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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画家溥儒逝世六十周年。
在溥儒辞世一甲子之际,《魑魅魍魉:溥儒的妖怪画》也已付梓。这个有趣的灵魂似乎并没有远去,通过他的绘画——或曰纸上劳作,将他的活泼天性留存下来。通常人们认为他是个传统画家,工于山水、人物、花鸟等题材,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擅长画妖怪。他的山野精怪多有自由散漫的一面,似足以寄托怀抱。而他画的鬼蜮世界,则又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从王孙贵胄跌落到卖画为生,经历人情冷暖之后,仍保持着一颗童心,笔下妖怪也都充满幽默谐趣。
刚过去的中元节,也被称为“鬼节”,让我们走进这位画家所想象的鬼蜮世界。
早岁生平和兴趣
溥儒,字心畬,所以后来又名溥心畬,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溥儒是清朝宗室,恭亲王奕訢之孙,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他的嫡长兄溥伟承袭了恭亲王的爵位,是为末代恭亲王。
溥儒这一代宗室子弟,取名皆从单人旁,光绪皇帝赐其名为儒,这是一个极为郑重的字眼。按溥儒《华林云叶》记光绪皇帝召见时所言:“汝名曰儒,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光绪皇帝引用了《论语》中孔子告诫子夏的原话,希望溥儒做一个君子式的儒者,而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可见期望之高。溥儒十岁生日时,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溥儒,并以“万寿山”为题,命溥儒作诗。他稍加思索,便吟成《万寿山诗》,其中有一联是“彩云生凤阙,佳气满龙池”。慈禧听了大为惊讶,十岁孩童有这样的捷才,不禁夸赞道:“本朝灵气钟于此童”。
然而,本应该顺风顺水的命运,没几年光景便骤然发生偏转,十七岁时,清朝覆亡,民国建立,溥儒也由钟鸣鼎食之家堕入困顿,作为王府庶子,溥儒和生母项氏无法在府中立足,于是搬出王府,到北京西山隐居。溥儒出生时正逢恭王府的鼎盛时期,而又目睹了王府的败落,个中况味,外人不得而知,唯有亲历者才能品啜。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他似乎看得也很淡漠,甚至有冷眼旁观的洒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
北窗高卧久不起,醒来天地皆秋声。
在隐居北京西山之时,溥儒潜心读书作画,甚至还动笔写过一些文字,模仿前人笔记志怪的笔法,聊作消遣,这些文字收入文集《华林云叶》,所记多是隐居西山时听闻的奇人异事。比如他写北京西山石佛村村民董葵擅长模仿虎啸:“京师西山石佛村人董葵,短而悍,能伏地作虎啸,声震林壑,村中犬羊,闻之皆战栗。”溥儒还与西山的僧人有往来,得以记录许多高僧故事。西山有一僧人与虎为友:“西山白石坡,有僧入山,一虎随之行。僧行缓,若不见虎,虎亦若不见僧。至石洞,虎跃入伏焉。僧举袖曰:‘别矣,别矣。’后人名其洞曰别虎洞。”老僧和虎的情谊,令人动容。
从这些笔记片段中,可以看出溥儒对新奇事物的兴趣,耳闻目睹的怪异之事,最能冲抵日常生活的平淡,乃至内化为自身性格的一部分。这时的溥儒还是勇猛精进的读书习画阶段,不问世事。十几年后,他回到北京城中举办画展,引起了轰动,时人誉之为“出手惊人,俨然马夏”,是将他和南宋的山水画大师马远、夏圭相比较。这时他还是一个传统的山水画家,妖怪形象在他笔下大量出现,却是晚年“放飞自我”的恣意挥洒,兴之所至,便提笔画下妖怪,比如《悟空斗八戒》《八魔炼济颠》等作品,就是他晚年读《西游记》《济公全传》等神魔小说的副产品,同样也是国画中极为少见的题材,为小说原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形象。
妖怪如何有趣
或许是身世遭逢巨变,而又被时代裹挟,颠沛流离,故而看惯了人情冷暖,晚年的溥儒追忆半生所遇,选择了用怪诞的妖怪形象做回答。在溥儒的画笔下,妖怪的来源驳杂,有的是从经史中得来的妖怪掌故,有的是读志怪小说有感而画,也有的是街谈巷议中的鬼魅传闻,这些妖怪画多是他晚年的作品,尺幅不算大,有的甚至只是二指宽的小纸条,画完了便随手赠人,他身边的朋友、学生多有获赠。
扎实的旧学功底,又为其作品增添了书卷气。《礼记》中有一段宰我和孔子的对话,孔子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按孔子所说,人死之后归于泥土之中,灵魂能从肉体中游离出来,再以“气”的形式显现出来,是为鬼影。溥儒曾经以此法画鬼,还在罗聘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趣味。比如溥儒的《鬼魅夜送礼车》,图中有鬼影押运车辆,画面中的鬼欢腾雀跃,却不见其面目,只有一层淡淡的黑影而已,这也是溥儒画鬼的常用方法,其天性中的顽童一面在这里得到释放。
当然,他也有活泼淘气的一面,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擅长把新鲜事物注入到传统图式中去。他画过多种狐狸精,其中一幅题诗曰:“霜凄月黑出荒坟,芳草为衣叶作裙。皮革蒙茸犹未变,路旁也学魅郎君。”再看画面,是一只狐狸直立走路,脚上蹬着高跟鞋,挎着名牌包,穿着花短裙,狐狸尾巴从短裙后露出来,它正学着时髦女郎的姿态,向前款步而行。不论是毛茸茸的狐狸头,尖尖的双耳,还是向前探出的爪子,以及翻手腕勾住的挎包,这些细节都在塑造一个化形未全的狐媚形象。在溥儒的《神异册》中,狐狸精也出现过一次,却又是另一番样貌:头上戴着头巾,身穿布裙,斜挎着包裹。此狐狸精身子是人形,穿着打扮也与人一般不二,它侧身站立,回过头来,却是一张狐狸的面孔,阴鸷诡谲,传达出一种独属于妖魔的气场,令人不寒而栗。
溥儒带来的启发
妖怪该如何画?这个问题向来是见仁见智。《韩非子》中有一个简短的故事,有画师给齐王作画,齐王问,画什么最难?画师答:“犬马难。”又问:画什么最容易?画师答:“鬼魅最易。”在画师看来,犬马是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人们最为熟悉,稍有差讹,就会被人发现。而妖怪是生活经验难以抵达之物,三头六耳八目,故而随意夸饰即可涂鸦妖怪,而且难以证伪。
那么,画妖怪真的容易?或者说,随便“瞎画”就能抵达妖怪世界?溥儒的作品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溥儒的妖怪画植根于中国传统,继承了前人的图式,而又自出新意。他早年在宫廷所见前人名迹开阔了眼界,恭王府旧藏的书画也成为他长期临摹的对象。除了天资纵逸之外,又能刻苦不辍,将前人的技巧熔冶于一炉,处处可见前人笔法,而又是自家面貌。在技巧上毫无障碍,故而能做到“我手写我心”,随心所欲地描绘鬼蜮世界。传统绘画中的妖怪形象并不多见,且多是从宗教故事出发,譬如《揭钵图》《搜山图》《钟馗图》之类,妖怪在画面中出现,令人心惊胆战,却也只不过是“箭靶式”的角色,妖怪被神明降服,邪恶终归被正义所战胜,以此劝人弃恶从善。清代画家罗聘以《鬼趣图》闻名,已是文人意趣的独立创作,溥心畬所延续的正是这一脉,他把妖怪从配角的地位解救出来,直接放到整幅画面去做唯一的主角,还频频使用册页的形式,画一系列鬼怪的全身像,这些都是极为大胆的改进。
妖怪画的功夫也多在画外求取。溥儒早年攻经史,经史中提到的鬼神,后来成为他作画的依据。溥儒孩童时代便擅于作律诗,扎实的诗词功底,在他题画时也派上了用场,他画的每一种妖怪,几乎都有一首题画诗与之相配,以诗叙妖怪故事,并夹带讽喻之意。而这些,只不过是一个传统画家的基本功。后来溥儒涉猎驳杂,所读杂书尤多,他曾在《太平广记》中选取短小的志怪篇章作画,留下了多种《太平广记册页》。《太平广记》是宋代辑成的志怪小说总集,同样也深受溥儒的喜爱。这种功夫不仅是绘画的功夫,还是读书的功夫,二者难以割裂。如今已经少有人能读通这类文言志怪了,很多年轻的读者被阻挡在文献的门槛之外。今人对妖怪的理解,停留在恐怖电影,或者日本动漫,认为妖怪是“阴暗的”“龌龊的”,乃至“不好的”,却不知妖怪的本来面目是活泼奇趣,对妖怪的理解尚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这与传统的割裂有关。
一种古老的传统,曾被当做糟粕而弃之如敝屣,想要重新捡拾,并非易事。然而更为年轻的创作者们,在本民族的传统中找到了影视、动漫、手办等新载体的灵感,开始试着向古典志怪中吸取营养。那么,就从读溥儒的妖怪画开始。
□ 盛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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