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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设备开始试运行

试运行预计持续两周;日本渔业从业者等持续对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示反对

2023年06月13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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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以及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等处集会,反对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计划,要求叫停这一计划。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日本办公室资深核专家肖恩·伯尼。 地球连线视频截图
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供图

  据新华社电 据日本媒体12日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已于当天开始试运行核污染水排海相关设备,试运行预计持续两周,以检查设备是否存在问题。日本渔业从业者等持续对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示反对。

  综合日本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媒体报道,核污染水排海相关设备目前基本完工,东京电力公司当天上午开始了设备的试运行。试运行使用淡水而非核污染水,将其与海水混合后,通过海底隧道输送到距岸边约1公里处排放,目的是检验水泵性能、紧急情况下水流截断装置能否正常工作等。

  报道说,计划持续两周的试运行结束后,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还要在本月内进行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经处理核污染水安全性的汇总报告也将于本月公布,如果试运行和检查等都没有问题,排海准备工作最快可能本月内全部就绪。

  日本政府2021年4月13日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染水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尽管日本渔业团体、部分地方官员等强烈反对这一处理方案,中国、韩国等邻国也强烈反对和质疑,日本政府依然无视反对声音,一意孤行。今年1月,日本政府将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时间定为“今年春夏之际”。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10日分别向宫城、福岛、茨城3个县的渔业从业者介绍了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进展情况。在相关会谈中,福岛县渔业合作协会联合会会长野崎哲强调,反对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立场不会改变。

  表 态

  中国外交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

  6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近日核污染水排海设施试运行,对此中国政府的立场及应对方案是什么?

  汪文斌表示,有关日方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单方面决定,我们已多次表明了中方反对的立场。

  汪文斌强调,日方不应出于一己私利,而要让国际社会来承担整个海洋受到污染破坏的代价,这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日方这种为了本国私利,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做法,说服不了国内外的民众,只会让日本蒙羞,让周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受害,让日本进一步失信于国际社会。据央视新闻

  绿色和平组织核专家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这不是问题的结束 而是问题的开始

  据联合国新闻网站消息,当地时间5月3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的报告认定,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营运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有能力“准确且精细”地测量核电站储存的核污染水中存在的放射性核素。这一认定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东电是通过一个“透明且严谨的科学流程来开展分析工作”。

  “我们不认可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认定。”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日本办公室资深核专家肖恩·伯尼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无法解决人们对排海计划长期后果的担忧,因为它只是为了试图消除对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水决定的反对声音。

  伯尼称,在现阶段,阻止日本排放的唯一方法可能是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新京报记者 姚远

  对报告调查结果持怀疑态度

  新京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认定,东电有能力“准确且精细”地测量核电站储存的核污染水中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绿色和平组织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对报告调查结果和结论有何总体评估?

  肖恩·伯尼: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份报告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证明东电在测量核污染水样本中所有不同的放射性物质时,技术是规范的,也是准确和可靠的。但东电只测量了大约20%的储罐。有迹象表明,其他储罐中放射性物质的辐射水平要高得多,浓度也高得多。所以里面的放射性物质到底有多少,不仅仅是氚、碳-14,还有其他放射性物质,目前都还没有确切的数据。

  其次,东电有能力“准确且精细”地测量核电站储存的核污染水中存在的放射性核素,这并不奇怪。实际上,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才是比该报告所关注的问题大得多的问题。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又必须这么做,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需要给日本“背书”。他们在美国、瑞士、奥地利和韩国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了测试,这很好。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每个实验室仅测量25升核污染水(稀释前),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水箱中储存着近130万吨核污染水。因此我们不认可这一报告结论的可靠性,因为你无法从一个非常小的样本中提取数据来预测超大容量的核污染水在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问题之一是,目前水箱中约70%的核污染水仍需要通过“多核素净化处理系统”(ALPS)进行再次处理,而且可能需要多次处理。ALPS系统需要在长达30年周期内处置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长期高负荷运行的性能与效率令人存疑。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把核污染水稀释实际上无关紧要。东电强调他们知道储罐里有多少放射性物质,但会稀释至日本安全限制以下,即达到安全水平再进行排放。事实上,排放的放射性核素稀释至日本安全限制以下并不意味着没有放射性物质进入环境。

  如果排放稀释后的核污染水有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伤害,那么首要原则是要避免这样做。日本政府其实可以选择不排放而将其存储起来。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们必须这样做。

  新京报: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的报告评估核污染水可以排海,是否意味着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约束日本?

  肖恩·伯尼:首先我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6月底或任何时候发布最终报告时,都会说这些排放可以安全地进行,不会对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这是真的。

  在现阶段,阻止日本排放的唯一方法可能是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这可以很快完成,因为只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可能需要上国际法庭的听证会,或寻求临时管制禁令——这可以让日本政府在7月前停止排放。如果顺利的话,这一判决可能在7月之前得到答案。但让一个政府对另一个政府采取法律行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有很多考虑因素,比如经济、外交、两国关系等。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反对日本政府,因为我们有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几十年经验的律师,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例。举例来说,如果排放核污染水之后,有可能在日本沿海水域以外发生越境污染,导致邻国海域污染,那日本政府就需要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东电以及日本监管机构做不到。

  因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发布其最终报告,但我们不相信国际原子能机构真的想保护全球海洋环境或公众健康,他们其实是想保护核工业。我们必须理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整个进程中的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于1957年,它的作用是在海洋放射性物质和海洋污染问题上促进核能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其分析和科学测试证明了海上核倾倒的合理性。国际原子能机构几乎一直支持新行业和政府在处理核废料方面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报告无法解决人们对长期后果的担忧

  新京报:对报告中关于将核污染水排海潜在影响的调查结果,绿色和平组织有何评估?

  肖恩·伯尼:这份报告并不是一份真正的环境影响评估,它仍然依赖于东电的辐射影响评估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其中一个结论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确实发现了东电测量方法中的一些弱点,但这份报告的总体结论是有缺陷且非常有限的。

  举例来说,考虑到排放核污染水这一决定的影响,了解环境中已经存在的物质就很重要。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目前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仍在从陆地、山脉和森林流入海洋。特别是当台风带来大雨时,放射性物质含量会达到峰值,从河流汇入太平洋。但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东电的评估。我也认为他们还没有进行真正全面的环境评估。在日本,并没有法律要求其做这样的评估,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有这项法律要求的。恐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这方面也做得不好。

  新京报:这份报告能否真正解决人们对核污染水排海长期后果的担忧?从长远来看,此举会对全球海洋生态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

  肖恩·伯尼:显然这份报告无法解决人们对排海长期后果的担忧,因为它只是为了试图消除对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水决定的反对声音。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例如,东电进行了对海洋生物的养殖试验,将栖息在福岛县近海的比目鱼、鲍鱼、海藻类选定为养殖对象,在ALPS处理过的核污染水中进行养殖。他们声称这一养殖试验是为了评估ALPS核污染水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我觉得最终他们会说没有影响。但从海洋生物科学角度来看,三个物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采访过的海洋生物学家说,这种养殖试验需要选至少100个物种来进行长期评估,不是养殖几周或几个月,而是需要养殖几十年来观察,了解长期后果。

  另外一个问题是氚,东电声明称稀释过的氚不会造成任何严重问题,也不会产生任何长期后果。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氚只会从外部辐射。这是个科学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氚会进入细胞,进入细胞后氚就会变成一个低能量的发射器。这意味着,当它进入植物或动物(包括人类)的细胞结构中时,有可能造成更多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不应该认定核污染水排海不会对环境产生长期影响。

  新京报:中方代表5月27日在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相关讨论中发言,坚决反对日本单方面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中方代表表示,日方必须就一系列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中方提出三方面质疑:第一,福岛核污染水如果安全,日方为何不留着自己使用?为何不用于国内的农业和制造业?为何不向国内湖泊排放?第二,将核污染水排海是否为唯一可行方案?第三,核污染水排海将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绿色和平组织如何看待中方关心的这些问题?

  肖恩·伯尼:任何政府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一计划提出质疑都是完全恰当且合法的。但日本政府没有在各个层面提供答案,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对其中许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无法证明排放核污染水这一决定是合理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如果日本政府继续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其将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新京报:另外有媒体指出,其实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之前,日本就已经排放了一部分核污染水,绿色和平组织是否监测到过或发现过此问题?

  肖恩·伯尼:我们不认为日本通过实际的海底排放管道进行了任何核污染水的排放。但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后,在过去的12年里,放射性物质无时无刻不在从陆地一侧流向太平洋。根据东电的数据,现在福岛县每天约有90至100立方米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大量放射性物质从受污染的环境流向太平洋。因为科学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存在。

  因此,即使排放没有开始,福岛核电站的其他污染物仍会释放到环境中。因为福岛核电站三个反应堆中,共有600至1100吨高放射性燃料,其中一些燃料与地下水直接接触。我认为东电很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都无法彻底清除核燃料,而持续受到污染的地下水面积也将增加。

  新京报:中国呼吁在实施排海计划之前达成国际共识并进行磋商,绿色和平组织是否支持这一举动?

  肖恩·伯尼:我认为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是为了防止这种排放,这包括任何法律措施,也包括对日本政府的质疑。尤其是渔业组织,他们非常反对排放,尽管他们面临来自日本政府的巨大压力,但他们仍然不支持这种排放。

  因此,我认为对于绿色和平组织、其他环保组织、民间社会以及关注此事的政府来说,要求东电推迟核污染水排放,并最终取消这些计划,正如许多政府所做的那样,是完全合法的。在现阶段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东电真的在7月开始排放,这将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下一个问题的开始。当然,未来各国采取法律行动也是一种选择。

  储存核污染水仍然是最佳选择

  新京报:如何评价日本选择排海方案作为最可行和风险最小的方案是基于成本的理由?

  肖恩·伯尼:我认为储存核污染水仍然是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最佳选择。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两个地区都有储存空间,他们可以建造额外的储罐。日本政府自己的报告里也说,他们可以建造更多的储罐,只是他们更想选择排放。特别是当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最初评估不同的选择时,就包括储存核污染水,但这在政治上是日本政府无法接受的。这也是比较昂贵的选择之一。不幸的是,这与保护环境或保护公众健康无关,而只是日本政府的一项政治决定,目的是向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信号,即他们在正式停止使用核电站这一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现实是并没有。

  由于地下水持续进入核泄漏现场,受污染的水量也会继续增加。东电目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核燃料就将会继续污染环境。然而对于清除所有核燃料,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计划。

  新京报:你能否概述绿色和平组织自2011年以来在监测福岛核泄漏及其后果方面的活动和参与情况?

  肖恩·伯尼: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前我就已经开始在日本工作。自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调查,包括在2011年4月,我们与绿色和平组织的“勇士”号在福岛海岸进行了一次海洋调查。2016年,我们再次进行了水下调查。之后我们对受污染的山区森林进行了调查,包括污染程度较高的地区。我们还与撤离的成千上万受到福岛核泄漏事故影响的日本公民合作,特别是在健康赔偿、儿童权利和妇女权利有关的问题上。至少我认为这是绿色和平组织为理解放射性物质对环境长期影响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们仍处于这场核泄漏事故的初始阶段。

  外界其实有很多担心和反对排海计划的声音。我认为,除了泛亚洲地区,最强烈的声音来自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遭受了美国、法国和英国在20世纪几十年间进行的核试验,他们正承受着数百次核弹试验的污染后果。

  而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倾倒核废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明明有储存这一明确的替代方案。我们需要进行这场辩论,因为这个问题将持续几十年、几百年。我真的很担心,因为大众现在只知道核污染水有很大危害,但真正严重的,甚至更严重的放射性物质威胁,是反应堆下面的核燃料。

  最近几周有关于其中一个反应堆的报道。监管机构表示,一号反应堆下面有一个混凝土结构出现问题,反应堆有可能坍塌。因此,科技部门可能需要进行紧急评估,但他们可能无能为力。他们可能需要在整个反应堆建筑上建一个遮蔽物。因此我们的处境非常严峻,但没有解决办法。

  肖恩·伯尼

  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主管东亚地区事务的高级核专家,曾参与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调查。自1991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绿色和平组织的核活动家和协调员,并经常去日本实地调查和工作,在日本访问和工作了近30年。他在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以及中东的核问题上工作了35年。自1997年以来,他一直反对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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