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学穿透权力编织下的“科学神话”

　　1994年11月，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学术期刊《社会文本》的编辑安德鲁·罗斯提出了一个新的组稿计划，他打算邀请一批知名学者撰文捍卫后现代科学元勘（又被称为“元科学研究”）的学术声誉。这本期刊一直主张科学知识是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建构而成的产物，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利益的客观研究的智识结果，而这种论调经常遭到自然科学家的攻击。

　　《社会文本》很快收到了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的一篇长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作者在文中致力于证明，以量子引力为典范的后现代科学是一种“超越界限”地发展出来的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罗斯无比欣喜于在物理学专家中找到了支持者，并郑重发表了这篇文章。不幸的是，这篇文章正式发表还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就在《大众语言》杂志上宣称，这是一篇用来检验某些人文学科的知识严格性标准的诈文，其中充斥着各种荒谬的论证并胡乱套用了科学理论。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学术声誉因此遭受沉重的打击。

　　索卡尔本人并不反对一般的科学元勘，他反对的是否认客观实在与客观真理的后现代科学元勘。然而，索卡尔的诈文激起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这两个阵营的激烈辩论。某些激进的科学卫士不满足于将批判的矛头仅仅对准后现代哲学，他们还准备否定整个科学哲学的意义和价值。

　　物理学家、哲学家马里奥·邦格虽然也不赞同后现代科学元勘消解科学客观性的理论主张，但他认为，为了破除权力精心构造的科学神话并确保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哲学的批判性反思恰恰是不可或缺的。科学哲学应当追问的是，倘若某个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普遍否认了客观实在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这种科学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热衷于以科学塑造神话的做法，又将给科学研究带来何种深远的负面影响？在魏玛时期德国量子理论的发展，以及纳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等多个案例中，我们都能看到“穿透科学神话”的重要意义。

　　政治如何影响了量子理论在魏玛德国的发展？

　　关于量子理论在魏玛时期的发展，教科书式的标准解释是：玻尔与索末菲的旧量子理论提出的物理学原理并非完全前后融贯，而海森堡、波恩和薛定谔等科学家提出的新量子理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原有的不融贯性，而且还能够解释包括塞曼效应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现象，因此就让该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接受了这个新理论。然而，福曼的历史研究表明，魏玛时期的政治文化因素在量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18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德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出现颓势。但俄国由于“十月革命”退出战争，德国因此少了一个对手，随即就在西线展开了一轮新的攻势。在德国政府的强大宣传下，德国民众心中普遍产生了一种德国胜利在望，日耳曼民族将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幻象。德国科学家在此时也踌躇满志地规划战后的学术研究方向，因为他们相信凭借德国从战败国掠夺的丰厚资源，他们将来的科学研究会获得更为充沛的经费资助。

　　然而，由虚假宣传唤起的希望越大，由残酷现实带来的失落也就越大。随着德国的战败并签订了旨在削弱德国势力的《凡尔赛和约》，德国民众的信心降到了谷底，整个日耳曼民族都沉浸于一种沮丧、颓废乃至绝望的心境之中。名不见经传的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这个时期出版了一部名为《西方的没落》的历史论著，出人意料的是，这部在表面上宣扬文化悲观主义的书竟然改变了普遍弥漫于德国文化的悲观绝望的智识氛围。人们很自然地想要知道，这部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做出悲观论断的历史论著，何以能重振德国民族的精神与德国民众的信心？

　　实际上，斯宾格勒在书名上玩弄了一种文字游戏。根据他在书中做出的种种暗示，心思缜密的读者不难发现，文明没落的结论主要适用于德国以西的西欧文明与北美文明。斯宾格勒强烈反对将牛顿物理学所倡导的机械因果概念适用于历史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并不遵循线性进步模式，而是遵循有机生物的生命循环模式。每种文明都有自身的兴衰周期，而它们各自的成熟与衰退时期决不同于别种文明。根据这种历史发展模式，可以推断出，尽管英美文明如今支配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但正所谓物极必反，这种文明形态终有衰败的一天，而德意志文明虽然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在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就会重新崛起并赢得重塑世界秩序的强大力量。为了进一步激发德国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意志，斯宾格勒不惜将自己打扮成预断人类命运的历史观相师。他言之凿凿地断定，对人类文明晚期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是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事业，“扩张即是一切”是每一种完全成熟了的文明的“固有倾向”。不管热爱和平的人们在主观上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这种帝国主义的事业都是“世界都市阶段的晚期人类”无可回避的“命中劫数”。

　　斯宾格勒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历史叙事在直面残酷现实的条件下重新点燃了德国人掌控世界秩序的奢望，这自然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到1926年，《西方的没落》的出版量达到了十万册，将近当时德国大学毕业人数的三倍。德国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都读过这本书，不管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在公开场合对这本书的评价通常是积极的和正面的。鉴于斯宾格勒获得的巨大成功，某些不甘于坐冷板凳的高校学者也开始仿效斯宾格勒的风格，以讲坛先知的洗脑模式将这种神秘主义的宿命论灌输给深陷迷途的青年学生与狂热民众。

　　这些伪先知与伪大师的种种出格言论无疑引起了在当时依旧保持清醒头脑的德国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厌恶。黑塞借助其塑造的“荒原狼”的视角，将这类装腔作势、附庸风雅的学术报告斥为“那些逐鹿钻营、虚荣无知、自尊自负而又肤浅轻浮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表面活动”，在这种浅陋的精神活动中，人性的尊严与伟大“统统都崩溃倒塌”，沦为一场可悲而又可笑的把戏。马克斯·韦伯批评说，高校学者和学院教师在将自己装扮成讲坛先知的过程中变成了智识时尚的奴隶，却忘记了他们的首要职责是让学生懂得尊重和承认令人尴尬的客观事实。卡西尔则犀利地评论道，这种宿命论已经成为了将自己装扮成公众算命先生的投机政客的统治技巧的本质成分，他们发现“用幻想的力量比用纯粹的物质力量更易于鼓动起大批的群众”，因而就热衷于用神话的预言形式反复许诺强大而繁荣的太平盛世。

　　当然，在魏玛时期德国的学院与文化中，这种头脑保持冷静、敢于公开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学者和专家都被托马斯·曼生动描绘的“麻木不仁”的生活态度所笼罩。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政治神话会给德国的学术文化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反倒是想尽各种可能性来让自己的研究迎合与适应这种政治神话，当时的德国物理学家也概莫能外。他们很快就发现，物理学原先主张的具有机械决定论色彩的因果概念与斯宾格勒鼓吹的政治神话相抵牾。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声望与公共形象，为了在越来越困难的经济环境下确保自己的科研经费，这些物理学家积极尝试摒弃这种因果概念，以便于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发展迎合政治神话的有德国特色的知识体系。

　　薛定谔就表示，对当前原子物理学困境的解决方案，严重依赖于“从绝对因果关系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领域是由统计规律支配的，因而并不适用于严格的因果性假设。赫尔曼·外尔主张在物理学中将因果关系与统计方法联系起来，而统计学所呈现的因果规律暗示，并没有严格的因果相互作用控制着这个世界。能斯脱在就任柏林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更是明确表示，作为绝对严格的自然规律的因果性原理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当前自然科学研究的义务是“充分解除这些枷锁”。根据福曼的考证，相较于德国物理学家对超越机械因果性的新量子力学的热情接受态度，英国物理学家没有这种政治压力。他们在1925年至1927年之间对待新量子理论的态度就显得相对保守和平淡，因而在这段时期内的量子物理学领域被德国科学家所赶超。

　　初看起来，福曼的这个极具争议的历史案例研究似乎表明，非理性的政治神话在凯洛斯式的历史关键时刻也可以对科学研究产生重大的推进作用，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正如穆勒不无嘲讽地指出的，肤浅的历史读者或许会被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天才学者的不朽作品搞得眼花缭乱，但他们断然不会想到，使奥古斯都的专制放出异彩的经典作家全都是在前一代形成的。“多少世纪的自由所产生的累积起来的财富、智识能力及智力活动，仍然有益于第一代的奴隶。”这个道理当然也适用于魏玛时期的德国物理学家。这些物理学家的理论成就是在先前自由开明的智识环境下孕育而成的，他们附和政治神话的论述更多地是他们为已经形成的理论进路事后做出辩护的生存策略。在邦格看来，这种逢迎政治神话的智识时尚即便暂时加快了某些科学理论的发展，但从长远看就像塞壬之歌，催眠了无数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德国人，让他们放弃智识自由和独立人格，沦为政治野心家编织的木偶戏中的牵线傀儡。科学本身也就成为了政治神话的一部分，这不仅无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甚至还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国运”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纳粹德国的原子弹之谜：科学与神话如何纠缠？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史感兴趣的人们经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纳粹德国在最先发现了原子裂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却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按照一种流俗的理解，那是因为德国纳粹不得人心，负责原子弹制造的海森堡消极怠工，在计算上故意犯下低级错误，导致希特勒相信制造一颗原子弹的铀需要上百年的提炼时间。但这种历史叙事过于符合理想化和道德化的世界图景，因而不太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上，海森堡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他出生于学术名门，海森堡的父亲是古典语文学家和研究东罗马帝国的史学家，海森堡从小就在帝国精英论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世界必须要由少数精英来加以主宰和支配。因此，海森堡与德国纳粹在政治立场上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历史话剧《哥本哈根》所详实展示的，海森堡在二战期间的“亲德”立场以及他劝说自己导师玻尔与纳粹合作的言论，最终让这对师徒的关系彻底决裂。无论如何，海森堡都不是出于国际主义的人道动机才犯下这样的错误。

　　按照邦格的理解，尽管海森堡在理论天赋上可谓是碾压奥本海默，但希特勒任命他负责制造原子弹的决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海森堡本人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更感兴趣的是发现支配宇宙运行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发明毁灭宇宙的可怕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海森堡在二战期间持有亲德的立场，但他超凡的智慧并没有完全被狂热的德国神话所蒙蔽。他相当清醒地认识到，制造原子弹的工程倘若被钦定为德国武器制造的主要发展方向，就会迅速成为德国民众心中笃信的扭转战局的新政治神话。原子弹一旦制造成功，他这个理论物理学家所获得的荣耀是有限的，主要功劳无疑将归于希特勒；原子弹一旦没有制造成功，德国民众狂热信奉的脆弱神话就会破灭，这时就需要有人来承担巨大的责任。这些责任当然不可能归咎于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官僚，而只能归咎于他这个总负责人，等待着他的将是公开处决或秘密处决的悲惨命运。经过审慎的权衡之后，海森堡出于自保，不仅故意在计算上得出了误导希特勒的结论，而且在研究经费上仅仅申请了几百万马克，远远低于美国制造原子弹所花费的20亿美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炮制的政治神话本意是要让德意志帝国再次变得强大起来，但实际上扼杀了让德意志帝国得以翻盘并改写人类命运的一次重要机遇。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某些科学家在特定的生存境况下是完全有可能为了迎合政治神话而抛弃客观真理的，科学与神话由此就会难以区分地纠缠在一起。那么，科学家在成为神话后何以会面对如此凶险的命运？究竟是哪些人在处心积虑地让客观的科学沦为神秘的神话？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现代人已经习惯的思维模式，而是需要参照现代人早已陌生的原始思维来进一步地加以追问。

　　现代科学的历史局限性

　　赫尔曼·黑塞在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的正文后，叙述了一个关于呼风唤雨大师的故事：在数千年前的原始村落中，有一个专门负责为部族祈雨的祭司。村落久旱无雨、久雨不晴或冰封农田而面临饥荒的时候，这位品性高洁和灵魂纯净的呼风唤雨大师就会采取献祭、驱逐恶魔或忏悔游行等祭祀方式来改变不利的气候条件。这个部落的民众普遍相信，正是在这位呼风唤雨大师的坚定信仰和超凡能力下，他们才能经历种种灾荒而安全地活到现在。然而在某一个傍晚，天空突然出现了数十颗星星陨落，自此以后全村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旱灾。这位呼风唤雨大师穷尽了一切祭祀的手段，也无法成功地召唤风雨。呼风唤雨大师宣布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负责祈雨的工作，他向族长推荐自己的儿子土鲁作为继任者。在他的授意下，新祭司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用石斧杀死自己的父亲，并焚化他的遗体，将骨灰严格按照祭祀要求慢慢撒遍村庄的整个田地。

　　现代读者或许会对这个故事的残酷结局感到难以理解，即便呼风唤雨大师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履行他祈雨的职责，鉴于他以往对村庄的贡献，为什么族长不能在他卸任后让他作为普通人安度晚年，却要让他沦为血腥的祭祀活动的牺牲品呢？但实际情况是，族长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余地，呼风唤雨大师在选择了祭司的工作之后，他自己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向这样的结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原始部族的神话思维所决定的。

　　按照流俗的理解，神话只不过是原始人的幼稚想象力形成的无聊产物，但德国哲学家谢林在他的《神话哲学》中就已经指出，神话绝不是在一个纯粹“虚构”或“捏造”的世界中活动，而是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模式”和“实在性模式”。可以说，神话在原始社会客观上发挥了一种重要的功能。套用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说法，神话是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这种集体表象不同于现代人与客体有基本关联的认知表象，它自身蕴含着大量可以引起原始人进一步行动的情感、情绪和热情，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要素就是对未来的希望。

　　众所周知，原始人对自然灾变的应对能力并不高，任何规模的灾荒和瘟疫都有可能让原始部族的成员伤亡惨重。然而，对于原始部族来说，灾荒与瘟疫通常不可能让所有成员全部死亡，真正构成灭顶之灾的是部族成员在饥荒和瘟疫下彻底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为了避免这种最糟糕情况的出现，就需要让部族成员普遍相信这样一个神话：在部族中存在一些能够呼风唤雨的祭司，他们通过虔诚的祭祀可以驱散任何灾难。

　　这种祭祀仪式通常是无比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并不能确保其驱散灾难的有效性，但可以让不知情的部族成员坚定地确信祭祀活动的有效性。祭祀仪式越复杂，准备工作越艰巨，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而一场自然灾害的持续时间终究是有限的，不管在此期间死掉多少部族成员，只要始终确保部族的整体秩序，那么终归会在灾难结束时留下部分成员，而这些人就可以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繁衍后代，扩充人口，让这个部族存续下去。因此，祭祀活动虽然不能真正提高部族的个体在大灾难中的存活率，但可以将虚假的希望灌输给那些行将遭遇残酷命运的脆弱个体，让他们在死前不至于做出极端的行为来危害部族的秩序。

　　然而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持续时间相当长，一个祭司穷尽了一切祭祀手段也无法让人们看到灾难有结束的迹象。为了安抚部族成员不断增长的愤怒乃至绝望之情，就不得不将这个祭司作为替罪羊进行血祭。由于处决老祭司、处理老祭司尸体和新祭司继任又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部族成员在关注这些重大事件期间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们就不会轻易将心中的能量涌向破坏既定秩序的方向，这样也就为这个部族挺过大灾变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部族的权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代祭司在大灾变时期抛洒的鲜血浇铸而成的。

　　因此，神话思维绝不是原始人幼稚想象力的无聊产物，而是一套用来维持权力秩序的精致复杂的精神操控术。这套精神操控术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某些部族在认知水平与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凭借这套权术而超稳定地存续了数千年之久。尽管如此，人类的文明不可能长久地滞留于这种神话思维之中。古希腊“从神话到逻各斯”的奥德赛式的精神之旅，率先突破了神话思维的局限，转而诉诸理性的思维和客观的技术去探究自然和控制自然。随着科学知识在现代文明中的兴起和迅猛发展，科学思维逐步将神话驱逐到自己的边界之外。然而，正如卡西尔指出，现代科学终究有其历史局限性，它并不是万能的。当现代科学的实际水平无法实现人们期待它完成的艰巨任务时，就总会有一批人出于维护秩序或攫取私利的动机，打着科学的旗号来编织神话、愚弄人心。恰恰在这个时候，科学知识就会发现“它似乎已经永远击败的对手如今又出现在了自身的腹地”。

　　在哲学的启示下从事科学

　　在邦格看来，尽管在科学史上存在着不少为了迎合神话而放弃客观性的经典案例，但不能根据扭曲的智识环境下少数科学家的表现来判断整个科学的本质。自然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项客观而理性的智识事业，那些为了意识形态的神话而放弃客观性的科学家即便暂时获得了殊荣，但迟早会在理性的法庭上原形毕露。

　　邦格反对后现代科学元勘将客观的科学研究消解为受社会文化要素支配的权力斗争的研究进路，这种研究进路混淆了两种类型的客观性：自然实在的客观性与社会实在的客观性。无可否认，权力操控形成的共识、约定和规范是个人通常无法反抗的，但这种客观性的效力终究比不上自然实在的客观性。一个社会共同体当然可以长期信奉一种神话般的共识，但倘若这种共识并不符合自然的客观实在，那么这个共同体就难免会在这种虚幻表象的误导下走向衰败或长期滞留于二三流的智识水准。

　　既然以自然实在为基础的客观性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何以主张客观性的实在论思想在哲学中却经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邦格认为，这与现代智术师所滥用的辩证法有关。辩证法原本是古希腊哲学家围绕各种哲学命题展开的理性论辩方法，但到了现代智术师的手中则被他们改造成了诡辩的工具。在邦格看来，尽管这种沦为诡辩技巧的辩证法想要伪装成逻辑，但它是以含糊的、隐喻的术语加以表述的，因而很难与事实相对照。这种辩证法“通常带有宗派的偏见和热情，对它的批评则遭到断然的拒绝。其结果是辩证法陷于停滞：它成了一种教条”。作为思想教条的辩证法不仅使其信奉者“疏远科学”，而且还“疏远了包括批评和经验检验在内的科学方法”。更为糟糕的是，现代智术师经常运用辩证法悄悄把科学的客观性重新诠释为否认他人的自由意志，迫使他人服从自己专断命令的精神操控工具。

　　邦格完全不认同这种将科学的客观性与自由意志对立起来的做法，他指出，即便是结合神经科学与认知科学的新近研究成果，也不足以得出不存在自由意志的结论。恰恰相反，根据当代认知科学的视角，自由意志可以关联到范围很广泛的神经网络，而这种神经网络的发散性、重叠性和非特定性则可以支持一种有别于传统概念的镶嵌式的自由意志。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抹杀自由意志，客观的科学研究也不能离开心智的自由。正如爱因斯坦在流亡到英国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深刻指出的，“在我们亲自经历的日子里，这个大陆的自由和荣誉是靠西欧各国拯救出来的；它们就像中流砥柱，成功地保卫着个人自由，这种自由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知识上的进展和发明。要是没有这种自由，那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让每个科学家拥有发表批评意见的自由，是保障科学客观性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

　　邦格表示，科学家虽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拥有可靠的专业能力，但他们往往缺乏对权力操控心智的种种隐蔽手段的敏锐洞识。倘若科学家不希望自己沦为专断权力的牵线傀儡，他们就需要哲学帮助他们捍卫心智自由，揭露权力操控科学研究的隐秘技巧。倘若“哲学与科学间缺乏联系，对二者都是灾难”。邦格进而倡导科学哲学家应当“科学地哲学化，哲学地趋近科学”，以便于确保科学家不是在权力的操控下编织“科学神话”，而是在哲学的启示下有尊严地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

　　□郝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