为横虑。’帝然之。后果害族移器，悉如梦焉。”

　　仿佛司马氏最终篡夺曹魏建晋的种种血腥不义手段，乃是早在曹操梦中就已注定的天意。但纵使真的存在这场征兆之梦，它也只是历史之梦，并不足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历史之镜照出的，也并非梦幻虚景，而是切切实实发生的一切，所有前因后果，自有勾连如锁链一般连绵不绝。从历史的因果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并非全无道理。

　　刘义庆或许明了这个道理，不过，历史却不会再给他更多体会的时候。在见到白虹异象的一年后，刘义庆去世，因病寿终正寝。他死得恰到好处，以至于不会看到自己身后那一串长长的死亡名单。根据罗振玉在《补宋宗室世系表序》中的统计，刘宋皇族158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一百有三，被杀于人者有六”。刘义庆的五个儿子中，有两名死于非命。在他死后35年，刘宋灭亡。篡宋建齐的南齐开国皇帝对前朝有样学样，在夺权后杀死了刘宋的末代皇帝刘准，至于刘宋皇族的其他成员，史书只用一句话交代了他们的下场：“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祚安得长？”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