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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老兵唐章洪:

歼敌六百多人的“威震敌胆神炮手”

2023年07月27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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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向记者展示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老照片。 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抚摸珍藏多年的抗美援朝奖章和纪念章。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6月29日,四川成都,唐章洪向记者展示自己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后补拍的军装照。 新京报记者 周的 摄

  敌人过于嚣张。飞机、大炮、弹药充裕的美军,甚至把单杠、双杠都搬上了战场,供士兵闲时锻炼身体。

  炮筒后的人恨得牙痒痒。瞄准,“放倒一个算一个,打了你两个,我就是牺牲了,我还赚了一个。”这个人叫唐章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炮连的迫击炮手。他生于1935年12月,四川省中江县人,参军那年还不到16岁。

  奔赴朝鲜后,全是血肉的战场上,唐章洪害怕过,也受过伤,靠着为国家、为人民的信仰,挺过了上百场仗,歼敌620多人,荣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成了志愿军里个人歼敌数和立功数最多的人之一。

  

  枪炮的眼睛

  如今87岁的唐章洪,两眉浓密,声音也亮。额头上,一块不太明显的硬币大小的疤痕,是在后人熟知的上甘岭战役中留下的。

  那几乎是他记忆里最惨烈的战场。1952年10月14日,敌人调集6万多兵力,采取重点进攻的战术,仅是14日当天,就向约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先后发射了三十多万发炮弹。这场战役持续了43天,有媒体报道,据战后统计,平均每六秒就有一发炮弹落在志愿军阵地上,甚至随手抓起一把泥土,都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弹片。

  “敌人弹药多,我们开一枪,敌人要打几百枪、几百炮过来。”唐章洪说。

  用于隐蔽、储存弹药和粮食的坑道,被破坏了大部分。战役第一天,密集的炮火“封”了一两个钟头,有步兵从坑道里冲出来,发现阵地完全变了样。土成了碎屑,架机枪都打滑。“天空里飞的不是草皮,就是树枝、树干,不断掉进我们的工事里。”唐章洪说,到处是烟雾,通讯中断,人和人面对面说话,只能看到嘴巴在动,听不到声。

  收不到命令,唐章洪心一横,决定只要有炮弹就发射。一旁的战友说他发射得太快,弹药都备不过来。“因为要先开箱取炮弹,箱子的第一层是木头,第二层是铁皮,弹带上擦了油脂,拿出来以后,要擦干净,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后来,有位连长带了通信员来到阵地,鼓励他们,“你们就像炮的眼睛一样,炮都飞到敌军中心爆炸,对支援大家坚守阵地起了很大作用。”

  上百发炮弹发出去,炮身不断升温,炮管几乎要烧红了,需要降温。但找不到水,唐章洪灵机一动,喊几个弹药手赶快对着炮衣撒尿,再裹到炮上。炮发出“滋滋”的响声,烟雾带着呛人的尿臊味。

  给炮管降温的时候,敌人派了超低空飞行的野马式战斗轰炸机。投放的炸弹在空中呼啸,声音越来越大,唐章洪赶忙往炮架下蹲。巨响过后,他连人带炮被埋进土里。战友跑过来,把他拔出来,发现他已经昏迷,鼻子和眼睛都在流血,额头也被石头砸出口子。

  简单包扎、灌下一支止痛药后,唐章洪醒过来,接到报告,“前沿阵地已失守,现在敌人正向主峰阵地攻击,只要有炮弹,就在5分钟之内打过去。”唐章洪把炮从土块和石块里刨出来,发现炮架已经被砸弯,只剩个炮筒,他就用身体作支架,右手紧紧挽住炮的上半部分,向前方瞄准。

  就这样,唐章洪成了闻名全军的“威震敌胆神炮手”,战后补记一等功。

  沾着血肉的弹药箱

  其实,唐章洪本和枪炮无缘。

  读书时,他成绩不错,是学校学生会主席,负责宣传工作。1951年初,参军时,唐章洪还不到16岁,一入伍就被安排做文书。一心报国的他,多次主动要求参加军事训练,最终加入了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炮连。

  战争的气氛不只战场上有,1951年4月底、5月初,他坐火车从四川到了辽宁丹东,准备奔赴朝鲜。当地房子修得很漂亮,只是玻璃窗户上都贴着“米”字条,“敌机轰炸的时候,震碎的玻璃不会飞溅出来伤人。”

  丹东已是空城,老百姓都已转移到乡下。部队领导嘱咐他们,不许抽烟,不许打明火,“因为一有光,防空警报就响不停。”他们在丹东领了炒米、炒面和咸鱼,火车驶过鸭绿江,唐章洪透过车窗看到,有座桥,靠中国的这一端还在,另一头已经完全掉进江里。

  苦头没少吃。行军时,每人配了四个手榴弹,几十斤重,用一根长带子挂身上。他个子不高,带子在腿边磨来磨去,肉皮都破了,浸了血的裤腿变得硬邦邦。

  冬天,朝鲜北部最寒冷的长津湖地区,能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大雪连续下几天,断了粮,大家还要扎好裤腿,步行抢运物资。冻伤很常见,甚至也有人冻死在半路。

  “再冷也要不停走。”唐章洪听老兵们讲过经验,“一坐下去,脚和手这种肢体末梢,血液就停止循环了,要冻坏。”一次夜里,唐章洪背着物资走在路上,背包绳从肩膀滑到手臂,他想把带子提上去,但发现两个手都是僵的。

  仗打起来,人们没水喝,嘴唇都开裂,有时得靠抹牙膏缓解。饿慌了,冻成冰坨的馒头,拿过来就啃。

  上了战场,唐章洪起初并不害怕。只是一次白天,他往前线赶,半路看到一位伤员被抬下来,满身是血,他的心抽了一下。

  血和死亡是最不罕见的。当时,有人每天向他所在的连队供应炮弹。有些弹药箱送来的时候,沾着血肉和弹片。他问对方,答复很平静:“半路捡到的,前面送弹药的同志牺牲了。”

  辨认去世的是敌军还是战友,有时只能靠着装。穿长筒皮鞋的是美国的空军,穿短筒红色皮鞋、戴钢盔的是美国陆军,没钢盔、踩一双解放鞋的,是自己人。一次雨后,敌人掉落在山坡上的钢盔被冲到水沟里,唐章洪跑过去,想找一个完好的留纪念,“但每个上面都有洞。”

  “为和平而战”

  虽然又苦又险,但唐章洪从没打过退堂鼓。家人曾一心希望他继续读书,将来做老师,教书育人。但他说自己不后悔选择参军,“我没什么遗憾,这个路是选对了的。”

  “我们参加的是正义的战争,是为和平而战,能够得到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支援。”唐章洪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小孩把买零食的钱捐出来,老人把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常香玉这样的爱国艺人,在全国演出,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工人也加班加点生产物资,“后方有全国人民支持,一点都不孤单。”

  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正式签署,持续了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身在前线的战士,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好消息,只是感觉当晚确实安静了不少,没了轰炸声。到了第二天早上,消息传来,他们在开心之余,也做了两手准备,“怕敌方不讲信义,所以我们又继续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守港口。”

  回国的时候,唐章洪坐着闷罐车(封闭的火车车厢),过了鸭绿江,正好天亮。他看见农民在耕种,老乡在出工,心里说不出来的愉快。回到四川家乡,人们热烈欢迎他,很多干部也来拜访。

  唐章洪很感动,但他觉得,战争的胜利靠的是全国人民,也属于全国人民,是很多先烈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对我个人来说,只不过作为一位革命战士,尽了一点应尽的职责和担当,并没什么值得骄傲或者了不起的地方。”

  他明白,“除了活着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还有很多牺牲的、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无名英雄。”

  所以,后来在和年轻人讲述那段岁月时,唐章洪一遍遍提起那些隐进历史深处的背影:一位浑身是血的战士,手握三颗手榴弹,朝着敌军的重机枪手砸过去;一位排长,用两把机枪掩护战友完成任务,匍匐前进,爬出一条鲜红的沟;一位副班长,被子弹击中后,翻身滚进了敌人的阵地边,拉响了两个爆破弹;还有位排长,从山下一鼓作气冲上山顶,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的兵力后,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

  “抗美援朝战争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锻炼和考验。最终,这场战争让我明白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唐章洪说。

  新京报记者 彭冲 赵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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