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攀登

　　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救人是什么感受?

　　“氧气只有海平面的27%，呼吸变得困难。”“连打开一个水壶喝水都费劲。”54岁的谢如祥这样形容。

　　5月18日深夜，在海拔8450米、距离珠穆朗玛峰峰顶仅四百米处，他和39岁的范江涛决定终止登山，救援一名倒在路边的登山者。他们及夏尔巴向导总计花费了四个小时，下撤五百米，将遇险者运送到最近的营地。

　　范江涛是湖南省登山队领队、湖南登山运动协会副主席、湖南省高山专业委员会主任。谢如祥曾任北大山鹰社登山队队长，现是湖南省登山队队员。从2016年起，范江涛就梦想着登顶珠峰，谢如祥则是在2018年定下这个目标。

　　多年的准备与等待后，他们决定在与终点咫尺间放弃登顶，只用了几分钟。

　　向上还是返回？

　　5月18日是登山的绝佳天气，范江涛回忆，“几乎没有一点风。”根据当地夏尔巴向导提供的天气预报，这种好天会持续到19日早上。

　　傍晚五点半，范江涛和另外两位队友以及夏尔巴向导，从海拔7950米的珠峰C4营地出发，做最后九百米的冲顶。六点半，谢如祥出发。

　　一行人负重许多：连体衣、头巾、帽子、围巾、高山靴、双层手套、1.5升开水和氧气面罩是生存必需品。要攀登，还要带上升器、下降器、冰镐、冰爪等技术装备。谢如祥说，一个氧气瓶就3.5公斤，身上的总负重超10公斤。

　　但他们行进顺畅。晚上8点多，他们就到达了被称为黄带的冰岩混合地带最上沿，且都觉得体能充沛。如按计划，他们将在当地时间第二天凌晨三点前登顶。

　　范江涛带了一部卫星电话，“我甚至在想，登顶后，国内不知道天亮了没有？我第一个报喜电话要打给谁？”

　　夜晚的珠峰黑透了，只有头灯照射的地方有些能见度。晚上8时20分左右，范江涛照到前方路上卧倒着一个人，穿着火红的连体衣，蜷缩在路绳的右侧。

　　范江涛又看了一眼手表，显示海拔8450米。“按业内的惯例，海拔8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可以不救人坦然走过的。因为在这高度，救人很难，而且容易把自己搭进去。”他与队友也决定继续前行。

　　倒地遇险者的锁扣仍系着路绳，范江涛等人要前进，就必须解锁安全绳，绕过遇险者，再扣上安全绳。等待队友们解锁、扣锁的时候，范江涛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发现遇险者脸上覆盖薄冰，身穿的连体衣已大面积破损。左手裸露，已冻得发黑，右手戴着薄抓绒手套，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问遇险者，你是中国人吗？对方没有回应。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轻轻说，自己姓刘。他这才认出了她——都是登山爱好者，他在日常拉练时常与她打照面。再询问，得知她没有向所属登山队报备，自行找了登山公司及夏尔巴向导来攀登珠峰。

　　一旁的夏尔巴向导提醒他，此人救不了了，应该继续向上。

　　“第一次是被说动了的。”范江涛绕过了刘女士，又随着夏尔巴往前走了二十来米。走着走着，他想起一个人。

　　前一天，也就是5月17日，第一批登顶成功的队友回到C4营地，带来一个消息。他们在山上看到一个登山者倒地，他们尝试急救，“但没救过来。”看他衣服上的名牌，叫陈学斌。

　　另一个消息流传在几个相识的登山者之间，随大家一路走到C4营地的、昵称为“木匠”的登山者在冲顶时失联了。

　　为确定消息，范江涛和队友们满营打听，得知“木匠”就是陈学斌，“一瞬间就特别难过。”范江涛与“木匠”没怎么说过话，但一路同行，又在一个营地生活了几天。“对那个人、那张脸都有印象。”他感慨，“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

　　晚上8时45分，范江涛停在漆黑的山上，痛苦又纠结：不去救，刘女士的生命或者就像“木匠”一样转瞬即逝。去救，氧气和体能都不可能再供他冲顶。且峰顶就在眼前——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机会？

　　想着想着，他痛哭起来。哭完了，他告诉夏尔巴向导，不登顶了，他要下去救人。

　　金钱与时间的成本

　　范江涛回忆，自己下撤回刘女士身边后，先将她脸部的冰抹掉，给她喂了点热水和巧克力，把自己的羽绒手套和氧气瓶也给了她。

　　晚上9点左右，刘女士恢复了语言能力，告诉他，自己是前一天上山的，到5月18日中午，她和随行的夏尔巴向导都没水了。氧气是什么时候耗尽的，她不记得了，糊里糊涂地，手套丢了，夏尔巴向导也不见了。

　　范江涛没再问什么，与自己的夏尔巴向导一左一右架起刘女士，各自空出一只手扶着安全绳，滑着往山下去。很快，他的手套就磨破了。

　　下行一百多米后，晚上10点，刘女士再次晕倒。“那会儿我绝望了，我和夏尔巴向导的力气也用得差不多了。”范江涛与夏尔巴向导将刘女士抬到一块较为平坦的石头上，用一段废弃的路绳稳定住。而后他拿出GoPro（移动摄影机），问刘女士是否有话想说给家人，“她还是迷迷怔怔的，说没有。”

　　做好一切准备后，范江涛决定下撤找人施救，往下三十多米后遇到了上山的谢如祥。

　　谢如祥回忆，5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他和夏尔巴向导攀登至8300米的高度，迎面遇到了范江涛。后者喊了句“祥哥”，立刻又哭起来。“他告诉我，在上面碰到遇险的刘女士了，她只有一口气了。”谢如祥说，“他和夏尔巴向导救了很久，但救不动了，很崩溃。”

　　“在海拔8000多米的地方，救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个位置的氧气只有海平面的27%，呼吸变得困难，停留时间越长，风险就越高。我连打开一个水壶喝水都费劲，再多带一个人下山，会很辛苦，危险系数也增加了。”谢如祥说，“但还好我和夏尔巴向导出发不久，我的体力、氧气和水都只用了大约20%。”

　　谢如祥决定，让范江涛先在原地休息，他和夏尔巴向导上去探探情况。上行三十多米后，他找到了卧地的刘女士，又喂她喝了些热水。而后，他对夏尔巴向导说，自己放弃登顶，要救这个人。“夏尔巴向导对此挺不理解的，在登顶珠峰的路上，他看到过很多倒在路边的遇难者。如果救不了，夏尔巴向导也会放弃对方，毕竟保证自身安全是第一位的。但如果不救，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哪怕她遇难了，我也要把她带回营地。”

　　谢如祥向夏尔巴向导承诺，只要把刘女士送回C4营地，就给他一万美元的奖励。这个队伍里最强壮的夏尔巴向导同意了，卸下背包，背起刘女士。三人下撤，与范江涛会合。

　　两个夏尔巴向导轮流架着、背着刘女士，范江涛在背后托举，年纪较大的谢如祥则在后面跟着。

　　路上，谢如祥仍出神地幻想着，把人送到营地后，自己是否可以再次冲顶？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C4营地到峰顶的最后一段路程，两名夏尔巴向导给谢如祥和范江涛各背了三瓶氧气，他们自己也背了一瓶。这些氧气的用量经过严格计算，中途没有任何补给的可能。因此，要想再次登顶，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氧气。且按天气预报，本年的攀登珠峰窗口期在5月19日就要结束了。

　　“直到夏尔巴向导叫了我一声，我才回过神来，今年是登不了珠峰了。”谢如祥说。他和范江涛估算，为此次登山，他们各自花费了包括注册费、交通费、向导费、保险费等在内的三十多万元。

　　时间成本的付出也是巨大的。

　　早在4月9日，湖南省登山队一行九人就从长沙出发了。他们12日到达加德满都，而后休整，又花费八天时间，从海拔2800米的卢卡拉徒步到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在大本营停留了大半个月，适应高海拔生活，然后开始拉练——从大本营向上经过C1、C2营地，再折返回大本营，等待窗口期的到来。

　　根据夏尔巴向导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从5月13日开始。5月14日晚上11点半，谢如祥、范江涛等九人从珠峰大本营出发，正式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5月15日，队伍到达海拔6500米的C2营地，5月17日，到达海拔约8000米的C4营地。

　　C4营地是冲顶前的最后一个扎营点。再往上，他们将经过大雪坡、黄带、阳台、南峰顶和希拉里台阶，然后抵达峰顶。然而，5月18日深夜，为救人，他们最终止步于黄带上沿。

　　施救者和被救者

　　连续下撤三个多小时后，5月19日凌晨1点，他们到达C4营地。谢如祥记得，此时气温大概在零下20摄氏度，“穿连体羽绒服都觉得冷。”

　　他们把刘女士带进一个空帐篷，范江涛把自己的睡袋给了她，并往她脚下塞了一壶热水。

　　5月19日早晨，帐篷顶内侧结了一层呼吸凝成的“雪”。刘女士的精神好了些，醒来后问范、谢两人，自己登顶的照片在哪里？“我感觉她有点像喝‘断片’了，不记得自己遇险和获救的经历，还问我们怎么也在这里。但我觉得，她不记得也是件好事，这或许是段痛苦的回忆。”谢如祥说。而后不久，刘女士就被自己找的登山公司接走了。

　　湖南省登山队是5月19日中午从C4营地离开的，20日下午到达大本营。回到加德满都后，谢如祥在一家酒店又遇见了刘女士，“问候了一下，她说恢复挺好的。”

　　刘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被救的经历属实，但“人迷糊了”，提供不了更多细节；对于范、谢的善举，则是“救命之恩，应当感谢”。

　　这一趟不算圆满的旅行，让范江涛瘦了二十斤。“我们生活在平原的人，到了高海拔地区，做任何事都是在消耗自己的身体，运动系统和消化系统都会受影响。”5月14日从珠峰大本营出发那天，他的肠胃就闹起不适，多次呕吐。

　　如影随形的还有无法预判的危险——冰川、冰梯的坍塌都是概率问题。因此，要过冰川时，登山者们往往选择夜晚出发，以避免阳光照射导致的冰川、冰梯的加速融化。

　　范江涛说，前期拉练时，他们穿过大本营外的昆布冰川，亲眼见到一处冰川在身后一百米处坍塌，扬起的风裹着冰雪扑面而来。“如果我们走得慢一点，可能就随着冰川塌下去了。”下撤回大本营时，又遇到冰川坍塌，这次有个队里的夏尔巴向导掉下去了，所幸被人拉起，没有大碍。

　　最终，湖南省登山队中，包括随行摄影师在内的三人成功登顶。其余队员因身体不适、氧气不足、夏尔巴向导受伤等状况未能登顶。

　　探索与敬畏

　　“有些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登珠峰。我觉得，人对未知的东西，是有探索的欲望的。其次，经过努力，登上山顶，会很有成就感。重新登山后，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起来，变得年轻了。”谢如祥说。

　　他曾是北京大学山鹰社的登山队队长。1990年，他就带队登上了海拔6178米的青海玉珠峰。后来他一直有登珠峰的想法，但总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2018年，北大成立120周年校庆之际，山鹰社的同学们去登了珠峰。他听说后，“觉得自己的珠峰梦又燃了起来。”

　　从2019年开始，谢如祥恢复登山训练，陆续登了乞力马扎罗山、玉珠峰和哈巴雪山等。此次未能登顶珠峰，是“没缘分”。他希望未来再去尝试登顶。

　　范江涛则已经“预订”了明年或后年的春天攀登珠峰。2008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名为“北方的空地”的帖子，里面详述了作者穿越大羌塘无人区的经历。他通宵把帖子看完，从此对徒步、穿越及登山产生向往。2016年，他定下“7+2”(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的登山目标，开始攀登高海拔雪山。

　　现在，他在长沙经营创业公司，办公室里放着十几张登山证书，“国内海拔五六千米的山基本上爬完了，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最高峰也都爬完了。”珠峰是他的第四站。

　　此次未能登顶，风景却已经看饱了。他记得爬黄带时，正是傍晚，夕阳下，他身下成片的雪山拉出了一条条长影。“眼前完全没有遮挡，特别壮阔，真正的一览众山小。好像在俯瞰全世界。”

　　他还有些更感慨的事。从大本营出发前，众人举行了“煨桑”仪式，当地喇嘛也赶来参加。大家向天空抛撒大米，听喇嘛念念有词。他知道，除了祝福的意味，这也是让人们敬畏大山。

　　5月19日早晨，也是救人后的第一个早晨，他在帐篷中醒来，看到自己深夜迷迷糊糊抓来的睡袋上，写着“木匠”两个字。那是遇难者陈学斌的睡袋。那瞬间，他百感交集。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吴采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