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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诗人米沃什1911年生于立陶宛的维尔诺,2004年逝世于克拉科夫,九十三岁的生命虽然极其动荡、痛苦且漫长,却又一闪而过。如今,他就像自己25岁时在《偶遇》中回忆起的那个用手指点野兔的同伴,“已不在人世”,然而于他而言幸运的是,他不会像那个无名者一样只出现在一个人的记忆中,而是出现在很多读者的书桌上,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中的原因恰恰在于,他用笔和文字记住了很多人,很多人的死亡。作为在二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诗人,世界的脆弱让他深知记忆那难以估量的必要性,因此在他的诗中我们读到“他们拉出一些/厚厚的书,把它们当作桌子/开始切着面包。就在这时/一辆坦克隆隆驶过”(1941),读到“我只是看到了大屠杀的火光,/只是看到了不公、耻辱,以及可笑吹嘘的羞愧。”(1944)之后,他还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下亲身经历的某种意识形态对人的诱惑和逼迫,现已成为经典“证词”。也正因此,米沃什被视为二十世纪最有力的见证者,一个对战争的残酷、废墟的绝望、意识形态的强力与欺骗性具有深刻理解力和洞察力的人,一个抓住(或说尽力抓住)“真实”的人。米沃什对诗歌的定义即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显而易见,只是会使用文字并不足以捕获“真实”,强大的智识、道德勇气乃至宗教信仰都在诗人身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支撑着他抵达一个诗人的首要职责——说真话。
而就像新近出版的《米沃什传》中提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人阅读米沃什诗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政治历史观内容和此前经常提及的二十世纪见证者的形象不再是唯一的解读方式,评论家们引入了更宏大的哲学和宗教学观点。”这种改变正对应着米沃什写作领域的拓展和重点的转移。当上世纪六十年代移民美国,文化、自然环境和个人处境的变迁让米沃什获得了新的思考空间和维度,更重要的是,由于对自我存在之复杂性越发深入的感知和思索,在孤独、虚无、绝望和死亡的阴影下,米沃什的诗歌开始更多地转向形而上学与宗教,并在这疼痛的世界选择赞美存在。“面对存在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因此要避开那些以讽刺贬低存在,和赞美虚无的人。”在见证了如此多的恐怖、愚蠢、冷漠、死亡和虚无之后,米沃什写下“唯有赞美才能将我拯救”的诗句,而这句话的力量正是来自“赞美”的对立面,大概也只有米沃什这样在战争中劫后余生、深知黑暗是什么的人,才能赋予“赞美”充实的意义而不让其虚浮廉价。这应该也是米沃什想用诗歌追求的一种“真实”,或者说他不仅在追求,还在塑造它,甚至祈求于它。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每当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一团,聚集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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