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出去不到一分钟，身后的指挥所就被炸了

　　“当年我所在的68军204师610团一营一连被任命为师主攻‘尖刀连’，从1953年7月13日晚上9点发起攻击到7月23日回撤，在前线激战十天十夜。全连260余人，最后回来时仅剩20多人。”抗美援朝老兵潘夕彬回忆起70年前在朝鲜参加金城战役的场景。

　　出生于1937年12月的潘夕彬，是江苏溧阳人，1952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并参加了金城战役，1956年回国，1958年复员，后曾任溧阳县人民医院院长、溧阳市爱卫办常务副主任等职，1997年退休。

　　近日，潘夕彬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自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那段岁月。

　　曾参加收局之战

　　新京报：您报名参军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潘夕彬：我是1952年年底报名参军，当时我刚刚15岁，在溧阳歌岐中学（省溧中）读初二。当时溧阳大街小巷、村头村尾贴满花花绿绿的抗美援朝标语，我报名的时候因为年龄太小，虚报了两岁，以17岁的年龄报了名。

　　新京报：入朝后您参加了哪场战役？

　　潘夕彬：我参加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收局之战——金城战役。当年我所在的68军204师610团一营一连被任命为师主攻“尖刀连”，从1953年7月13日晚上9点发起攻击到7月23日回撤，在前线激战十天十夜。全连260余人，最后回来时仅剩20多人。

　　新京报：对这场战役的激烈程度，您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潘夕彬：出发前我们“尖刀连”每个战士带上1000发子弹、5颗手榴弹、两个急救包、6片吗啡片剂，备足7天干粮。当时，我们“尖刀连”以穿插、迂回、分割向敌人纵深目标月峰山小跑步前进。因来不及扫雷，敌阵地雷很多，许多战士触雷倒下了。当时跟我一起冲在前面的溧阳老乡张小南也倒下了，鲜血从他的胸膛流出，我看到他咬着牙，已经说不出话。

　　当我所在的那个排快冲到敌人山头时，溃逃前敌人又疯狂地发射过来密集的炮弹，这时，既是战友又是老乡的殷兆荣也倒下了，我急忙上去一看，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仅有一丝丝皮肉粘连着。我赶快给他吃了一片吗啡，并实施紧急包扎，随后担架队员上来把他抬走了，后来他活了下来。

　　攻打月峰山时，我一直冲在前面，一颗炮弹“呜”一下飞过来在离我不远的前方爆炸，我当时本能地迅速趴倒在一棵树墩的后面，逃过了一劫。腿上有重机枪子弹剐到的伤痕。

　　“刚跑出去，身后的指挥所就炸了”

　　新京报：您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潘夕彬：那是金城反击战进行到7月17日的时候，敌人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我们所占领的阵地疯狂反扑。当时我是“尖刀连”的通信员，紧紧跟随营指挥所前进，我们已经攻下月峰山南面的两个小山包，前面还有一座山，过了那座山就是一马平川，汉城就在眼前。

　　敌人集中兵力反扑，当时整个战场上枪炮声震耳欲聋，敌人狂轰滥炸。当时我们的营长大声对我说：“小潘，跑步下山，打信号弹，请求炮火支援。”我迅速跑下山，刚跑出去还不到一分钟，跑了大概100多米，听到身后指挥所一声巨响，敌人一颗炸弹击中了指挥所，团参谋长、营长、“尖刀连”连长、指导员等全部壮烈牺牲。

　　我到现在还记着当时的这位营长，他留着大胡子，是抗战时期的老八路，天天“小潘、小潘”地叫着，叫得很亲热，他在战场上的最后一刻，最后的一分钟，让我去发信号弹，竟然救了我的命。

　　新京报：您在朝鲜的时候是通信员，当时具体做哪些工作？

　　潘夕彬：当时我负责发射信号，那时候通信条件差，一个连只有一部电话机，经常是前面刚接好，后面就炸掉了，信号总是不通，苏联的步话机，敌人一干扰，就完全听不见了。所以需要发射信号，要发起冲锋的，要炮火支援的，几发红的，几发绿的，晚上的话需要靠摸，它是有几个点，红色的是怎么样的，绿色的是怎么样的，然后发出信号，就像电视上的一样，比如发起冲锋是3个红色，以信号为目标。

　　电话时通时不通，不一定跟得上，通信排要不断地巡逻，哪里不通赶紧接起来，唯一的通信设备，一连一部，其余就是靠信号补充。营部有一个通信排，有个班专门保证“尖刀连”这部电话机保持通畅。

　　新京报：战斗时除了敌人的进攻，在气候、食物等方面有哪些困难？

　　潘夕彬：部队出发前每人备足了7天的干粮，是炒面，就是将面粉炒过。可是战役开始后，金城地区整天大雨瓢泼，带的干粮受潮霉变。攻打月峰山的时候，为了轻装前进又扔掉了一些随身携带的东西。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四处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如果能够找到一点敌人溃逃时扔下的食物或罐头，那真是莫大的幸运。找到一个罐头就可以维持一天。我当时吃过牛肉罐头，捡到一个全班分一下，味道非常香。

　　夏天，特别口渴，不敢下山取水，敌人只要发现目标炮弹就打过来了，只能在战壕里用舌头舔沟底的脏水或水塘里的泥浆水解渴。

　　由于是雨天泥地作战，浑身是虱子，脚底烂穿。当时激战十天十夜，大都在雨中进行，每天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身上的军装全是烂泥，破破烂烂，已经完全看不出是军装。

　　1992年曾回朝鲜找当年的老房东

　　新京报：1953年停战，您到1956年才回国，停战之后这段时间在朝鲜的什么地方？都做些什么？

　　潘夕彬：1953年停战后，我们一部分部队继续待在朝鲜，帮助他们修水利、修公路、建房子。我们当时是住在当地老百姓的村子里。

　　新京报：您对朝鲜人民有怎样的印象？

　　潘夕彬：从前线撤到后方后，我们休整的地方叫平安里，是一个不大的朝鲜小山村，当时村里基本都是女人、老人和孩子，青年和壮年男子大部分都去参军了。当时我们“尖刀连”连部设在村子东边的一户朝鲜老乡家里，房东是一位年轻的大嫂，家里有两个小孩，她的公公婆婆都被美国人的飞机炸死了，丈夫应征入伍。

　　朝鲜当地的老人和小孩在一起睡，盖一床被子，把大的被子留出来给我们志愿军用。部队在平安里休整了一段时间后，移师朝鲜的西海岸。部队开拔时，平安里的男女老少都来欢送。

　　新京报：您后来曾回到朝鲜去找他们吗？

　　潘夕彬：有。那是1992年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又去过一次朝鲜，我带着当年的照片，想要看一看当年我们驻扎的地方，找一找当年照顾我们的房东。我在朝鲜待了有一周的时间，去了烈士陵园，但是没能找到当年的房东。

　　新京报：退休之后您会经常到社区、学校宣讲，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继承抗美援朝精神？

　　潘夕彬：我退休以后，好多学校邀请去宣讲，说想听一听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的事，学习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了，我去讲的时候会说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好多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才战胜了敌人，所以你们也要有这么一种精神，要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新京报记者 李京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