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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先见之明”

2023年05月12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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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墓壁画中的宴饮图
南宋刻本《世说新语·识鉴》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世说新语·识鉴》

  《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但有趣未必可信,其识鉴篇中夸赞傅嘏能识人的故事,便很不靠谱。

  故事里说,何晏、邓飏与夏侯玄三人想要与傅嘏交往,傅嘏始终不答应。三人于是找了傅嘏的好友荀粲来说合。荀粲对傅嘏说,夏侯玄乃杰出之士,他虚心要与你结交,这对国家来说是好事,犹如蔺相如与廉颇结为好友,何必拒绝呢?傅嘏解释说,夏侯玄“志大心劳,能合虚誉”,是那种靠伶牙俐齿颠覆国运之人;何晏、邓飏“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是那种到处挑事没有同道之人。他们不会有好结局,我远远避开犹恐不及,怎可与之结交呢?

  末了,讲故事者留下一句评价:“后皆如其言。”意思是何晏、邓飏、夏侯玄三人后来皆在政治斗争中死于司马氏之手,可见傅嘏有先见之明,料人如神。

  

  异同

  迷惑的“朋友圈”

  故事里的何晏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其母被曹操纳为夫人后做了曹操的养子,“见宠如公子”,后来又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为妻,做了曹家女婿。邓飏是南阳邓禹之后,年少成名,在曹魏正始年间是托孤辅政大将军曹爽的心腹。夏侯玄出自谯县夏侯氏,是文化界的大名士,与曹爽是表兄弟(夏侯玄之母乃曹真之妹,曹爽乃曹真之子)。这三人皆可谓当时政坛与知识圈的顶流。傅嘏虽号称弱冠便已知名,与他们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就常理而言,这三人主动提出与傅嘏结交,傅嘏本不该拒绝。

  其实,关于傅嘏与夏侯玄的关系,何劭的《荀粲传》中有一段与《世说新语》截然相反的记载。何劭是曹魏之臣何曾之子。何曾与傅嘏交好,傅嘏去世时何劭已年过二十。故此,何劭的《荀粲传》大体可视为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内中说,荀粲于曹魏太和初年到洛阳与傅嘏结交。傅嘏“善名理”,荀粲“尚玄远”,两人在学问路径上有差异,交流中难免出现争执。好在有另一位玄学名士裴徽在中间穿插调和,二人关系始终融洽,且“夏侯玄亦亲”——即荀粲、傅嘏与夏侯玄是同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再查《三国志·魏书·傅嘏传》中裴松之的注引,可知《世说新语》中傅嘏拒绝与夏侯玄等人结交这则故事的源头,乃是傅玄所撰《傅子》一书。傅玄与傅嘏皆出自北地傅氏,二人乃是堂兄弟关系。《傅子》成书在前,《世说新语》成书在后,两书所载故事情节雷同,用词高度一致,源流关系一目了然。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同为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傅玄的记载与何劭的记载,究竟谁更可信?

  察实

  被扭曲的记忆

  前代史家基于常理常情早有判断。李慈铭说夏侯玄在当时乃是“重德”,何晏在当时乃是“名儒”,傅嘏则名位未显,不可能发生“内交见拒,且烦奉倩(荀粲字奉倩)为言”这种事情。余嘉锡的剖析更为锐利:

  “谓(夏侯)玄欲求交,而(傅)嘏不许,此矫诬之言,但欲以欺天下后世,而无如同时之何劭已载笔而从其后,何也?盖玄与嘏最初皆欲立功于国,已而各行其志,嘏为司马氏之死党,而玄则司马师之仇敌也。二人之交,遂始合而终睽。抑或玄败之后,嘏始讳之,饰为此言以自解免。傅玄著书,为其从兄门户计,又从而附会之耳。”

  余嘉锡此说最为接近史实。傅嘏于魏明帝太和年间出仕,正值何晏、夏侯玄等名士群聚洛阳、来往交游、品评人物并讨论时事之际。傅嘏加入其中乃情理中事。只不过后来随着局势变化,傅嘏与何晏、夏侯玄这些人在政治站队上分道扬镳。夏侯玄、何晏与邓飏等在正始年间受到了托孤辅政大将军曹爽的重用。正始十年(249年),同为托孤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族灭曹爽后,何晏与邓飏被杀,夏侯玄在政治上失势,只剩下名士光环。嘉平六年(254年),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诛杀司马师,欲在事成之后推举夏侯玄为大将军。李丰等人因消息泄露被司马师捕杀,夏侯玄虽未参与密谋,也未能避免夷灭三族的惨祸。傅嘏则在正始年间投靠了司马氏,先是被司马懿“请为从事中郎”,高平陵政变后出任河南尹和尚书等要职;司马懿去世后,又选择支持司马师,为其出谋划策,协助平定了以反司马氏为旗帜的毌丘俭与文钦之乱;司马师猝然去世后,傅嘏再次选择为司马昭出谋划策,协助其顺利继承了司马师的权势。

  在司马氏统治时代,高平陵政变与李丰张缉之变,都是很敏感的历史事件。与曹爽、夏侯玄、何晏等人有过密切来往,属于政治上的历史污点。傅嘏生前绝不会渲染自己与夏侯玄等人的交情,倒是有可能在事后吹嘘自己对夏侯玄等人的败亡早有洞见。傅玄在晋朝时撰写《傅子》,也不会给堂兄傅嘏及其后人挖坑,不会老老实实说傅嘏早年与“夏侯玄亦亲”。于是,历史记忆在这里发生了扭曲,事后脑补让傅嘏成了料人如神之辈。

  识鉴

  所谓“先见之明”

  其实,早年的傅嘏与夏侯玄等人并非政敌。比如魏明帝曹叡在景初元年(237年)命散骑常侍刘劭制定考课法时,傅嘏曾上奏表达过反对意见;而曹叡搞考课法,恰是为了“抑浮华”,也就是打压由夏侯玄、何晏等人掀起的思想交流风潮。

  夏侯玄、何晏与王弼等人是开魏晋玄学思潮先河者。按顾炎武的总结,这批人的政治思想是“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曹魏政权以法家权术治国,以儒学礼教粉饰。夏侯玄与何晏、王弼等人则尊孔子为圣人,援老庄之说入儒,试图以自然秩序来规范政治秩序,主张君主抛弃严刑峻法退而无为,将治国之责委托给官僚集团。这种拒绝无条件忠君、且试图将皇权关进笼子的思想主张,自然很难被曹氏皇权认同。故在曹丕时代,何晏始终未获重用。魏明帝曹叡即位次年,又针对夏侯玄、何晏等人的往来交游与思想传播,下诏警斥“浮华交游”之风。太和四年(230年)又制造了“浮华案”。

  “浮华案”始于司徒董昭上书请求曹叡针对“浮华交游”之士采取更具实质性的惩治措施。董昭在奏章中攻击夏侯玄等人,说他们不用心钻研学问,专爱交游,聚在一起褒扬彼此并批评他人(实则是批评朝政),“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曹叡随后下诏:“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于是,以浮华交会、干扰朝廷的人才选拔为由,夏侯玄、邓飏、李胜、诸葛诞等“凡十五人……皆免官废锢”。所谓废锢,即免除官职、监视居住。何晏可能是因“尚公主”的缘故,勉强还能“颇为冗官”。

  读书人(同时也是青年官员)旨趣相投,互相来往,交流思想,议论时事,本无任何过错。给他们扣上一顶“浮华交游”的帽子,不过是曹魏政权打压舆论与思想的惯用手段。早在建安年间,曹操就写信恐吓过孔融,要他闭嘴,说自己虽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有的是办法对付孔融这类批评者。曹叡以“浮华交游”之罪废锢夏侯玄、邓飏、李胜、诸葛诞等人,不过是在继承曹操的旧手段。曹叡本有意效仿曹操诛杀孔融,也在太和年间搞一场血腥的文字狱,且已将李胜等人逮捕入狱。只是牵蔓开来之后发现参与者甚众,不但有何晏、夏侯玄这类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之人,还有司马师这类出身举足轻重的官二代(《魏氏春秋》里说“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为免引发朝局震荡,才改诛杀为废锢。

  没能搞成文字狱,于是就有了考课法。《三国志·魏书·卢毓传》中记载,魏明帝曹叡痛恨诸葛诞、邓飏等人互相交游联络,并品评出“四聪”“八达”等名目,遂明令负责人才选拔的卢毓不许用有名气之人,“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饼,不可啖也”。卢毓回复说这么搞没有可操作性,靠名声选人虽无法得到奇才,但不靠名声选人同样没办法识别出奇才,反倒是靠名声选人还能得到“常士”,也就是一般性人才,这些常士对朝廷也是有用的;更切实际的办法是出台针对现任官员的考评制度,按制度对官员进行提拔与淘汰。随后,曹叡就把制定考课法的任务交给了更有经验的刘劭。由傅嘏以司空掾身份站出来反对考课法可知,他不在数年前的浮华案废锢名单之中。这或许是因为当日被废锢之人皆是名士,拥有四聪、八达、三豫的美誉,傅嘏的名声还够不上。

  考课法的核心目的,是要把品评人才的标准与提拔人才的权力牢牢掌控在朝廷中枢手中,不能让何晏、夏侯玄这类人凭名声进入权力中枢,不能让他们的名声影响朝廷的选人与用人。浮华案是曹叡时代的大案,考课法与浮华案有密切关系,这是当时的政治常识,傅嘏长期在洛阳做官,不可能没有了解。有了解而仍站出来反对,就未必全是为了利益(若曹叡没有早亡,考课法大概率要被皇权勒令落实,公开反对考课法对傅嘏的仕途未必有好处),更可能是因为认知上更接近夏侯玄等人。

  《三国志·魏书·傅嘏传》中所载傅嘏反对考课法的理由,也颇值得玩味。傅说,“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是治理国家的本,“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是治理国家的末,朝廷大张旗鼓搞考课法,是舍本逐末,是走错了路。他还说,“先王”选拔人才,要看州闾、庠序和乡老的考核评价,本朝则是“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要把选拔人才的权力全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也是走错了路。傅嘏以“六乡之举”来选拔人才的主张,恰是曹叡眼中极厌恶的“浮华之风”。

  简言之,正始年间的傅嘏已与夏侯玄等人分道扬镳,成了分属不同阵营的政敌,但这并不能取消傅嘏早年“与夏侯玄亦亲”的事实。《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但有趣的故事往往也很危险不可轻信。傅嘏的“先见之明”便是如此。

  文/言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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