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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恩·福瑟的悖论:如何用语言召唤不可言说之物?

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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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恩·福瑟,挪威当代作家,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三部曲》
作者:(挪威)约恩·福瑟
译者:李澍波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2023年,约恩·福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称他具有“揭示人类的迷失感及其如何悖论地让人接近更深层神性体验的能力”,并在授奖词中评价其作品“为不可言说之物发声”。在小说《三部曲》中,我们可以领略约恩·福瑟简约缓慢、高度诗化的写作风格,同时窥探他如何穿破语言屏障,抵达无可言说之境,获得更深层的神性体验。

  奔赴与逃离:人类的困境

  《三部曲》由三篇小说(《无眠》《乌拉夫的梦》《疲倦》)组成,讲述了阿斯勒和阿莉达这对年轻的恋人在世上寻找栖身之所,试图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创造新生活的故事。他们离开杜尔基亚村,来到心目中的挪威最大城市比约格文。比约格文满街都是房子,他们却仍然难觅住处,只能徘徊在雨夜的街头,迷茫而又困顿,除了两摞行李和一把小提琴,只剩彼此相依。不幸的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最终迷失在海天之际,比约格文和杜尔基亚村都没有他们的“应许之地”。

  在《三部曲》中,约恩·福瑟并未探求这对情侣的困境从何而来,而是用冷静克制的语言来描述他们在困境中的迷失状态。这种迷失感自他们出场就扑面而来。他们来到比约格文,与其说是“奔赴”,不如说“逃离”更为准确。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源自逃离杜尔基亚村的欲望。阿莉达不想成为赫迪斯妈妈,阿斯勒想摆脱小提琴手的宿命。

  遗憾的是,每一次逃离都以折返而告终:他们从杜尔基亚村逃到比约格文,又从比约格文逃回杜尔基亚村;之后,阿斯勒将二人的幸福寄托于比约格文才能买到的戒指,导致阿莉达不得不重返比约格文寻找阿斯勒,又不得不在寻获未果之后回到杜尔基亚村。

  无需更多地点,在戏剧家约恩·福瑟眼里,比约格文、杜尔基亚村以及横亘城村之间的大海就足以代表阿斯勒和阿莉达两人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模糊了界限,叙事场景交错往复,和约恩·福瑟的写作风格一样,打破了时间界限,词句层层叠化、循环往复,每个段落末尾都没有句号,仿佛意识绵延流淌,更重要的是,在言语结束之际指向更为广袤的世界。

  约恩·福瑟称自己的小说为“慢散文”。他的小说不急于推进情节,语言平静、和缓地流动,思绪漂浮在字里行间,给人一种言语将成未成时的状态,凛冽、剔透,读之如坠寒雾之中。然而,悖谬的是,不论多么具有颠覆性、实验性的意识流写作,凭借的仍是语言。换言之,只有在语言高度发达、人对语言的掌握极其娴熟时,才会出现意识流写作,用来描画言语形成之前的意识状态。这是语言对自身的反叛,亦是对这个意义构成的世界的反叛。

  语言与沉默:不可言说的爱与信

  授奖词中提到的“不可言说之物”,很难不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轮》中的命题:对于不可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保持沉默。

  按照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认识,世界是事态存在的总和,即世界由每一种事实的可能性构成。在这个可以用语言描画的世界里,阿斯勒有一切犯罪的可能性:阿莉达的母亲反对他们相爱,抢占船库的人让他们流落街头,助产士小姐在阿莉达临盆之际还在咒骂、驱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让阿斯勒的犯罪成为可能。在这个可以被言说、被理解的理性世界中,这些可能性构成了所谓的“真相”。

  作者显然不关注这个“真相”,他甚至不屑于交代阿斯勒到底是否有罪。挪威作家卡尔·奥维·克瑙斯高评价自己的老师约恩·福瑟,说他从不关注“传记”和“知识”,而关心什么让文学成为文学、让艺术成为艺术,这都是不可还原、不可翻译、神秘的事物。正如阿斯勒的父亲无法解释,为什么阿斯勒应该成为小提琴手,他只能将其归于宿命。

  阿斯勒的父亲说,小提琴手的命运是致命的,因为总要离开,“离开你爱的人,离开你自己……永远不能完整地属于自己……总是努力让别人完整……”小提琴教会阿斯勒为何而生,让他懂得自己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飞翔,“而对他来说这个巨大的飞翔就是阿莉达”。在阿斯勒的音乐里,阿莉达听到了爸爸阿斯拉克的歌声,听到了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听到了未来自己应该了解的事。“她听到了飞翔而她自己也在那飞翔中。”不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阿莉达只希望能栖身“爱的歌声”里,她哪儿也不想去。即便他们身无分文、露宿街头,阿莉达还是觉得阿斯勒不该卖掉小提琴,她还想着他坐下来拉琴,还想着琴声真美。

  阿斯勒要对抗的正是作为小提琴手的命运,因为,“他是这个家的父亲是她的丈夫”,小提琴是家的阻碍。吊诡的是,阿斯勒卖掉小提琴以后,厄运就开始了。他的人生处于两难之中:成为小提琴手,离开所爱独自飞翔,这样就无法实现整全;放弃做小提琴手,将爱人视作飞翔,这样,他在付出的过程中难免坠入泥淖,同样难以实现整全。这种两难处境注定了阿斯勒的人生悲剧。然而,在悲剧碎裂之际,我们在罅隙里得以窥见,人对抗命运时迸发的精神之光,从而接近那不可言说之境的神性存在。

  同样,阿莉达身上闪耀着圣洁之光。在她任性纯真的思绪里,可以看到她对爱的坚定信念。阿斯勒/乌拉夫去比约格文时,她“整个人都感到了,她再也见不到乌拉夫了”;她在比约格文捡到“最澄黄的黄金和最湛蓝的蓝珍珠做的”手镯,知道这就是阿斯勒送自己的礼物,“她就是知道,但她不太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以及为什么她会知道,她就是知道……”阿斯勒死后变成一种飞翔,而他的飞翔是阿莉达;因此,她知道自己是活着的阿斯勒;“现在阿斯勒已经不在了,同时,阿斯勒也和她在一起,不,她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

  阿莉达身上的超验性、偶然性、矛盾性在逻辑上都无法成立,因此无法理解。然而,阿莉达就是相信,没有理由。她相信这一切,这就是理由。倘若说,阿斯勒体现了爱的精神,那么,阿莉达则体现了信的力量。所谓我信我所爱,我爱我所信。在不可言说之境,人借助爱与信仰,盘旋,上升,飞翔,成为整全的存在。

  悖谬的是,唯有打破语言屏障,才能触达不可言说之境;然而,戳穿语言屏障之矛,却只能在语言之中锻造。就像阿斯勒的小提琴,既阻碍了他与阿莉达的幸福,也催生了爱的音乐,令他们得以在爱中飞翔。

  最后,当阿斯勒和阿莉达都已死去,他们的儿子小西格瓦尔应验了小提琴手的宿命,女儿爱丽丝循着母亲的脚印在海中消失踪影,我们会发现,一切可能性都已消失殆尽,那个可用语言描画的世界化为虚无,凄美而又肃穆。约恩·福瑟的小说所以令人回味,就因为在冷峻和寒凉之中,我们在心底仍能感到暖流暗涌。这股暖流是任何“知识”“真相”都无法替代的,只有文学能给予我们。

  □阿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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