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的“存在焦虑”

　　有关奥本海默的成长故事，最常见诸报端的有这么两件。第一件是14岁时奥本海默参加夏令营的经历。因为被指控为告密者，他被赤身裸体地锁在冰窖里，屁股和生殖器上被涂满绿油漆，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这是精神和身体双重的残酷凌辱。但从冰窖中走出的奥本海默没有选择告状，而是“用一种沉默的坚忍来承受了这样粗暴的羞辱”——20世纪50年代，当他面对潮水般的恶意和指控时，依然选择了一种“忍辱负重”的姿态。

　　第二件是充满争议的“毒苹果”事件。1925年，在剑桥跟随日后的诺奖得主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学习的奥本海默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擅长实验的他无法获得自己早已习惯的来自他人的认可，自卑与嫉妒心驱使他在布莱克特桌上的苹果里“下毒”——这是诺兰在电影中也拍摄过的情节，但却并没有得到史料的充分证实。尽管“毒苹果”事件疑点重重，但他在剑桥时期遭遇了青年时期最大的精神危机，应该难有疑义。

　　从这两件事中，人们很容易发现看似远离人群的天才自负心灵背后那脆弱而复杂的一面：奥本海默始终希望能够掌控内心和外在世界的秩序，为此他向科学世界的深处掘进，也借助《薄迦梵歌》提供给他信仰上的抚慰。无数人在他身后议论他应该为打开潘多拉魔盒所承担的罪责，但发生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切，可能也不过是奥本海默克服自身“存在性焦虑”漫长征途的一部分。

　　在《奥本海默传》译者、心理工作者汪冰看来，奥本海默心灵的挣扎与自我救赎或许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命题。

　　每个人都有铠甲，但也都希望被人看见内心

　　新京报：相较于一般的科学家，奥本海默的兴趣极为广泛。曾有人评价他主业是精神分析师，业余才搞物理。为什么他会对精神分析这么感兴趣？你认为精神分析对他从事的科学事业有怎样的影响？

　　汪冰：我们从史料中看到，虽然奥本海默接受过好几次精神分析的治疗，但结果都并不是很理想。那么一个对精神分析留下过不愉快印象的人，为何如此痴迷于精神分析？据我个人的理解，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奥本海默头脑的“算力”太强大，他天然对人类大脑和心灵的结构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片难以被计算和量化的区域，同时，也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要去面对的部分。奥本海默对精神分析的好奇，我觉得也充分投射了他对精神世界的好奇，精神分析只是他充分接近自我精神世界的一个技术工具。

　　传记中有一个细节，当奥本海默遭遇精神危机，而屡屡接受精神分析都效果不好时，有人觉得他应该找一个比他自己更厉害、更高明的人来分析他的精神世界——但很显然，这样的精神分析师太难找到了。我一直觉得，有些像奥本海默这样绝顶天才的知识分子，潜意识中都有一个愿望是成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师”，因为他们的那种“自傲”让他们很难满足或满意于别人对自己的分析。

　　这一点从奥本海默的个人兴趣也能看出来，在物理学之外，他花大量的时间看很多文学、艺术、哲学的作品，对一个骄傲的天才来讲，捍卫自我精神世界的自主权常常被看作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被一个精神分析医生治愈和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救赎，对他来说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当我们把时间拉长看他的一生，我认为奥本海默始终在努力进行着自我救赎，他希望能成为一个方方面面的胜利者。传记中有提到，奥本海默最不能拒绝的一个诱惑就是“打败魔鬼，拯救人类”，在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中，他希望能够达成一种和解，那是战胜“心魔”。而在外在世界，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人类的拯救者，这也是原子弹事业对他致命的吸引力。

　　新京报：一些书评人认为，琼·塔特洛克可能是对奥本海默影响最深刻的女性。他们两人有很多共同点，琼也常常经受抑郁的困扰，也对精神分析感兴趣。你觉得这段和琼相处的经历给奥本海默带来了哪些影响？

　　汪冰：我们会发现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非常难以接近，旁人更难以和他建立足够亲密的关系。不过琼·塔特洛克确实走进了他的内心。这一点也很有趣，奥本海默曾对精神分析抱持怀疑态度，但他选择的红颜知己却是一位精神分析师，是对心灵世界有极强洞察的女性。我个人认为这反映出一件事：有的人可能不想被太多人看透自身铠甲背后的想法，但他/她一定会渴望被某些人看见和理解，这一点奥本海默并不例外，只是他很挑剔对象。

　　琼·塔特洛克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左翼分子、也是美共的党员，一切的社会不公都让她义愤填膺。相比之下，奥本海默会说他同情弱者，但作为知识分子，他更倾向于围观和谨慎行动，但是琼鼓励他“不要逆来顺受”。不过，二人的共同点还是非常多。除了这方面，琼和奥本海默内心都有很多不轻易示人的阴郁角落，心灵也都很早熟，这些共同点会让彼此感觉到一种共鸣。可能电影的表现会让人觉得琼好像看起来很“作”，但她表现出的那些癫狂和矛盾，奥本海默都体验过类似的经历，比如遭遇精神危机、用皮带勒自己朋友的脖子等。他们应该说相互都是彼此心灵支持系统的一部分。等奥本海默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就等于决绝地从琼的心灵支持系统中撤出了，这让琼也很难接受。

　　之前我和电影资料馆的周舟老师讨论这部电影的时候，她觉得奥本海默“只爱抽象的人，不爱具体的人”。她还提到虽然基里安·墨菲演技出色，但这个年代的演员再怎么演也很难演出那个“大时代”下人们的精神气质。那个年代的很多科学工作者不是不关注个人生活，而是经常能把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最根本性的人类和社会问题相连接，人们也不会全都一窝蜂地去考虑房价、工资待遇这些问题。同样，更宏大、抽象的问题比私人情感常常更能吸引奥本海默。

　　电影当中唯一比较着力呈现的女性是他的妻子姬蒂，我从传记中得出的印象是，奥本海默其实并没有那么尊重她，他的精神世界有一部分永远是对姬蒂关闭的。在交流中，姬蒂常常会有“撞墙”的感觉。我相信很多观众看完，对姬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听证会上，她坚定地维护奥本海默，以及最后拒绝与泰勒握手。她在电影里最常讲的台词，就是让奥本海默直截了当地回击那些对他的攻击。相比于琼，她身上没有一丝阴郁，和世界互动的方式更直接，遇到问题当机立断，但反常却也合理的是，这或许恰恰是奥本海默觉得他没法真正与姬蒂深度交流的地方。

　　忍受苦难，有时会让“失败者”成为“受难者”

　　新京报：从对《薄迦梵歌》的痴迷开始，奥本海默就对“信仰”有非常强的执念，在他的生命中，“信仰”的位置是什么？除了《薄迦梵歌》，奥本海默还很喜欢另一部梵语经典《五卷书》。有国外学者认为，这两本书分别与他研究原子弹都很相关。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冰：我觉得奥本海默在这些哲学经典里找到了一种能够“自洽”的逻辑闭环，这种为人处事的“逻辑”对于一个高智商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工人”，知识工人可能会把学术研究当作KPI考核，但知识分子不仅要穷根究底，还会对社会进步、公平正义等有许多追问，而这种追问可能没有尽头，也非常痛苦，他们会迫切地需要寻求一个自洽的答案。

　　如果说政治家生活在一个利益的世界中，那么科学家就生活在一个真相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需要连续不断的质疑，但人总得相信点什么，因为人不是全然理性的动物。博学多才的奥本海默追求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人生哲学，重视精神世界和他需要找到内在的秩序，否则他的人生会像一个不完整的物理理论一样不能被接受。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电影还是传记中，奥本海默的形象都永远有一种隐隐的焦躁不安，他还很喜欢表达自己对“荒原”的喜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很根本的“存在性焦虑”，比如对“我是谁”“我的生命意义”的思考甚至质疑。很多时候，《薄迦梵歌》里的哲学思想帮助他实现了自洽。包括奥本海默自己也很喜欢一句话：信仰是人类的本质，一个人信什么，他就是什么，从剑桥的精神危机解脱出来后，他可能更加领悟到了这一点。

　　新京报：奥本海默常常被人提到的是小时候曾被赤身裸体地锁在冰窖里的经历，那一晚后，经受羞辱的奥本海默并没有选择告状，他对苦难的忍受在他成年后的很多行为中也能看出，你觉得这种品质给奥本海默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除了忍受苦难，奥本海默似乎如书中所说，也有一种“向危险调情”的欲望，他喜欢在运动中挑战极限。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汪冰：我们可以从奥本海默的传记中看出，他一方面经常野心勃勃，但另一方面又显得忧心忡忡，缺乏安全感。其实很多时候，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获得最大的安慰的来源，正是成功挑战了死神，躲避挑战会让他们更畏惧挑战。这也是我个人认为的奥本海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内心有很多的不安感，但另一方面又总想着去试探那个危险的边界。如此骄傲的一个人，并不能容忍向自己的不安感妥协。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过多地夸大童年经历对一个人之后成长过程中行为的影响。奥本海默童年被同伴锁在冰窖中的经历固然应该给他的精神留下了重要的印记，但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更能说明的是“他是谁”。奥本海默一直比较习惯于忍受苦难，而坚忍，这常常能让失败者成为“受难者”，在媒体、历史的书写中，受难者也往往有另外一层“胜利”的意义在，他拥有一种悲剧性的尊严。被锁在冰窖中侮辱，他是一个受害者，但当他走出来一声不吭、大义凛然的时候，他就成了道德意义上的胜利者，这和奥本海默一贯的骄傲也是相符合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