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游 因为黑暗，所以有光

　　过夜，首先要有夜可过。

　　倘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谈不上过夜，那不过是用被子蒙住头，混过一天中那段黑暗的时光罢了。就像17世纪英国一位诗人托马斯·米德顿那句粗俗的说法：“夜晚除了睡觉、吃饭和放屁之外，无所事事”。虽然我们的生命有一半都在暗夜中，但如果夜仅仅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那么夜晚不过是光明闭幕后漫长的等待而已。

　　因此，过夜，首先要有光。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心灵深处就存在着对光的期盼，存在着脱离原始黑暗的压制不住的冲动。”

　　在《回忆·梦·思考》中，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描述了，人类在心理层面对光和黑暗截然不同的感受。作为一种具有双目视觉的昼行动物，人类大脑的神经大部分被用来处理视觉信息，所以，在世界上的经历大多是通过视觉感受到的。而夜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黑暗，漆黑的环境令视觉感观变得模糊，熟悉的事物变得奇怪，恐惧夜晚，也就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

　　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地的文化普遍将夜晚视为一种威胁，是未知的世界，是有所隐藏，甚至是不可知的事物。比如，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白昼属于生者之地，夜晚则是死者之国；在古代玛雅人的神话中，黑夜是太阳和时间被创造出来之前的无尽存在；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视野里，黑夜也是固有的存在，光则是上帝的神圣造物。

　　因此，在不同文化的隐喻之中，夜晚往往代表着原始、狂野，与密谋、藏匿相关，像是一个需要被驯化的对象，而光与白昼，则往往代表着真理、希望、启蒙，以及文明。在此背景下的人类夜生活，无疑自其诞生之初，就不是白昼生活的镜像或复制，而是一场冲破本能恐惧和时空束缚的漫长革命。

　　这场革命的开端，就是学会用火。

　　火烛 舆 文明

　　火，是自然界赐给人类的光明种子，漫漫暗夜中，头顶的月亮与群星固然以它们的光亮给人以安慰，但唯有火，是人类可以握在手中的光明。

　　最早的人为用火痕迹，可以追溯到180万年前的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但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可控的人为用火应该追溯到50万年前，如周口店遗址猿人洞中发掘出的火塘、烧结土和灰烬层等遗迹。这种猿人阶段的用火，最大的意义还是推动人类的进化，比如食用熟食可以为植物去毒并软化婴儿食品，从而对猿人的脑容量增加和肠道容量减少产生重要影响。

　　除此之外，可控用火的诞生，还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人造光源，延长了白昼的时间，让更多的社交机会出现在原本属于黑夜的时空范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昼夜节律”。而且，由于篝火是不可移动的，火堆的位置决定了人们生活的重心，围绕着篝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加深入，不仅涉及口头交流，还会涉及太阳落山后的舞蹈、歌曲、仪式和叙事活动。

　　这些仪式化行为，就是人类最早的夜生活，在篝火照明和温暖所及的狭小空间内，构成了一个具备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群体，并与篝火范围之外的黑暗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峙关系，从而促进了人类祖先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转型，这也是一部分人类学家认为火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根本原因。

　　有意思的是，上述行为并没有伴随社会组织的复杂化而消失，只是变通了形式。

　　旧石器时代人类一直采用火堆的方式利用火，火堆燃于所居之处，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堆往往比早期的火堆更复杂，人们经常在火堆的侧面挖通道，以增加氧气量，而岩石则被用来保存温度和烤干物品。在世界范围内，穴居的住处和史前房址中，存在种类多样的地灶、壁灶和灶台，在这个范围内燃烧火堆，既可以煮食、取暖，也可以用来照明。

　　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拥有房屋建筑之后，仍然沿用了旧传统。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房屋内部的地面上就有弧形潜坑形制的火塘，更有意思的是，在一号房址的灶坑周围发现了8块圆形扁平体卵石，表面有光滑的使用痕迹，背面则没有，应该就是供围坐的座石。类似的灶坑边座石在遗址中多有出土，说明当时人仍有围炉夜话的习惯。

　　正是在这个时期，专用于照明的设备开始从固定火堆中分化出来，比如宁夏海原菜园遗址中发现的4000年前窑洞式房址，部分窑壁上就有大量壁灯遗迹，据测试是当时先民用含树脂很高而且耐燃的木条插入壁孔，以火照明的残存，就是火炬、火把，在文献中统称为“烛”，与专指火堆的“燎”区分。在室外的庭院中，放置火堆，就是“庭燎”，在大门之外，可以树列名为“大烛”的大型火炬，二者服务于“邦之大事”时，都可以通宵达旦地燃烧照明。

　　至迟到春秋时代，贵族的夜间室内照明，已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延续传统燃烧木条，由专门的“执烛”或称“持火者”手持，没有专门的烛台、烛架放置；二是油灯，有专家推测，浙江吴兴邱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盉是我国最早使用的灯具，也有专家认为，1975年在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出土的盂形陶灯才是目前可以确认，我国最早的灯具。

　　不过无论何者为是，春秋时代已有油灯应无疑问。之所以在先秦文献中多见“持烛”，直到战国时代《楚辞·招魂》中才有“华镫错些”的记录，一方面是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则与早期油灯的照明效果较差有关。

　　旧石器时代的法国西南部穴居人已经广泛使用燃烧动物脂肪的石灯，其灯光非常微弱，大约为2流明/平方米，而标准蜡烛则为13流明/平方米。哪怕是现代仿制的公元8—11世纪维京人使用的油灯，在30厘米范围内，光量也仅有1至2流明。这种照明效果对比用油脂浸泡过的麻烛，自然相去甚远。

　　光量的问题，当然不难解决，只需增加光源的数量即可，可木制、陶制的灯檠、灯盏拓展数量，相当之难。直到战国时代青铜原料充裕，从“金”的镫，才开始铸造成灯檠形小树，枝干上安插着十几支到几十支不等灯盏的灯树，名为“连枝灯”，灯盏同时点燃后，室内会形成明亮的大空间。器型成熟之后，灯具的材质自然不限于金属，据汉代《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在秦朝咸阳宫的府库中，就曾经见到“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上有蟠螭龙形，以龙嘴衔灯盏，点燃之后，龙鳞闪动，犹如星辰洒满房间，可见工艺之精湛。

　　约略同时，另外一种我们熟悉的照明工具也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蜡烛。据记载，闽越王曾贡献汉高祖“蜜烛二百枝”，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也出土了插蜡烛的铜灯，可见，西汉初年已经开始使用蜂蜡制成的蜡烛，只是因为稀有，还是帝王贡品。待到晋代之后才逐渐普及，所谓“富人燃蜡，寒士点灯”。

　　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灯火照亮的范围固然越来越大，夜生活也表现出更大的阶层差异。

　　夜宴 舆 夜作

　　相对于上文中诸多文明在黑夜与白昼轮转中发挥的想象力，存世文献里古代中国的昼夜观念要简单得多，昼为阳，夜为阴，阳动而阴静，这是现实经验，也是天数，所以，帝王治理天下应该“钦敬阴阳，敬授民时”，按照《国语》中的说法就是“明而动，晦而休”，以自然的昼夜交替为基础，安排百姓生活的基本秩序。对此，朱熹的总结是：“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

　　仅从文本来看，上述逻辑完全自洽，小农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问题是，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大背景下，农民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尽管其比例最大，却并不能完全覆盖其余社会分工。

　　在此条件下，朱熹所赞许的“道”，反倒成了矛盾的根源。

　　早在殷商时代，商纣王就曾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诗经·湛露》中也有“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之句，可见，夜饮古已有之，待到春秋战国时，齐威王也“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则“与宾客为长夜饮”，以至于日夜享乐四年后，因饮酒过量而病卒；屈原为了讽谏楚怀王，在《招魂》中更是极力铺陈了一场奢靡夜宴，美酒佳肴应有尽有，又有女乐、舞姬助兴，酒酣耳热之际，更是“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满座尽欢后，还有六博的游戏作为余兴节目。

　　类似的场面和流程，并没有因为天下一统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西汉相国曹参日夜饮醇酒，不但自己不理政事，谁要劝谏，还拉着对方一同宴饮，必须喝醉才放人离去。汉武帝时李广遭到霸陵尉羞辱，俩人几乎都是夜饮后的迷糊状态，可见当时夜饮风气之盛。

　　上述人物几乎都是帝王将相，即便是霸陵尉，也是地方官吏，属于“士”的范畴，他们奢靡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状态，而他们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与基于农耕传统建构的“道”对照，就显得相当讽刺。

　　更讽刺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则，对于农民而言，也是一纸具文。

　　《诗经·七月》中提到，男子在冬季要“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即白天去取茅草，晚上编草绳。《汉书·食货志》里提到，入冬后，同巷之中的妇女，要一起在夜晚绩麻，也就是将麻搓成线，一个月下来，能有45个工作日，靠的就是1个白天加上半个夜晚的工时，一定要一起干活，是为了节省照明、取暖用的燎火，也就是火堆的柴薪。“相从夜绩”在《战国策》《列女传》《韩诗外传》中反复出现，且有两则都提到了家贫无烛火，最终，无烛的女子得到允许借光夜绩。

　　此后，《旧唐书》中记录的宇文融上书也提到，“里胥均功，夜绩相从”，元稹在《夜绩判》中更是直指“里胥使妇人相从夜绩，每月课四十五功，听其歌咏。”此处的里胥指管理一里的里长，每月四十五功正与《汉书·食货志》文句吻合。可见，基层里吏组织妇女在冬天集体绩麻，作为一项传统活动，从先秦到唐代，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

　　简言之，相对于男子的昼夜工作安排，女子的冬季夜生活，明显更为稳定，且有利可图，故此，在里吏的权力组织下，女子突破束缚的意愿更小，制度保质期自然更长。

　　更重要的是，“相从夜绩”占用的并不是闲余时间，而是相似的工作时间。

　　《汉书·列女传》中记载广汉郡姜诗之妻曾“昼夜纺绩”；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则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乐府古辞《相逢行》中有“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之语，发生的时间也在夜半鹤鸣之时。这都说明了，在集体行动的绩麻之外，女性家庭纺织工作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征，在时间安排上，往往会占用女性前半夜的休息时间，只有《相逢行》中的官宦之家，才可能有“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的闲情雅致，普通的百姓之家终究要在“夜作”之中获取额外的收入，据徐畅测算，仅靠妇女在冬季加班“夜绩”所创造的收入就达到了农耕收入的18%，不但可以缴纳赋敛，还可以额外创收。

　　那么，对于缺少农耕收入的城居工商业者来说，夜绩所占的收入比就会更大。可是，都邑之中的百姓，又受到了更严格的管制。这一点，在东汉廉范的故事中可见一斑。由于成都人口众多，城邑狭小逼仄，旧制禁止百姓燃烛夜作，以防范火灾，结果，百姓都偷偷干，火灾反倒越来越多，廉范上任地方官后，废除了禁令，要求百姓改为储水防火，受到百姓的拥护，作歌谣称赞他，来迟了，不禁火之后，百姓得以安心夜作，哪怕是一辈子没有衣服穿的人，也能有五条裤子。

　　百姓歌谣当然有一定的夸张，可也透露了一定的信息，那就是禁火影响的夜作，主要与纺织相关。在“钦敬阴阳”的问题上，汉家王朝权贵的彻夜宴饮和冬日直至半夜的“相从夜绩”都突破了日入而息的“道”；城市为了防火，禁止举烛夜绩，又打破了民间长期延续的传统，可谓矛盾套着矛盾。

　　那么，到底哪里出错了呢？

　　夜行 舆 宵禁

　　东汉永宁元年（120年）汉安帝颁布《禁夜行诏》，明确要求“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夜半时分连基本的生活活动都予禁绝，这是心血来潮吗？

　　当然不是。这一诏书实则是对汉代长期施行的宵禁制度的重申，在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户律》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里门、县邑门，都要“以时开闭门”，里是西汉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外有里墙，律法明令禁止私自翻越里墙，要求居民、行人必须经里门出入。若干个里又组成了县邑，即便是王朝都城，实则也是一个巨大的长安县城包裹着宫、市、里的结构，自然在管理上，也遵循定时开闭县门的规定。

　　这就意味着，在入夜之后，无论是县门，还是里门，都处于封闭的状态。由于都城面积巨大，里墙之间存在道路和其他设施，城中的驻军官兵，就承担起巡夜的职责，《汉旧仪》记载，“宿卫郎官分五夜谁呵，呵夜行者谁也。”在城邑之外，则由遍布乡野交通要道的亭来查问夜行者，可以先行绑缚，待天亮后审讯、惩处。

　　这套制度体系，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管制大网，不同等级的垣墙和门户，构成了对应等级的封闭空间，在禁绝百姓跨越封闭空间的同时，《居延汉简》中还有禁止官吏夜入人家抓捕罪犯的规定，可见宵禁的力度之大。

　　因此，缺少公共照明设备，夜间行路不便，加之野外有野兽出没，不宜夜行是现实困难，但长期的宵禁制度，也让汉代人养成了不走夜路的作息习惯，从《礼记·奔丧》的规定可以看到，即便奔丧这样紧急的事，也是“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

　　福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对身体规训和惩罚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西汉之后，人们对夜行恐惧的养成过程，大有裨益。

　　虽然在《周礼·秋官·司寇》中有“司寤氏”一职，任务是根据星辰起落确定何时夜禁、何时解禁，并率部属巡察街道，严禁夜间出行、通行，禁止夜间随意游荡，但其管制的空间，仅限于都城之内，并未扩展至整个帝国的空间网格。

　　尽管《周礼》中的夜禁制度在文化上，开创了对夜晚的防备和污名化的先河，明确了夜晚在文化系统里不光是一个自然的时空概念，同时还是政治的、军事的、伦理的和道德的时空范畴，但是，真正将这个传统通过规训和惩罚的方式建构并延续下来的，还是汉王朝。

　　故此，汉安帝的《禁夜行诏》实则是对王朝旧制的重申，只不过，从后续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制度的执行情况，远不如它在人们思想层面上的烙印来得深。

　　东汉末年，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之后，悬挂五色棒立威，抓住了小黄门蹇硕的叔父夜行，当即杀之，自此京师不敢有犯夜之人。曹操以宵禁令杀人，没有受到惩处，说明法令授予了他相应的纸面权力，但是，也从侧面说明了，曹操行法杀人之前，洛阳城内的夜行现象并不罕见，他的严刑峻法也只是一时的威慑作用。

　　至于思想层面的烙印，则见于《三国志·田豫传》，作为跨越汉魏的老臣，田豫在辞官表中说：“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夜行人比喻自己高龄居位有罪，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眼中，宵禁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存在。

　　有基于此，黄老道家反倒在思想领域将夜行，或称阴行、心行的政治哲学概念发扬光大了。尤其是《淮南子·览冥》这一确定为西汉成书的作品，特别强调了夜行。在当时人眼中，夜行是一种神异的功能，后来也被道家视为得道者的象征，夜行者就是夜行幽冥之中的“入道者”。黄老道家非常推崇“夜行”概念，并力图以之为核心，表达一种能够产生神奇政治效果的学说。夜行的概念也不断被丰富，既有内向的层面，和心灵与精神有关，涉及养生与修炼；又有外向的层面，指向具体的政治行动，期待出奇制胜的效果。

　　说得直白些，秦汉王朝对于夜行行为的镇压和防范，将普通人的生活与夜行、夜晚隔离开，反倒激发了普通人对夜行者的神秘主义想象，让黄老道家在信仰的层面走得更远。

　　至于两汉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夜行”，据王子今教授在《秦汉“夜行”考议》中的考证，除了军事行动中经常采用外，是社会上层才有的特权，长途夜行则遭到禁止。相关的实例其实很多，比如汉武帝诈称平阳侯，于夜间外出游猎；或是李广夜饮后被同样夜饮酒醉的霸陵尉呵斥；乃至于汉光武帝出猎夜归，被上东门候郅恽堵在门外等等。

　　说到底，针对夜行的宵禁，与昼夜阴阳的秩序表述并无关系，而是相沿成俗的制度性规训，它的作用对象，也不是已经驯化完毕的普通民众，或是无法阻拦的帝王权贵，而是为了持续维持民众对夜晚的恐惧，充当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保护者角色。

　　夜晚 舆 向往

　　人类内心深处对光明的向往，和摆脱对夜晚恐惧的冲动，往往被混同为一个命题，因此，古代中国夜生活的变迁，往往会被论者以相当乐观的笔调，描绘出一幅由原始蒙昧到整齐划一，再到自由繁荣的画卷。

　　将其与时代一一对应，也并不困难，原始蒙昧的上古、先秦，整齐划一的秦汉下接同样秩序谨严的隋唐，自由繁荣的北宋、南宋，各自依靠着五经、诸子，《二年律令》《唐律疏议》《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的信息素材，进一步拓展下就是诗词证史，足以把各个时期夜生活的故事讲得花团锦簇。

　　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曾经被孙中山先生目为“自由歌”，事实上呢？从汉至唐，都只是文本上的自洽，口头上的原则。那么，上述时代变迁的画卷，真的能够免俗吗？

　　事实上，烛也好，灯也好，蜡也好，自其发明普及，沿用了不止1000年；里胥均功，夜绩相从，作为一个传统，也延续了接近1000年；宵禁，止夜行的制度，同样施行了1000多年。

　　除了物质文明层面的照明工具变化之外，里长作为基层官吏对普通人生产、生活，仅仅以一个节约燎火的名义，就可以介入、组织和规训，而宵禁制度，则完全是基于人们对于暗夜中可能隐藏的危险的荒诞恐惧，就可以控制对整个王朝数以十万计的邑、里门户开闭。

　　可以说，上述的夜生活，尽管持续存在了上千年，却仅仅是为了摆脱人性本能中对夜晚的恐惧，与向往光明则相去甚远。

　　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观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阡陌纵横，城砾不禁。另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 ——《东京梦华录·卷六》

　　□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