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政府任职的亲身体验 作品有展现

　　著名作家、山西省原副省长张平一直深耕现实主义题材创作。

　　近日，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换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讲述了在省市党委换届期间，临锦市遭受史上最强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恰逢上级领导视察，抗洪防汛、疏浚清淤、守护大坝，不断挑战着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判断、决策与执政能力。面对换届、视察、抗洪三重叠加考验，以副省长杨鹏为代表的有作为、敢担当的干部群众，直面现实，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浮夸作风等不正之风做尖锐斗争。

　　张平出生于1954年，曾任山西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等职，著有《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重新生活》《生死守护》等，曾获茅盾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谈创作主题

　　“希望更多作家进行现实主义题材写作”

　　新京报：《换届》是继《重新生活》《生死守护》后，这几年你连续推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吗？

　　张平：《重新生活》和《生死守护》这两部长篇，都是在十多年前开始构思并动笔的，《换届》近六十万字，写了整整两年。2021年开始，2023年5月结束。这是我连续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国际大事。说这些，是因为当今社会，一部手机、一部电脑，稍不注意就可以每天耗费你十几个小时。但《换届》的写作，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我、吸引着我，对我一直是最大的诱惑。每天写三到十个小时，写得十分辛苦、十分用力。

　　现实题材永远是社会十分关注、民众非常喜欢的题材，我也希望更多的作家进行这类题材的写作。

　　对于《换届》，我必须先声明一点，这部作品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我以前多次说过，我所有的小说都是采访出来的。从《天网》开始，一直到《凶犯》《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红雪》，再到《重新生活》《生死守护》，所有这些长篇小说，几乎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素材和人物故事，如有雷同，谨请对号入座。唯有《换届》，我必须声明，这部长篇完全是虚构的。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情节甚至细节都是虚拟、想象出来的，绝无雷同、绝无偶然。实话实说，并不是有什么担心。

　　新京报：《换届》立足现实，哪些是你坚持和着力的地方？

　　张平：《换届》，顾名思义，依旧还是现实题材，也是社会题材、政治题材。执着于这样的题材，是因为这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换届》应该很适合年轻人阅读，我觉得年轻人对这类现实题材会更敏感、更有兴趣。我坚信，当今这样一个社会，一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更加积极投入地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关注时代。这是政治、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因为这涉及每一位公民的权益和命运。

　　《换届》描写了副省长杨鹏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浮夸作风和歪风邪气的殊死抗争，描写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危害，描写了人民的负重和期待。

　　党委换届是一次干部队伍大调整的过程，关系着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关系着国家未来和人民愿望。什么样的干部上、什么样的干部下、什么样的干部被重用、什么样的干部被罢免，同样关系着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同时，换届应该是一面旗帜，当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旗帜时，旗帜才真正具有旗帜效应。人民的政府必须由人民监督；有了人民的监督，才会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有一批批杰出的、优秀的、人民期待的干部被提拔任用，换届才能深孚众望、不辱使命。

　　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新京报：《换届》中用一半篇幅写洪灾水灾、溃坝事件和重大伤亡事故。请谈谈你这方面的用意和构想。

　　张平：在《换届》中写了重大自然灾害、溃坝事件、多起恶性事故，以及在重大灾难面前各级党委政府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干群之间的复杂关系。防汛抗洪，守护大坝，疏浚清淤，畅通河道，是隐喻，也是现实。

　　与洪灾水灾一样，如果任由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不加整改、无法整改，最终必然会引发像山体滑坡和坝堤崩塌一般的大面积风险。疏浚清淤，畅通河道，彻底清除各种改头换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一切浮夸作风和歪风邪气，是赢得民心的重大举措、必由之路。

　　平时工作中，不同的干部会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有的干部动不动就雷霆大怒，有的干部时时处处都显得温文尔雅；有的不怒自威，有的平易近人；有的严厉，有的温和。但在关键问题上，当你面对老百姓时，当你面对人民利益时，究竟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大家立刻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出水才看两腿泥”，就是这个意思。《换届》描写了多起恶性事故和重大事件，描写了诸多干部被罢免、被撤职，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换届”，是对所有换届人事安排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严峻考验。

　　新京报：从实际情况来看，你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应该如何根治？

　　张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得不到人民的监督。权力得不到制约和监督，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一种是得不到制约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迅速蔓延。

　　如果不实事求是，就会会议传达会议、文件传达文件。文山会海，人浮于事，口号满天飞，务虚不务实，哪个办公桌上都是案牍如山，阅不完的文件，批不完的材料。领导说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想什么我就表现什么，长此以往，就会变成形式。而每天只会喊口号、只会照稿讲话的干部在老百姓眼里，自然就成了一个个小官僚大官僚，哪还会有什么担当？面对老百姓的诉求，也是一拖再拖。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关键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让人民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中央在这方面的重大举措和制度建设有很多，关键是看下面如何落实、能不能落实。

　　谈人物塑造

　　“领导干部优劣，在突发重大事件中会迅速甄别出来”

　　新京报：你在《换届》中，用大量篇幅写了在重大灾情中干部群体的种种表现，有的干部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即使是你重点写的年轻副省长杨鹏，也有明显弱点。有评论家说，这是此类作品的进步。你如何看？

　　张平：人无完人，只要是人，都会有缺点和不足。同理，领导干部也有缺点和不足。不同的是，普通人的缺点和不足有些是可以包容和原谅的。而领导干部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是无法包容和原谅的，也是不被允许的。没有别的，因为你是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的缺点和不足，有些来自自身，有些则来自于所处地方渐渐形成的干部氛围。在一个地方，如果领导干部的提拔，离民意越来越远，甚至毫无关系，那选拔机制就需要完善。

　　在战争年代，干部往往是牺牲的代名词。有老军人说，在战场上，只要临时把你提拔为排长连长，那就等于把脑袋系在了裤腰带上，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面对枪林弹雨，你只能第一个倒下。那时的干部是生死考验出来的，大家心服口服，跟着干就是了。但和平时期，干部身份有时会成为一些人争相渔利的目标。领导干部在不同干部氛围和机制里，也会不断蜕变。因此坚守正义、一心为民的领导干部常常得同一些投机分子和腐败分子作斗争。是扬优汰劣，还是扬劣汰优？在换届之时必然是对各级党委的一场大考。领导干部的优劣、干部氛围是否良性、干部机制是否健康，在突发重大事件、群体事件中会迅速甄别出来。

　　新京报：小说主人公——年轻的副省长杨鹏有理想、想干事，但有时面对下级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一筹莫展。你如何评价杨鹏这个人物？

　　张平：我在小说里写到了临锦市干部队伍中有一股戾气，对干部的影响很大。这就涉及了领导干部的喜好和认知，领导干部喜欢的事情，你随声附和表示支持才有可能引起领导的注意，才有可能让你去干事。如果你想干的事，是领导不喜欢的事，即使你是对的，也不会轻易让你去做。如果你坚持去做，效果会适得其反。所以领导的喜好，成了许多年轻干部必过的一道大坎。年轻干部在这样的环境里，必须面临一个重大抉择，你是坚持正确的做法，还是选择让领导喜欢的做法？假如你知道领导的决定是有问题的，那你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服从顺应领导的决定？这对年轻干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就像在《换届》中那个被免职的水利局长说的，如果说假话、说谎话、说领导喜欢听的话能得到好处，能得到重用提拔，时间长了，谁还会说真话？说领导不喜欢听的话？这对年轻干部来说非常难，也很痛苦。所以我在作品中真心希望我们的干部环境能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的成长进步。

　　新京报：你的作品很少写到爱情，但《换届》中，爱情是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特别是夏雨菲这个角色。有人说，这个角色是事实上的一号人物。你觉得是这样吗？

　　张平：《换届》第一次描写了爱情，第一次把一个女性作为一个主角。她很漂亮、很干练、很出色，还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民营企业家。我赞美她，因为她代表着基层的普通民众。尽管她是抗战英雄、建国功臣的后代，但由于拒绝与她的上司同流合污、自甘堕落，她连工作也保不住。短短几十年时间，从她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值得所有人警省和深思的现象。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对权力的制约、缺乏对政府的监督，既保护不了民众，也保护不了任何一个个体。

　　她的爱情也一样，纯真、坚定，洁净如峡谷山涧的白云。我写爱情只想证实一点，那就是唯有在真爱之间，才有真情真义。爱得越深，假话谎话就越少。在重大抉择和生死之间，真心相爱的人，一定没有假话谎话。我决不相信，一个没有真爱的人，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会忠于国家和人民。

　　谈地方任职经历

　　“干部群体的喜怒哀乐，自己有亲身体验”

　　新京报：你长期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描写各种干部队伍生态。这是否与你长期在地方工作有关？你的任职经历，对创作有哪些影响？

　　张平：我一直是个作家，十分幸运的是，我曾在政府工作过几年，而且是实职，不是挂职。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机遇。我接触到了一般作家接触不到的领域、体会到了很多作家体会不到的感受。特别是干部群体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自己也有很多亲身体验。

　　这些体会我在作品里有展现，比如《换届》中，我写了领导干部是没有什么隐私的，每年的个人事项申报，你一填写就会非常清楚，你的存款、财产、收入，上级部门都清清楚楚。少填一项，立刻就会接到通知请你说明、请你解释。除非你不存款、不买房，让别人替你理财，其实这些也一样会被有关方面察觉。所以那些落马的领导干部，常常在家里一查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因为他们的灰色收入真的不敢存银行、不敢去投资。

　　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天堂地狱往往在一念之间。什么是慎独、慎微、慎初、慎终？面对巨大诱惑，对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是生死考验。我在政府分管教育时，当时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高校新区，这是一起数百亿的工程，十几所高校、数十万师生全部搬迁重建，配套工程还有两所附属医院，十几所中学小学幼儿园、数十个住宅小区等。当省委省政府刚宣布这一决定，我便发现我突然间成了一个在企业商业界万众瞩目的人物。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批示、各种各样的电话蜂拥而至，让我须臾不得安宁。各种建筑、材料、装修、水电暖、教学用具等，有几百项工程和采购项目，只要有一两个工程我答应下来，那就会有不可估量的后果。当时，我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想了两天，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找到了省长和省委书记，实话实说，我说我干不了，确实干不了。第一不懂，第二没搞过工程，第三我顶不住，对一些人，我真的没办法，拉不下脸。我可以督促高校搬迁、监督工程质量，其他的我真的无法胜任，请省委省政府另行考虑人选。

　　最终分工调整，我主管高校搬迁和工程质量监督。至今想来，我当时的决断太及时、太重要了，它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还是一辈子惶惶不可终日。

　　谈创作主张

　　“好看、好读、好懂，有故事、有人物”

　　新京报：你以前的作品，大都以叙述为主。《换届》人物之间的对话明显增多。这是作品的需要，还是有意的一种改变？

　　张平：手机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方式，甚至包括当今的领导方式、协商方式、调研方式和决策方式，成为社会无法离弃的大众产品。手机也取代了书信，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取代了惯常的喜怒哀乐和委婉含蓄。

　　在手机里，什么话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直说出来，既可以犀利，也可以露骨，甚至卑躬屈膝，奴颜媚骨，抑或义正词严，大气凛然，平常根本无法开口的话也可以顺畅无阻地说出口了。即使在日常工作中，手机微信交流已经成为重要的联系方式。手机，似乎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也会让人变得更加隔膜更加生疏或者更加亲近。因此作品中语言对白的增多，也就成了必然。这是生活中的变化，我们也必须写到这种变化，我也希望这种变化能得到读者的同感和认可。

　　新京报：你自己坚持的写作方式和文学主张是什么？

　　张平：我觉得上中下、左中右，各种立场、各种价值观、各种写作方式的作家，都能写出优秀的作品，都能涌现出卓越的作家。只要你忠于生活、忠于真实、忠于自己的真切感受，你觉得想怎么写就尽可能怎么去写。不必在乎别人的议论，也不必在乎那么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

　　作家创作会面临各种困境，但我认为作家最大的困境首先是自己固守的写作方式和写作主张，究竟是内心世界的细微展示，还是宏大叙事的粗犷表述；究竟是价值和立场的固守，还是读者和市场的顺应？尤其是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常对自己的写作充满疑惑。

　　对此，我一直觉得，其实什么也不必在乎，你觉得怎么写好，就怎么去写；觉得什么趁手，就用什么家伙。只要不反人类、反文明、反进步，各种写作方式和文学主张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剑拔弩张、你死我活、非此即彼、誓不两立、卖石灰见不得卖面的，当是社会大忌、文坛大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会让文学成为一座琳琅满目的大花园。

　　我的所有作品，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没有关系。你说的有道理，我会接受；你说的有商榷的余地，我会认可；即使你反对，我也理解。小说的写作方式，包括影视剧和所有文艺作品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任何定式，也不可能有任何定式。小说到底该怎么写，到底该怎么认定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除了必有的正义和善良，除了新观念、新认知、新领域、新变化，我只坚守一个一直不变的底线，好看、好读、好懂，有故事、有人物。始终如此，一直如此。势必如此，永远如此。这即是我坚守的小说观。

　　谈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极大拓宽了作家、艺术家的视野”

　　新京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你怎么评价改革开放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

　　张平：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改革开放极大拓宽了作家、艺术家的视野，看到了世界各国各种形式各种主张的文化潮流和文化产品，这对中国文学艺术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扬长避短、守正创新，对我们文学艺术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现如今，每天环绕在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极大丰富，同过去比较，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实在太幸运了。看看我几十年前写的作品，再看看今天写的作品，不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坚信，我们的文化建设会进一步开放，我们的文化产品会继续繁荣。这是人民的向往和期盼。

　　新京报：作家如何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呼应时代的痛点？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态？

　　张平：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阻力会接踵而来。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人，都会时时感受到社会的痛点。这个痛点，往往就是社会的共鸣点。作家把这些写进作品里进行剖析、评判，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是现实题材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在。

　　事实上，只要是一个留心社会的作家，都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学者鲍鹏山有一句话，让我十分认同。他说，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感，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会不会生气。如果面对黑暗和邪恶，面对世上的一切不公平，他很生气，这说明他还是有道德感的；如果面对这些情况，他一点儿都不生气，这就说明他没有道德感，已经麻木甚至同流合污了。

　　我觉得作家就要时刻保持这种道德感，如果你连生气都不会生气了，那就不要再写东西了，再写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一个作家，面对着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仍然心安理得地写那些花前月下、杯水风波的东西，我肯定不会反对，但我心里会感到非常悲凉。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希望有更多作家投入现实题材写作，关心国家命运、关注人民生存。人民喜爱是对作家最大的褒奖。

　　A10版-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