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父亲两次救了彭老总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950年8月9日，时任15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的洪学智从广州到北京，刚下火车他就被13兵团司令员邓华接走。下午一点多，洪学智和邓华登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

　　1950年10月，洪学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在朝鲜战场，他探索现代后勤工作，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组织广大志愿军战士将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4年2月，洪学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56年12月任总后勤部部长。庐山会议后，因受彭德怀冤案影响，洪学智被下放到吉林省工作18年，1977年回京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80年1月，他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90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6年在北京逝世。

　　洪学智被称为我军现代后勤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新中国历史上，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仅洪学智一人，他也被称为“两膺上将”。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新京报记者专访洪学智长子、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回顾父亲洪学智的抗美援朝历程。

　　“父亲与彭老总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新京报：在朝鲜战场上，洪学智与彭德怀、邓华、韩先楚等将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你父亲眼中的彭德怀是什么样的？作为副司令员，两人是如何共同配合的？

　　洪虎：志愿军领导班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他们协调得很好。之前，我父亲与彭老总在长征路上有过接触，彭老总是一方面军三军团的，我父亲是四方面军四军团的，负责为中央红军筹措给养，有几次直接与彭老总联系，但没有直接的工作隶属关系。他们是在朝鲜战场真正认识的。

　　大家都知道彭老总治军很严，军中无戏言。这个严是对直接下级的，他不会去批评基层的士兵。大家对彭老总也不敢开玩笑，但我父亲发现，彭老总在紧张环境下喜欢下棋，两人就经常对弈。我父亲很注意分寸，不能让他老赢，但又不能全输，两人经常在输赢中哈哈大笑，得到放松。

　　在抗美援朝战斗中，我父亲两次救了彭老总。一次是1950年11月25日，敌机频繁轰炸。彭老总在值班室，不愿到防空洞去。我父亲趁他打盹的时候，把作战地图全拿到了防空洞去，要彭老总去开会研究布置二次战役。彭老总就发脾气，我父亲连推带搡把他拖走了。进山洞没多久敌机就来了，直奔彭老总的房子扔炸弹。可惜的是，在那场袭击中，毛岸英牺牲了。后来彭老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他感慨，“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毛岸英是彭老总的秘书，担任俄文翻译，牺牲时仅28岁。我父亲感叹，毛岸英是个很有才华、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太可惜了。

　　还有一次是在空寺洞，我父亲去检查彭老总的住房和防空洞，发现洞很浅，是直筒子，外面的口是敞开的，敌机可以直接扫射到洞里边。当晚我父亲就叫工兵连夜把洞子加深，洞口用沙袋堆成了三角形的隐蔽墙。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就遇到了敌机袭击，彭老总的房子被打中了，门口袋子上有70多个子弹眼。可以说，在战场上，父亲与彭老总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和“钢铁运输线”

　　新京报：在朝鲜战场，洪学智将军探索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形成了合成军队后勤组织结构。这套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当时面临哪些困境？

　　洪虎：抗美援朝是我军经历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遇到自创建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和从未经历过的作战方式，尤其后勤工作与国内战争时期完全不同。我父亲也是从这场战争中开始认识和探索现代后勤工作的。

　　过去在国内作战，我们的后勤保障是装备取之于敌，给养取之于民，就近筹措、就地供应。这种后勤保障力量实际上是来自军队之外，到了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我们组织供应都是苏式装备，武器的口径型号尺寸跟美式不一样，缴获的美式武器不能用。在给养的运输上，与朝鲜群众不能语言交流，当地老百姓也在后撤，就地供应也行不通了。加上东北军区管后勤、志愿军管作战的管理体制，衔接起来很困难。

　　我父亲善于适应形势任务变化，着眼新的作战样式，探索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形成了合成军队后勤组织结构。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陌生的作战样式，父亲及时向彭德怀司令员、军委提出后勤要加强组织领导、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建议。军委批准并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志后），任命我父亲兼任司令员，同时调配诸兵种协同后勤作战。志后除负责统一管理朝鲜境内我军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还统一指挥配属后勤系统的各部队。

　　新京报：这场战争，美军拥有强大制空权，深入我军后方进行袭击、轰炸，破坏运输线。我军是如何保障前线作战物资供应的？

　　洪虎：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困难和挑战超乎想象，出国部队粮食被装供应、弹药武器补充、伤病员救护治疗等都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每天几千架次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即使后方物资再充足，运不上去也没用，伤病员不能及时运下来，许多战士会失去宝贵生命，运输就成了主要矛盾。

　　为了对付敌人对我方交通线进行地毯式轰炸，父亲组织后勤部队展开“反破坏”斗争，组建战斗化的后勤，用武装手段保证供应。志后采取构建运输网络、组织接力运输、开展对空作战、随炸随修随通等针对性措施，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窒息战”，取得了最大保障成效。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敌机轰炸量增加了7倍，我军物资运输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在保障中战斗，在战斗中保障，通过建立打不垮、炸不断、冲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

　　战争结束后，两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

　　新京报：1956年，洪学智将军任总后勤部部长后，面对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做出了哪些部署安排？

　　洪虎：当时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面临后勤供应的体制统一问题。过去各个部队都有自己的后勤标准，要统一供应就要把标准制定出来。他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在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标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军后勤建设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新京报：1980年，洪学智将军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对现代后勤做了哪些工作？

　　洪虎：我父亲再次总结了抗美援朝的经验，他提出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全军后勤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他还推进各项后勤基本建设，组织领导进行边防、仓库、营房、医院、财务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很快改变了全军后勤面貌。

　　新京报：洪学智将军生前是如何评价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

　　洪虎：父亲曾讲述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停战协定签署后，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隆重授勋典礼，后来又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在一次舞会上，朝鲜一位小女孩邀请彭老总跳舞，不会跳舞的彭老总盛情难却，拉着小女孩走了一圈，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

　　我父亲说，“我作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入朝作战以来，这是第一次见彭总下舞场跳舞。看到彭总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苦战，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获得了胜利，我心里热乎乎的，眼圈都红了。”

　　父亲评价，“这一胜利是中朝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