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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仰望的顶峰,被接纳的攀登者

2023年05月29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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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下旬,张洪攀登珠峰过程中。B04-B05版/受访者供图
李春生在珠峰大本营开办的美发沙龙。
2018年5月,吴燕和夏伯渝的脸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
2018年5月,李春生在横梯上进行过冰缝训练。

  纪录在刷新。2023年5月15日,当地时间凌晨5时42分(北京时间7时57分),16岁的湖南女孩徐卓媛成功登顶南坡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年龄最小的攀登者。

  2023年,既是人类攀登珠峰70年,也是中国民间攀登珠峰20年。

  20年,一些面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Tony老师李春生在海拔5364米的南坡珠峰大本营开了个美发沙龙;43岁女性吴燕在2018年珠峰登山季中,经历了几乎一切意外,暴风雪、被吹下悬崖、手指被冻伤、雪盲、滑坠,但故事的转折是,她不仅成功登顶,还安全下撤;46岁盲人张洪站上了世界之巅,珠峰是什么颜色的,他不知道,对张洪来说,珠峰的世界属于声音,听觉里的珠峰久久回响。

  珠峰攀登者的故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在“有钱就能攀登”“个人英雄主义”等质疑声中,攀登者们坚定向上,最终达成了梦想与自我的某种和解。

  16岁女孩的珠峰之旅

  5月15日,16岁的徐卓媛是第一个登顶的。登顶那一刻,被云笼罩的群山背后,太阳正缓缓升起,她在峰顶待了20分钟,站在世界之巅观赏了日出。

  徐卓媛的队伍里一共有9个人,最大的有60多岁,他们精准规划冲刺行程,采用的是速攀的方式攀登珠峰。速攀的方式意味着没有大量的拉练,节约体能。

  他们进行了适当的攀冰、高海拔训练后,来到海拔6500米的二号营地。和多数攀登者不同的是,徐卓媛在抵达二号营地之后,没有随即撤回大本营,而是选择在二号营地等待冲顶的窗口期。

  当徐卓媛还在加德满都的时候,她就听说今年的修路队中有三名冰川医生,因为冰崩不幸遇难。致命的,不可预测的——人们通常会用这些词来描述昆布冰川,这是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个主要障碍。昆布冰川每天都在移动,冰川医生则要每天检查昆布冰川变化情况,如果因为冰崩等导致路线变化,修路队员需要重新调整路绳。

  沿途有纵横交错不计其数的冰裂缝。有的裂缝能一步跨越,更长一些的裂缝,则需要借助横梯。横梯一次只能通行一人,两头用冰锥和绳子固定在岩冰上,走起来摇摇晃晃,两边只有绳子作为辅助保护。

  落脚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过大过小,哪怕只是一厘米,就可能掉落。横梯下面往往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裂缝,夜晚低头行进的时候,脚下白色冰壁中是透着一股冰蓝的深渊。徐卓媛这次攀登中最长的一个梯子是由四个横梯拼接而成,冰缝变得更宽,坡度更陡。

  徐卓媛的夏尔巴向导,攀登速度较快,和徐卓媛在速度上适配度较高。夏尔巴人,这是一个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民族,因给登山者当向导而闻名。每年,他们都会先行上山修好路绳,沿途背运氧气瓶等补给,需要的时候救援登山者,人们则沿着路绳向上攀登。只要夏尔巴在前面带领,徐卓媛基本都能跟上,从三号营地到四号营地,那一段路徐卓媛只花了四个半小时,其他人一般会用时10-12小时。

  5月14日晚,徐卓媛到达海拔8000米的四号营地。晚上八点钟出发冲顶,受孟加拉台风的影响,地上的浮雪被风卷起,很多人因为天气原因放弃登顶,徐卓媛则跟着向导继续前行,“我很敬佩那些做出放弃登顶的攀登者,因为离顶峰咫尺之遥的情况下,放弃比坚持更加艰难。”

  过希拉里台阶时,徐卓媛前方只有夏尔巴向导一人,因为时间尚早,前后都没有什么拥堵,大概在她登顶20分钟后,才有别的攀登者上来。在顶峰的时候她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再一次感叹祖国的强大,手机信号已经覆盖到世界之巅了。”

  徐卓媛出生那一年,她的父亲从北坡登顶珠峰。十岁时,她跟着父亲去了海拔5000多米的四姑娘山,没有任何高原反应。

  为了攀登珠峰,16岁的徐卓媛,每周有三四天要进行体能训练。她在后背和双腿绑上总共22公斤的沙袋,跑10公里,做10组深蹲,以及5组爬楼练习。这些年向上攀登的过程,都有父亲陪伴。她在攀登的行囊中特意带了父亲当年登顶的手套,手套作为一种象征,传承和见证了父女的顶峰梦想。

  在朋友圈里,徐卓媛说,珠峰不是终点。一切刚刚开始,她将看更多的风景,途经更多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珠峰”在等待她。

  海拔最高的美发沙龙

  时间拨回2015年。那时,李春生还是一名普通的Tony老师,每天的工作围绕着人们的头发展开,剪头,染发,做造型,在有限的室内空间,手在不同工具间穿梭。

  他不会想到,3年后,这双手将在南坡的珠峰大本营理发。

  去珠峰的契机总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2015年5月的一天,李春生的老板对他说,“要不哪天你去登珠峰吧。”那时的李春生,不知道珠峰在哪,不知道珠峰长什么样,对户外探险没有任何概念,去过最高的山是深圳的梧桐山。

  当了解清楚之后,他发现,登珠峰对心理和生理都是一个极大挑战,要先登五千米、六千米、七千米、八千米的高山,最关键的是,有6%的死亡率:一百个人上去,也许有六个人会留在那里。

  他相信自己一定不会是那百分之六。他开始改变作息,戒酒,训练。三年间,他陆续攀登了哈巴雪山、玉珠峰、玄武峰、马纳斯鲁峰,非常幸运,他去的时候,每一座山都晴空万里。这样的好运延续到2018年5月16日早晨9点20分,他站在了世界之巅。

  在山里,他无数次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登上去?登上去怎么样?登不上去又怎么样?”每天,在冰天雪地的帐篷里睡觉,四十多天之后,他明白,登山是一门忍受痛苦的艺术,也会增加对日常幸福生活的敏锐感知,那时,一张舒服的床,就是幸福生活的全部。

  他说,登山,刚开始消耗你的脂肪,接着消耗你的肌肉,然后考验你的意志,最后你还得靠天帮忙。

  在攀登马纳斯鲁峰的时候,李春生的队友带了一把推子上去,在大本营,低温导致推子运行不了。他借了一把女队友的眉钳,一点一点帮队友剪头发,最后用了一把T型刮胡刀刮,一共花了两个小时完成了剪发。

  旁边的队友说,马纳斯鲁峰攀登的周期是二十天,珠峰将近两个月,马纳斯鲁都有剪发的需求,珠峰也一定有,“要不你去珠峰开一家美发店?”

  那时候的李春生觉得,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依然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勇者以最美的姿态见证自己的人生壮举”成了他开店的口号。他开始着手准备人手和设备。

  筹备这样一家高海拔沙龙,难度系数不亚于攀登珠峰。他理想中的理发师,要有好的体能,能徒步到珠峰大本营,并且不能有高反,能正常地洗头发剪头发,还得会英文。

  公司里有两千名理发师,但体能好的寥寥无几。“你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珠峰大本营剪头发的Tony老师”,这个“第一”的名头对很多人充满诱惑,很多发型师报名加入。

  他从中挑选了一名发型师,再选了一个会讲英语的行政经理成为发型助理。跑步、俯卧撑等体能训练两个月后,他们基本具备徒步到珠峰大本营的能力。

  他找来人,把洗头床、剪发镜台、热水器、发电机、纯天然无污染的洗发水、毛巾都运到了珠峰大本营。

  一个16人的珠峰沙龙筹备团队成型。16个人的团队对于登山公司来说是一笔大生意,每个人要花费35000元人民币才能到达珠峰大本营。登山公司负责运设备,从加德满都运送到卢卡拉,再用牦牛和人力的方式抵达珠峰大本营。

  到了大本营之后,发电机带不动,热水器成了摆设。后来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煤气烧水,烧完一桶接一桶,再一瓢一瓢舀。一个人负责洗,一个人负责在旁边浇水。

  整个登山季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的美发沙龙对所有登山者免费。一百多位攀登者享受了这项服务。第一个客人是夏伯渝,那是他第五次来登珠峰。夏伯渝1975年第一次带着国家任务攀登珠峰,因为冻伤,双腿截肢。另一位客人,王铁男,这是他第二次来登珠峰,上一年因为天气原因没有登顶。二十年前王铁男攀登博格达的时候,在ICU躺了将近三十天,医生告诉他这辈子可能会和高海拔无缘,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二次登上了珠峰。

  还有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女生,瘦瘦小小,她是来攀登洛子壁的。过往攀岩的经历中,有一次她的岩栓脱落,一条腿卡到岩石里十多个小时。获救后,医生对她说,这条腿可能很难保住,就算保住了,这辈子可能也很难再玩极限运动。可是她只在医院待了七天。后来通过高强度的训练,又来到了珠峰。

  登山季结束了。“该干吗干吗”,李春生说,登了一座珠峰只是人生的一次阅历,精神上的一次成长,但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的生活,“不能像神一样活着”。下山后,他回到了岗位,依然是一名Tony老师。

  一名女性的珠峰求生

  李春生在美发沙龙里认识了太多的攀登者,吴燕也是其中一位。

  当吴燕下撤到8700米的希拉里台阶时,狂风大作,风速达到60公里-70公里每小时,暴风雪突然袭来,四周白茫茫看不清,台阶两边没有遮挡,吴燕走在迎风的位置,摇摇欲坠。

  希拉里台阶是登顶珠峰的最后一关:这是海拔8790米的一处高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这条身处“死亡区”的山脊是登顶的必经之路。因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1953年首次登上珠峰取道于此而得名。

  这条仅仅12米长的山脊,远看像一片刀刃,几乎是垂直的,宽度仅有30厘米左右,两边则是上千米的悬崖,通常只能允许一人通过,一些地方甚至只能放下半个脚掌。

  从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至今,70年来,有近200位登山者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希拉里台阶。

  在这里,暴风雪猛烈,吴燕瘦小,体重轻,不可避免地被风吹走了,她掉下了山脊。但因为有路绳拖住,她没有掉落太远,整个身体悬空吊着,没有依附点,她用手和脚紧紧抱着路绳。

  她不是唯一一个掉落台阶的登山者,在她的登山队里,一共有三个人掉落。她的向导夏尔巴人,很慌张,一边往回跑,一边大声呼叫“help”“help”。夏尔巴人想要帮忙,但他无法抓住吴燕。

  在海拔8700米的悬崖绝壁上,几乎没有人可以帮助她。吴燕的手套掉了,手指很快失去知觉,绝望中只能自救,否则等待她的结果只有死亡。她抓着绳子,用脚下的冰爪慢慢靠近冰壁,爬到一个位置忽然发现氧气瓶碰到了悬崖边。她巧妙地挪了挪,把氧气瓶卡紧在那个缝隙。位置相对稳定之后,夏尔巴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拉上来。

  回到山路以后,吴燕找了块石头坐着,完全没了力气。她吃了一点能量胶,夏尔巴人催促她下撤,但她没动,依然坐着休息。

  途经此处的攀登者都会给她提醒,鼓劲。她记得,一个俄罗斯队员,红衣服、高个子,对她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如果你坐在那里不站起来,你就下不去了”。

  然后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夏尔巴人,他过来拉了吴燕一把。他说,“你站起来,你不要坐在那里,你一步一步跟我走。”再不起身,后面可能也不会再有动力了。吴燕跟着夏尔巴人的步伐,但是对方走得很快,走了几步吴燕就摔了一跤,站起来,再走两步,又摔了一跤。

  另一个夏尔巴人,在后面对她说,“你慢一点,你如果再摔的话,你会走不下去的。”吴燕放慢了速度,一步一步,走到了南峰。

  下午四点左右,还是下撤途中,她用下降器降完最后一个绳段。雪花扑面而来,粘在护目镜上,用手也擦不干净,她把护目镜往上推了推,雪盲也许就是那个时候造成的。她的左眼完全看不见东西,右眼勉强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她反复确定最后一段绳头,上面绑着布尾,确实没有其他绳子可以继续往下降。她一屁股坐在绳子边上,风还在猛烈地刮着,漫空扬起的雪粒拍打在脸上,生疼,发冷,右眼模模糊糊地看到四处乱飞的雪粒中,一点夕阳的影子,天,就要黑了。

  她的身边没有人,夏尔巴人已经撤下去了。她坐在狂风中,迷茫无助,她距离四号营地不是很远,但她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能不能走回去,“会死在这里吗?会有人上来救我吗?”最难的希拉里台阶已经走过了,难道现在要放弃吗?第二天就是吴燕的生日,在那天下午毫无遮挡的狂风暴雪中,她感到自己离死亡前所未有地近。

  坐了一会儿,她背后下来了人。她听到对方通过对讲机寻求援助,一个穿黄色连体羽绒衣的夏尔巴人过来牵着她下山。走到最后一个缓冰坡,夏尔巴人滑倒了,吴燕被拽着也滑了下去,接着就是漫长的滑坠过程,她尽力张开双手和双脚,翘起小腿,防止冰爪插地造成翻滚。

  大概五六十米后,停了下来,吴燕模模糊糊看到不远处似乎有亮着灯光的帐篷,她得救了,终于回到了四号营地。

  从顶峰到四号营地,她历经了与死神同行的12小时。她全身淤青,膝盖肿大,但庆幸的是,除了软组织挫伤,没有更严重的骨折。

  她被夏尔巴人背到帐篷,塞进睡袋,戴上氧气面罩,沉沉睡去。

  在2018年珠峰登山季中,这位来自福建厦门的43岁女性先后经历了几乎一切意外。暴风雪、被吹下悬崖、手指被冻伤、雪盲、滑坠,但故事的转折是,她不仅成功登顶,还安全下撤。

  这一切在7年前也是无法想象的。吴燕一直喜欢登山,在2011年生了一场大病,化疗了几期,对身体伤害有些大,那时候的她,小区一圈八九百米的路都走不下来,走50米,就要找地方坐下来休息,然后才能继续走路。她想,就算身体慢慢恢复,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去登山了。那一年她看了电影《绝命海拔》,熟悉的雪山,熟悉的徒步路线,她泪流满面,想要重新开始爬山。七年间,她成功攀登了康复后的第一座雪山——曲登嘎布峰,2017年9月登顶了世界第九高峰马纳斯鲁峰,2018年5月终于登顶了珠穆朗玛峰。

  珠峰是什么颜色的?

  一个人孤独地、重复地、枯燥地、无助地爬楼梯,常常在张洪脑海中闪回。一级一级往上爬,既看不到希望,又不想放弃,在煎熬中一步一步循环往复,和水泥地作伴。

  当别人问他登顶之后这两年,最常回想的画面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爬楼梯,而不是登顶的高光时刻。

  2021年5月24日北京时间上午11点15分,46岁的盲人张洪站上了世界之巅,成为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

  登顶的照片里,张洪穿着一身红色登山服,戴着护目镜,氧气面罩,除了衣服上绣着的名字和五星红旗,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他是谁。他身后的天空呈淡蓝色,薄雾被风吹散,阳光照耀着五彩经幡,它们覆盖在略微倾斜的雪坡上,在凛冽的寒风中随风飘扬,更远处的背景里,连绵的雪山冷峻而又庄严。

  夏尔巴向导抱着张洪说:“张洪,You Summit(你登顶了)。”张洪没有力气回应,他隐约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人群欢呼的声音。之前,他曾模拟过登顶之后要喊的口号,打算做的动作,在这一刻,全忘了。

  为什么要去爬珠峰?别人去爬雪山,可以看到壮美的风景。张洪看到了什么呢?石头是什么颜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还是红色的?冰川是透明的吗?有没有杂质?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的珠峰,不再是一幅固定的风景,而是随着他的想象不断重构,打碎,排列再组合,是一种经过他美化加工之后,独属于他的世界。

  张洪在失明前从未见过珠峰的图片。对张洪来说,珠峰的世界属于声音。帐篷外高压锅突突冒气的声音,直升机起降嗡嗡的轰鸣声,牦牛脖子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咔嚓裂开、轰隆坍塌的冰崩声。直到临近8848米,风声从耳后绕到头顶,雪风呼啸,雪坡平滑,周围空旷,而且寂静。

  在珠峰这个目标出现之前,他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单纯为了活着,“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不甘于生活平淡的张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抽象的理想,想要做出点事,但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他不知道那件“真正想要的”具体的事情是什么。

  身边的人难以理解。好好做按摩,一辈子这样平稳过去,这是99%的盲人能够维生的手段,“好像我只能这样过一辈子”。

  从抽象到具体的路上,他折腾了很多年。他辗转昆明、上海,打工、继续开按摩店、卖保险、做直销,什么都想去尝试,要找到那一件“具体的事”。

  2016年,不喜欢运动的张洪,40岁的年纪开始出发。

  确定攀登珠峰之后,在准备期间,一边体能训练不能放松,一边筹钱,张洪的心理压力很大。向导强子常常说张洪崩得太紧,好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那座山上。张洪也紧张,纪录片团队已经介入了,正在跟拍,“如果最后去不成,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路上关于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频繁在他心里焦灼,如果攀登不成功,余生该怎么生活?在爬楼梯,在四姑娘山拉练,这种成败的想法每天都在心里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临近没有任何缓解。

  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努力过了仍然失败,也许就接受,“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过去的他总认为自己不幸,抱怨家人,抱怨命运,找外界的原因,找社会的原因,迟迟无法接纳自己是一个盲人,郁郁不得志,生活在社会边缘。直到珠峰的自然环境向他揭示: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

  大自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盲人而区别对待。珠峰没有给他开绿灯,也没有给他增加障碍。

  从8848米下来后,他与从前的自己握手言和了。他回应了内心的召唤,付出行动去实现它,于是内心得以平和,“如果没有登珠峰,可能我还在寻找和挣扎。”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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