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珠峰

　　登顶珠峰的高光时刻已然过去，但一些片段张洪仍然记忆深刻。他记得，脱下冰爪之后，距离大本营的那一小段路，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回忆自己的人生，想到自己那些曲折的求索，那些被压抑的人生理想，想到对家人的承诺和这次冒险的攀登，46年的点滴像无声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幅幅闪过，所有心酸、不安、证明自己的迫切，和成功后的喜悦心情全部交织在一起，这短短的一截路，仿佛是他的另一次重生，他越走越快，所有的劳累一扫而光，只想赶紧抵达，一路上他都在哭，眼泪一直流，无法控制。

　　“用三年记录，写一生倔强。”一个月前，11月18日，在第二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上，讲述盲人张洪攀登珠峰故事的《看不见的顶峰》获得特别推荐年度纪录电影，这是评委写下的颁奖词。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盲人挑战珠峰的攀登故事，也充满了家庭与爱的温暖表达。来看电影的人，有人处于创业的困顿期，有人是恋爱中的男女，还有老年人在观影结束后硬要塞给张洪100元，让他去买点儿好吃的。很多人下场后会和他拥抱，张洪的故事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力量和感悟。

　　三年跟拍记录，累计300多个小时的素材，今年10月27日，影片上映，张洪经历的，彷徨的，追求的，浓缩在90分钟的电影中。

　　张洪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珠峰，你在乎的是什么，“什么”就是你心中的珠峰。你只管往前走，就会无限靠近心中的珠峰。

　　“我希望这个世界能看见我”

　　48岁的张洪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至少有三件：没有想过自己会失明，没有想过自己能攀登珠峰，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和电影产生连接。

　　10月27日，《看不见的顶峰》正式上映。

　　导演范立欣还记得，那是2019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他和张洪在成都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问张洪，“你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要去登珠峰呢？”张洪平静地回答，“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希望这个世界能看见我。”

　　这是电影的缘起。拍摄一部盲人攀登珠峰的纪录电影，这在中国从未有人做过。这意味着要提前一年开始跟踪记录张洪的生活、训练、筹款，直到抵达珠峰大本营乃至最后的登顶。这期间会发生什么，拍摄能否顺利进行，没有人能预测。正如电影片尾的宣传语，“路再远，走一步是一步”，无论是张洪的攀登还是电影的拍摄，都只能走一步是一步。导演和主角都在攀登各自的“珠峰”。

　　拍摄过程中，范立欣导演一直有担忧：假如张洪在攀登中，出于安全、速度或其他考虑，对向导产生过度依赖，比如让夏尔巴人帮他背给养装备，比如利用直升机下撤，那这部纪录电影无疑将陷入巨大的道德困境。张洪的珠峰挑战会不会变成一次“保姆式”的攀登？

　　实际上，攀登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高原反应、极端天气、艰难路线、电源短缺、设备损坏等问题层出不穷。盲人张洪确实比常人需要更多的向导，一前一后两个夏尔巴人，再加上中方向导强子。但是整个攀登季，他是在向导的提醒和指挥下，一步一步迈出自己的步伐，没有人背他，也没有直升机，张洪靠着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登上峰顶，再完成下撤。

　　团队下撤抵达大本营的那天清晨，范立欣一宿未眠，当他远远看到张洪的身影从大本营的乱石子路上渐渐靠近时，他对这次攀登的复杂担忧才终于落下。

　　电影制作完成后，在武汉路演，老年人专场，有位老人家说，“美国有一个盲人登了珠峰，咱们中国人也有一个盲人登上了珠峰，你是我们的骄傲。”夏琼看到当时丈夫张洪拿着话筒的手有些颤抖。

　　夏琼已经看了20多遍电影，有一个画面每次看她都充满感动。在珠峰，张洪问摄影师，“天上是不是有很多星星？”摄影师给了确定的回答后，张洪抬头仰望星空，摄像机随之往上摇，漫天繁星。“虽然他在高山之巅，我们隔得很远，但我们都在同一片星空下。”夏琼说。

　　来看电影的人，有人处于创业的困顿期，有人是恋爱中的男女，还有老年人在观影结束后硬要塞给张洪100元，让他去买点儿好吃的。很多人下场后会和他拥抱，张洪的故事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力量和感悟。

　　第一场路演在广州，一位女性观众问，夏琼为了支持张洪攀登珠峰，是否做了过多的无谓牺牲，没有女性的独立和平等？夏琼回答的角度更多集中于张洪对家庭的爱，她说，张洪做这件事不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是出于自私的行为，更深层次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给孩子树立榜样。

　　夏琼还记得，在重庆的一场路演中，一位坐在后排穿红色毛衣的女性，说夏琼在大海边对着海浪自然阳光的笑容让她感动，夏琼听到后，有一种配角被注视被看到的感觉，“像一种语言性的拥抱”。

　　同时，这部电影在10月27日上映常规版，第二天就上映了无障碍版，通过口述音轨及字幕的形式，帮助视障和听障朋友更好地了解影片内容。“很多盲人朋友跟我抱怨说，明人看完一部电影，我们要等上一两年才能看。但是这部电影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就能和明人一起观看。”张洪说。

　　“我们不能在峰顶停留太久”

　　“登顶是攀登者的高光时刻，但我们不能在峰顶停留太久。”张洪的高光时刻，是2021年5月24日北京时间上午11点15分，那时46岁的盲人张洪站上了世界之巅，成为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

　　终于登顶，对张洪来说是完成了目标，但感受喜悦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他的内心深处被更大的恐惧笼罩。他知道，攀登珠峰，登顶不是目标，回家才是。“只要你没有回家，永远记住你还在路上。”张洪说，很多攀登者在上山的时候精神绷紧，专注于登顶的目标，但登顶以后，下山路上会产生很多杂乱的想法，比如有多少欢呼和掌声在等着自己，这个时候人的精神容易松懈。“这个时候一旦摔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张洪把顶峰下撤理解为，“站在云端之上，身处危局之中”。

　　他没有心思感受顶峰之美，便催促向导下撤。

　　经过昆布冰川的时候，冰崩就发生在身边，因为太黑，连向导们也看不清冰崩距离他们有多远，只知道大约在4点钟方向，气浪里的雪和碎冰覆盖了他们全身，“当时感觉异常恐惧，很怕冰崩引起的连锁反应会让我们身边的冰也崩塌。”

　　在他的背后和面前都有夏尔巴人在指导方向。张洪记得有一次，夏尔巴人说向左，结果他还一直往右，他的意识已经模糊，失去了判断力。

　　时间在“还有多久”和“快到了”之间溜走。张洪不再问了，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只有他，只有风，只有脚下，沉重的冰爪。他的氧气面罩和墨镜之间有一点儿微小的缝隙没有贴合，眼角下方有轻微暴露，那块地方已经冻伤了。风一吹，冰冷的刺痛感。

　　顶着暴风雪、疲惫、寒冷、饥饿下撤三天之后，2021年5月27日，张洪在一个休息的地方坐下，听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一个杯子递到他的手心，入口，是暖暖的奶茶，下咽，一股暖流，仿佛把他从昏迷中唤醒。那个声音很熟悉，是大本营厨师的声音。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他做到了。

　　脱下冰爪之后，距离大本营还有一小段路。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回忆自己的人生，想到自己那些曲折的求索，那些被压抑的人生理想，想到对家人的承诺和这次冒险的攀登，46年的点滴像无声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幅幅闪过，所有心酸、不安、证明自己的迫切，和成功后的喜悦心情全部交织在一起，这短短的一截路，仿佛是他的另一次重生，他越走越快，所有的劳累一扫而光，只想赶紧抵达，一路上他都在哭，眼泪一直流，无法控制。

　　他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南坡大本营。那一天，他吃了很多东西，饼干、奶茶，直到脱去冰爪，双脚彻底回归大地。

　　“我老公登顶珠峰了”

　　回想告别前，夏琼曾和张洪拉钩盖章，她在车下，张洪坐在车上。隔着车门，她声音哽咽，流着泪对张洪说，“不管上不上得去，都要平安回来，你自己的老妈你自己回来养，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回来教！”

　　张洪戴着墨镜，脸上看不出表情，沉默。关上车窗，行驶百米后，他在车上默默流泪。

　　后来夏琼和他说，那天的月亮是红色的，挂在深黑的天空上，映衬着地面星星点点的灯光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映衬着她离别的心情。

　　“这么多年来，在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最在乎我的，可能只有她。”每次张洪离开，夏琼都不愿意送，张洪走了之后，她会在一个角落哭很久，才会平静下来。有时候张洪常常觉得，自己决定攀登珠峰，对她来说到底公不公平？

　　张洪启程攀登之后，夏琼一个人，不知道如何面对空荡荡的家。她很害怕在家待着，害怕面对四面白墙，甚至害怕面对张洪背过的包，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她把张洪盖过的被子放在床的另一边，把他穿过的衣服都拿衣架好好撑起来，挂好，把他的气息留住，假装他并没有离开。

　　五月她甚至还拿到了医院里部门工作量的第一，常常是第一个到科室上班，最后一个回家。每天都是所有人都走了，说一句，“夏姐，你辛苦了，我们先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关灯。”有时候下班太晚，赶不上通勤车，她就步行回家，那是她和张洪过去一起常走的路。

　　只有看到张洪从尼泊尔发来的照片，报平安，她才渐渐放心。她看到张洪发的照片里，有吊桥，有外国的小朋友，雪山的风景。她说，这些都是一种慰藉。

　　2021年5月24日那一天，夏琼在第一时间接到张洪登顶成功的电话。

　　此前一天，她知道张洪准备冲顶。那一夜，下班回家之后，她抱着手机，等着电话，几乎一夜没合眼，直到天空露出鱼肚白。没有电话，但她知道张洪在路上，相信他能安全下来。她起床，穿上了一件红色毛衣，红色吉祥。

　　这一天，她工作特别忙。诊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病人，她在小孩的哭闹声中，时刻关注着实时新闻。当她正在询问病情的时候，接到了导演的电话，“北京时间11点多，张洪登顶珠峰。”这个时候，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那根绷紧的弦，突然放松下来。她当着患者的面，哭得泣不成声，病人吓了一跳，忙问她怎么了。

　　她说，“我老公登顶珠峰了。”科室里的人都沸腾了。

　　再次通电话是2021年5月27日，电话那头，他们都没有过多的话语，有时夏琼只是静静地听着张洪的呼吸。她说，第一次听着这样安全的呼吸的声音，单是沉默，都觉得幸福。

　　2022年2月，张洪完成疫情隔离，回到成都，夏琼和母亲买了一冰箱的菜等着他。见面时，夏琼穿着一双拖鞋就出来了，手不自觉地抖，不知道这么久没见的张洪是什么样子。

　　饭桌上，张洪讲起登珠峰的经历，种种不易和帮过他的人。饭后，儿子收拾碗筷，他给母亲按摩。2023年春节的时候，张洪回到父亲坟前。出发前，他曾在这里和父亲告别，那时一切都是未知。同样是盲人的张洪父亲，辛苦劳累多年，一直在折腾，一直也想干成一件事，但是在有生之年没做成。张洪接过这根接力棒，“做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在坟前，放了鞭炮，过去的一切不甘、不平，在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升腾起的烟雾中一同释放。

　　“让荣誉停留在它该停留的地方”

　　登顶回国之后，张洪多了一重身份。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荣誉纷至沓来，他需要出席各种公共活动，演讲，接受采访。这一年，他和夏琼没有分开过。夏琼陪伴着张洪每一场路演，每一次活动，见证了每一次闪耀的瞬间。

　　另一个他，依旧是会按摩的医生张洪，是夏琼的丈夫张洪，是父亲张洪，大多数的时候，他在成都，过着日常而隐秘的生活。每天早上，夏琼和张洪一起锻炼，有时候是力量训练，有时候是跳绳，有时候是打太极拳。这个月，张洪还开始承担饭后洗碗的家务。

　　每次离开成都，去北京上海，收拾行囊，穿上笔挺的西装，他都要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有时候他也有压力，紧张，害怕在公开场合说不好话，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传递一些真实而正面的能量，但他也经常自问：我够格吗？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18岁的张洪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失明。

　　那时的他在成都学习按摩，视力正常，每天接触大量的盲人同学，但心里没有激起深切的关怀。他始终觉得，按摩和他不会产生深刻的连接，就算学完以后，他也不会以此为终身职业。一直以来，他都尽可能地远离盲人圈。

　　当他失明以后，他更想甩脱这个标签。“当时的认知，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希望跟他们划清界限，赶快逃离这个圈子。”

　　多年来，在他的内心深处，按摩始终不是最喜欢做的那件事。“之前二十多年一直是为了活着，为了生存，被动地工作。”他很庆幸在按摩的同时，没有放弃去寻找其他的可能，去拓宽人生边界。

　　从珠峰下来之后，他也为身边的朋友按摩，但已经脱离了挣钱的目的，只是调理身体。按摩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他的手部在人们的肩颈、后背等地方施力，得心应手，熟练自如，仿佛是他的领地。这和在旷野中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每一步都是生死边缘的登山，截然不同。两种心境看似硬币的两面，但其实他逐渐在里面寻找到享受生活的滋味。

　　从珠峰回来以后，他更愿意去接近视障群体。

　　这种转变也许外人很难理解，但它确实是登珠峰所有细节的叠加，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属性，社会属性，和自我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

　　他记得，刚到尼泊尔的第二天，当地的一个公益组织，组织了视障朋友去攀岩，男女老少都有，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在他的观念里，户外攀岩是有风险的，但视障者都敢去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还遇到一个加拿大半盲的女孩，生了一场大病，在床上躺了半年之后，她好像悟出了人生真谛，恢复以后，她走向全世界，到处登山，徒步，做公益，和当地的视障儿童交流。这些别样的活法，自由的生活态度总是给他震撼，这些视障者没有被束缚在一个安全的黑暗的世界，而是尽可能地去体会人生。

　　今年5月，他去北京市盲人学校演讲。讲完之后，一个残障学生大声地对着话筒说，“我也想去珠峰”，这位学生发音不是很清晰，在那一瞬间，张洪忽然想到了第一次说要去登珠峰的自己。“那时的我，和他一样，勇敢，无畏，不怕被笑话。”

　　他接纳了自己是盲人，接纳了自己是盲人群体的一分子。

　　在登珠峰之前，他不会跟外界讲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上海在拉萨，无论身边有多少同事朋友，他都只字不提，但是现在他愿意打开自己，敢于去面对过往人生，也不再担心别人怎么看，不会因为别人的期待去包装、隐藏自己，他想尽量满足自己内心的自由。

　　接下来的一年，他将要攀登乞力马扎罗山，这是非洲最高峰，海拔近6000米，登顶大约需要8天时间，因为每天都在训练，他充满信心。他也计划在北京开设一家理疗机构，专门吸纳专业能力强的盲人学生，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

　　夏琼觉得，现在的张洪除了依然保持攀登的精神，也有了放下的精神。“不管你有多高的荣誉，你不可能躺在荣誉上面睡觉。你要学会放下它，因为你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让荣誉停留在它该停留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