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诊器就是我的武器

　　吴炯家的立柜上面，有个绑着皮带的箱子，几十年来没人打开过，就连吴炯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母亲的皮箱里究竟藏着什么。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皮箱被打开，露出满满的勋章、照片和老物件，吴炯的秘密才被人知晓——她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监工一连的卫生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看过电影《上甘岭》的观众，都会留意到勇敢乐观、不顾生命危险全力救治伤员的女卫生员王兰，而王兰的原型之一，就是吴炯。

　　身份“公开”时，吴炯已经退休了，但她不曾停下救人的脚步，作为志愿者，她继续义务为邻居们瞧病看诊。2013年时，80岁的吴炯还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

　　“既然我能活着回来，死了以后就再做点贡献，把自己贡献给医学。”如今吴炯已经91岁，行走变得艰难，关于战争的大部分记忆也含混模糊，只有作为一名战士的使命还记得真切如初。

　　军中“花木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吴炯只有十七八岁，刚刚入伍。她一再请求上级准许自己到前线，但考虑到她年纪还小，上级拒绝了她。

　　“我不能直接去打仗，还不能为受伤的战士们洗衣服、做治疗吗？”这盆冷水没有泼灭吴炯的决心，她弄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把誓言写下来，再三申请去战场。1951年9月，她的坚持打动了上级，吴炯如愿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作为卫生员，随十五军赶赴朝鲜。

　　吴炯所在的监工一连只有两名女战士，但起初除了连长，没人知道队伍里还有女兵。她们头发短，被帽子遮得严实，穿的衣服、用的装备，也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男兵扛的物资，她们也扛。有伤员无法行走，吴炯就扛着对方，实在扛不动的，就招呼两三个人一起。但在涉水过河时，差别就显露出来——水只到男兵小腿，却漫过她们腹部。

　　时间久了，男兵们才发现吴炯是个女兵。这时的吴炯，已经不会再因为和男兵说话而脸红，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抢修公路时，吴炯和男兵一起跳进冰冷的河里搬石头，一天下来，有人手脚被泡掉皮，吴炯就为他们治疗；遭遇细菌战时，吴炯和战士们冒着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坚持每天在连队周围的山坡上搜寻并及时清除细菌弹，做好预防工作，最终全连无一例病号，吴炯获三等功。

　　“没人特殊照顾我。”吴炯也不希望自己被特殊对待：“能干一分，我就干一分。有需要我就去做，分不了那么清楚。因为这些，大家才说我是队伍中的‘花木兰’。”

　　“听诊器就是我的武器”

　　在朝鲜作战，志愿军的条件十分艰苦。“最多带个急救包，带太多也是负担。”吴炯说，因为缺少药材和器械，她会把自己的头发消毒后为战士们穿泡，她还将树枝和罐头盒当器械，利用汽油来消毒，“有什么就用什么，顾不上好坏。”

　　唯独一个听诊器始终被吴炯带在身边，那是她从国内带过去的。2003年，她将这个听诊器连同装着针头的金属盒，还有勋章、奖状等一干物件，全都捐赠给天津市和平区档案馆。

　　“那就是武器啊！”吴炯说，如果没有听诊器，她就无法探知更为复杂的病情，救治也就无从谈起。

　　带着“武器”，吴炯救回上百条命。

　　一次，坑道里落入一枚哑炮，处理时炮弹突然爆炸，5位战士全部受伤。吴炯听到爆炸声，没有犹豫，立即向事故中心跑去，为负伤的战士包扎、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最危险的要数1952年打响的“上甘岭战役”。战士们不仅要防范炮火，还要忍受极寒的天气。她记得双方鏖战时已是深冬，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0摄氏度，战士们住在山里的防空洞，没被子盖，只靠一件棉大衣取暖，有时早上起来，头发都会冻在土台子上，吴炯只有一双布鞋，在雪里行走，脚也被冻伤过。

　　吴炯所在的连队分散在不同阵地，她只能昼夜不停地跑，到相隔40多公里的地方，深入到各个班送防冻药品、讲防冻知识，为战士们做棉袜、为伤病员治疗。一天在夜里巡回医疗时，吴炯发现三名战士被严重冻伤，失去知觉，她立刻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盖住冻伤的战士。由于药品匮乏，她只能往战士们身上搓雪，把他们的脚放在自己的胸前取暖。

　　为了取暖，坑道里也会烧些木炭。结果一晚7名战士一氧化碳中毒，吴炯什么也顾不得了，把他们一个个背出去。头顶是呼啸的敌机，“要一个炮弹落到我脑袋上，就完了，就活不到现在了。”回忆时，吴炯眯着眼睛：“那就是死里逃生，但想不了太多了。”

　　上甘岭战役期间，吴炯还救过一名尚有微弱脉搏的战士姚徐达。战场上极度缺水，她就把雪含在嘴里化开喂给他。45年过去，死里逃生的战士始终没忘恩人的名字。1997年，姚徐达看到了吴炯的报道，特意辗转到天津，两人隔着几米就伸出手向对方走去，满眼都是笑意。

　　“战争是残酷的，抢救伤员是常事。”吴炯觉得，与牺牲的战士比，自己的工作算不得什么。她始终记得出国前的那场宣誓：“军首长们带头说，在战场上，自己的名字要‘不写英雄榜，便涂烈士碑’。”

　　救人不止

　　吴炯到朝鲜的第二年，战争结束了。家乡的亲人朋友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吴炯觉得自己没负伤、也没死，“我幸福就幸福在这儿了。”吴炯笑起来。

　　后来，她被分配到武汉部队医院，又随丈夫转业到天津，直到1989年退休。这期间，吴炯从没向其他人提起过她曾当过兵，就连儿子黄百鸣也被蒙在鼓里，只知道母亲是医生。

　　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从不迟到早退，天津冬天大雪纷飞，母亲宁可走着去上班，也决不在家待着休息；对病人更是上心，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刚退休时，母亲每个月只有300多元退休金，人们知道了她的事迹后为她鸣不平，她却觉得这些已经足够：“那些战友都死在了朝鲜，没能回家，现在我还能拿到钱，够吃喝，已经很不错了。”

　　退休后，吴炯没闲着。她参加了天津市和平区志愿者协会，成为第一批志愿者，常常掏出一个月的工资，买仪器、药物，穿着白大褂、挎着医药箱，不分早晚地给邻居们义务看诊。她有个本子，每页都划成几栏，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位老人的血压情况。

　　偶然间，一位记者发现了吴炯过去的事迹，尘封多年的皮箱被打开，人们这才知道，30多年前电影里《上甘岭》打动无数人的女卫生员王兰，原型之一就是吴炯。赞誉突如其来，却没令吴炯有任何改变，她还像往常一样，自掏腰包看病救人，直到80岁。

　　2013年4月，80岁的吴炯立下遗嘱，志愿在逝世后立即将遗体无条件地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供解剖。她还在遗嘱中写道：“我死后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不要以我之死而悲，应以我死后奉献遗体为荣！”

　　10年过去，吴炯除了行走不便，身体还算硬朗。她依然梳着短发，坐时背挺着，双手撑在扶手上，一字一句地回忆往昔。她很喜欢《上甘岭》，反复看过好多遍，兴起时，还会跟着唱上两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田昊文 李昨非 实习生 郑阳 张宸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