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他的手里变成了哲学”

　　董强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原法语系主任。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通讯院士，傅雷翻译奖组委会主席。200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骑士”勋章，2013年获“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5年获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88年赴法留学，师从米兰·昆德拉。

　　著作、译著三十余部，包括孔子《论语》法语版、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等。2021年，与法国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共同创作法语作品《诗歌的长河将奔腾不息》，2022年以《唐诗之路》的题目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据新华社报道，收藏米兰·昆德拉个人作品的捷克摩拉维亚图书馆表示，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于当地时间7月11日因病在法国巴黎的住所去世，享年94岁。

　　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1975年起他移居法国，成为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主要作家之一，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用法语写作。

　　昆德拉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等。捷通社将昆德拉誉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捷克作家之一”。

　　昆德拉生前只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1988年，通过一个中法教育部的合作项目，毕业于北大法语系的董强通过一年在武汉大学的培训进入了巴黎第八大学。随后，他申请成为昆德拉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如今董强已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傅雷翻译奖组委会主席。

　　谈及与昆德拉的相识，董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那时只是想碰碰运气，想获得昆德拉这样大师的认可，在求学过程中，一开始是被他的名声所吸引，后来才逐渐意识到昆德拉作品的深刻性。小说在他手里变成了一种哲学，同时没有哲学的枯燥，又有生活的滋养。

　　昆德拉的逝世对于董强也是一个沉痛的消息，“疫情使得我好几年没见他。原本想着如果最近有机会去法国的话，我一定要去拜访他。但如今昆德拉去世，我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上昆德拉的课既读了书又听了音乐

　　新京报：你曾形容与昆德拉相识是“撞上了”昆德拉，最初是什么契机让你想到去申请昆德拉的博士研究生？

　　董强：初到法国的我很是困惑。与我一起去法国的人都先后改行，文学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出路，法国文学看起来又那么“高大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做一个选择——给昆德拉写一封信，如果这样一位大师接受我的话，那么对于我而言也是一种认可，我可以继续搞文学。其实，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也是逼我去碰碰运气，所以我总说自己“撞上了”昆德拉。

　　新京报：大众对于昆德拉的印象多是来自于他的文学作品。作为授课老师，昆德拉有着怎样的风格？在与昆德拉日常相处和课堂互动中，你看到了怎样的昆德拉？你对他印象最为深刻的细节是什么？

　　董强：昆德拉上课的时候几乎不讲什么，就让我们这些学生听音乐。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小说创作和音乐创作对标，这给他现代的写作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和形式，增加了可能性。作为学生，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既读了书，又听了音乐。

　　昆德拉的法语还有很重的捷克口音，而我说话没有口音。当时昆德拉还曾开玩笑，说我的法语比他还好。

　　新京报：你曾在其他采访中提到没有与昆德拉照过相，甚至还要写一篇名为《不跟昆德拉照相》的文章，这个玩笑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董强：我的确这么说过。因为昆德拉本人很拒绝与别人照相，他被法国记者弄得实在厌烦，便做出决定不跟任何人照相。我也是一直尊重他这一决定。有时中国的记者总是问我，希望我能有一张和昆德拉的合影，我也的确有许多场合和机会可以合影，但我还是忍住了。

　　我觉得我应该尊重这位老先生的个人选择，别碍于情面或为显示我们关系的亲近，去拍一张照片，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一张与昆德拉的合影。对于我而言，不合影反而成为我们之间心灵沟通的一种（方式）。

　　“昆德拉对我来说是具有引领作用的人物”

　　新京报：你曾谈到真正喜欢上昆德拉的时刻，不是在法国求学期间，反而是在回国后。那时昆德拉的哪一方面最为吸引你？

　　董强：读书的时候，我和所有人都一样，主要是学习。对于昆德拉的很多理念都是一知半解，或者一边学习，一边读其他人的书，昆德拉的内容也是众多课程之一，没觉得很特别。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现昆德拉小说的理念和创作的独一性。

　　昆德拉作品珍贵的地方在于，他有很多独一无二的想法，和世界上很多通俗大众的想法背道而驰。这些内容也让我们对文学能进行更好的思考。所以，昆德拉到后来越来越吸引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时的昆德拉回不去他的国家，而我还回得了中国，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生境遇的对比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昆德拉。昆德拉对于我来说，是具有引领作用的人物。

　　新京报：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阅读昆德拉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感悟。你在阅读昆德拉的作品时，对于昆德拉文学的理解是否也分作不同的阶段？

　　董强：最早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都是被他的名声所吸引，被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吸引。后来才意识到昆德拉作品的深刻性，他对于西方，尤其是西欧的一些所谓“核心”“正宗”的说法敢于说“不”，这展现出他非常独特的个性。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昆德拉的许多思考十分具有前瞻性。或许可以说，现在欧洲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与他们意识不到昆德拉的远见有一定关系。

　　简单举例来说，一般都有一个正统的文学史，认为19世纪是小说的高峰，包括巴尔扎克等系列作家。但昆德拉独具慧眼，认为真正的现代来自于塞万提斯，来自于18世纪的一些法国哲学家、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小说创作。他又从音乐中汲取了大量的思考，包括“结构”“动机”等专业名词，一旦接受了他的新想法，就会对现代文学有全新的了解。

　　新京报：昆德拉对你个人的生活，以及治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

　　董强：我认为，昆德拉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在法国的文学道路对我启发很深。我也搞过创作，用法语写作、研究等。他启示我在研究方式上，尽可能用一种不学究的方式做学问。

　　新京报：作为昆德拉的学生，同时也是长期深耕中法文化的学者，你如何看待昆德拉在文学上的贡献？

　　董强：昆德拉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小说的理念，可以说改写了人们对小说历史的认识，重写了一部小说史。然后通过利用音乐等元素，对小说由内到外的创作都进行了真正的创新。在他的文本中还有许多捷克式的幽默和智慧，这都形成了一种对人生的独特的思考。小说在他手里变成了一种哲学，同时没有哲学的枯燥，又有生活的滋养。

　　昆德拉认为“小说要研究生活的复杂性”

　　新京报：昆德拉的文学作品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热潮，你觉得昆德拉的文学作品与中国读者契合、共鸣的点有哪些？

　　董强：昆德拉会在中国受到大家的欢迎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他经历的捷克和中国有许多相像的地方，同时，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幽默和智慧，这与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的幽默与智慧很接近。中国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契合，所以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新京报：每一代人都能从昆德拉的书中读到不同的东西，你认为，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还要继续读昆德拉？

　　董强：昆德拉的一种重要思想在于，他认为小说要研究生活的复杂性。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或者如它表面呈现得这么简单，读小说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一切并不是非黑即白，其中有很多更为细腻的存在。

　　昆德拉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消息。此前，由于工作繁忙以及新冠疫情，最近四五年都没能去看望老师，原本想着如果最近有机会去法国的话，我一定要去拜访他。但如今昆德拉去世，我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昆德拉于1983年出版的著作《被绑架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Un Occident kidnappé Ou la tragédie de l'Europe centrale）已由我翻译成中文，将在下个月发行简体中文版。这本书篇幅也不长，其中浓缩了昆德拉对于捷克作为地理上的中欧国家，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不同处境的思考。未来希望这些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作家。

　　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