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 太容易掌握的事物，我们很难去爱

　　米亚·科托与莫桑比克，这是一组对中国读者来说听起来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对小说创作来说，莫桑比克为科托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许多概念化的词语在莫桑比克的历史传统中并不存在，他们的语言总是与故事有关联，而科托之前的许多小说也由此诞生，在那些故事中，我们所熟知的概念被陌生国度的故事重新阐释。而现在，科托开始尝试用历史去创造另一种世界性的故事。尽管有着边缘化、魔幻色彩、想象力充沛等标签，但科托从来不是一个远离现实的作家，他不断思考着界限与身份等主题，探索着人类内心的旅程。

　　关于国家身份的“双重失落”和重新追寻

　　柏琳：除了自身和个人，国家的身份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研究过莫桑比克的历史——莫桑比克经历了“双重失落”——它从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独立的身份，比较野蛮；独立之后，虽然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但很快又经历了16年的内战，这是一段可怕的时期。虽然如今莫桑比克已经独立了，也许它依然要找寻自己的身份，在确定独立的民族性问题上也陷入混乱，有点像是“自我的流放者”，这是一种“双重失落”，独立前后都是失落的，你认为莫桑比克应该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身份？

　　米亚·科托（以下简称科托）：我不认为我们失落了身份。甚至在殖民地时代，某些“种子”并没有因为殖民而改变。身份是无法消失的。我认为无论是殖民地时期或者独立后，莫桑比克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没有完全丢失，古老的文化依旧存在。我们独立后也曾想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有一门单一的语言（葡萄牙语），这个过程非常粗暴，因为你不能忘记，莫桑比克是有着25种语言之多的国家。如何建立一个有唯一官方语言的国家，就是葡萄牙语，而没有羞辱其他的文化传统，这种工作非常艰难，没有尽头，但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不必到达终点。追寻本身就是目的。你知道，“界限”的概念来源于军事冲突，这是非常暴力的冲突，在这个界限之外，就是需要消灭的敌人，但如今当这种冲突不复存在，也就不需要那么明晰的“楚河汉界”。

　　柏琳：你在之前的访谈里反复提及，外界对一个“典型的非洲”的想象也是虚假的。在你眼中，一个“混合的非洲”是怎样的？

　　科托：并没有什么“典型的非洲”，你也不愿意做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吧？这非常困难，而且也很无聊。非洲人想成为“他者”，他们已经厌倦了“被隔离”。他们非常开放，十分乐意接受其他文化，这非常好。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莫桑比克人想变得更现代化，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自我“身份”的界限，如何跨越

　　柏琳：米亚·科托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作家。我们彼此之间，民族之间，各大洲之间，总是有许多界限。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界限。我注意到，“界限”的概念遍布在你的小说中。我读过你的三本小说：《耶稣撒冷》《母狮的忏悔》《梦游之地》，但我不打算和你讨论具体的内容，而是想讨论小说里折射出的一些主题的思考。我认为这个“界限”的概念不仅是你小说的主题，而且跟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处境中，我们时刻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抽象的边界概念并没有消失，相反，民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了，难民问题、关税壁垒、民族和宗教的纷争，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遭遇了更多的“界限”，你如何看待这种全球化环境中衍生出的现象？

　　科托：我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全球化”，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单一的世界，就像一个小村落。我们被各种界限分裂开来。虽然有互联网、TV等等多媒介的出现，我们却比以往更加彼此分离。我们不了解彼此。这就是文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只有故事才能帮助我们消除彼此的距离感，消除使我们彼此分离的界限。我很高兴来到中国，因为我们很早就跟中国建立起联系，甚至在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之前，在殖民地时代，中国就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解放斗争。可以说，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的联系有50年之久，但不是文化和艺术方面的联系。所以，我很高兴关于莫桑比克的书在中国出版。

　　柏琳：在开始“界限”的话题之前，请你先谈谈自己的“身份界限”。你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

　　科托：我是一个“被切分”的人。我是葡萄牙人的后裔，但我是非洲人，是生活在黑人大陆的白人，一个生活在宗教世界的科学家。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所在。不给事物下定义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自己处于不同的世界之间。我是一个跨界的人，这可以激发我的创作。

　　柏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身份也是一种自我限制，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身份是标签也是界限。

　　科托：我认为身份这个概念就是虚假的，因为你找不到完全独特的身份，重要的是追寻身份的过程，而不是定义身份的结果。你可以有多重身份。我成为一名作家，可以创造出各种人物，我可以探寻其他灵魂，我可以成为其他人，这是成为作家最令人兴奋的地方，男人、女人、白人、黑人，我可以成为任何事物任何人。这就如同一趟探索人类内心的旅程。

　　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有传统与独特性

　　柏琳：全球化也许是机会，也有可能是陷阱。假如莫桑比克或者非洲真的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你认为它是否会失去自己的独特性？应该如何维持自己的独特性？

　　科托：莫桑比克的民族性从一开始就根深蒂固，非常强壮，我们不必那么担心在全球化中失去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传统仍然会保存下来，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改变。

　　柏琳：那么对于莫桑比克这样的非洲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陷阱？

　　科托：你的问题就是一个陷阱。事实上，从人类存在以来，全球化就开始了它的步伐。莫桑比克的创立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人们通过长久的努力使莫桑比克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所以，你无法在莫桑比克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找到一个纯粹的身份。

　　柏琳：奈保尔曾经说过：“无论西方文明怎样入侵非洲，那些古老的文化依然在丛林里固执地存在着。”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科托：不只在丛林，事实上，莫桑比克或者非洲其他地方的传统文化，有时候甚至在城市里被保存得更好，比郊区的情况更好，因为在城市里，这些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它们的生命力更强。

　　柏琳：你想做一个更世界性的作家，还是更民族性的作家？

　　科托：对于我来说，我只想成为一个作家，再没有别的标签。

　　柏琳：我读了很多关于你的文章，你说，今天有很多非洲的年轻作家有一种渴望——想变得更“国际化”，与世界其他地方有更亲密的关系，比如葡萄牙、法国、英国，但你说自己只想成为一个作家？

　　科托：我作为作家的渴望跟其他人并没有区别，这些年轻作家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非洲作家应该是“非洲”的，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非洲”的，他们很难去写作发生在中国或者欧洲的故事，他们对自己身上“非洲作家”的标签感到厌倦了，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们想要自由地写作，可以写任何东西。

　　柏琳：在你的小说《母狮的忏悔》里，你说非洲女性对自然有着更和谐的认识，她们没有部落，没有组织，没有限制，她们反而拥有了一种更和谐的身份感。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告诉我们莫桑比克女性的生活，跟欧洲的女性生活有什么不同？

　　科托：莫桑比克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乡村，大部分地方依然是父权制社会，妇女并不自由，女性被禁止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被禁止成为“故事的主语”，即便是非洲女作家也是如此。莫桑比克一位很著名的女作家宝琳娜，刚开始的时候，她的处境很艰难，人们很难相信女性能创作自己的故事。现在，很多年轻的女作家开始出书，特别在城市，情况正在迅速改善。我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对未来没有有什么玫瑰色的幻想，但是，全世界都在改变，很多改变十分重要。

　　柏琳：你害怕被边缘化吗？你的国家害怕被边缘化吗？

　　科托：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对于我本人，我的“边缘化”是虚假的，我把自己看作“边缘人”，但事实上我在莫桑比克很活跃，我在报纸、电台上写文章发声。对于权力来说，我是“边缘化”的，并不是社会的一部分。我把自己视为一个作家，并不只是用书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能通过各种途径发声，社交网络在莫桑比克越来越重要了，我希望让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

　　身为作家、科学家，如何跨界；莫桑比克人如何跨界

　　柏琳：你曾说过，你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和莫桑比克的人民比，你又聋又哑。这如何理解？

　　科托：我的意思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倾听，倾听别人的故事。有时候我感觉到一个人有很多的故事，但是，这些从他的语言中不能完全感知，比如那些肢体语言或者其他的情态，表达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意。我想做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仅是倾听别人的话语，也要倾听别人的沉默。

　　柏琳：莫桑比克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是吗？

　　科托：我不知道中国人怎样感知世界，但我能想象你们跟我们一样。莫桑比克是一个口语化的社会，人们讲故事、理解事物总是用一种具体的方式。你和我说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政治、经济的问题，莫桑比克人总是能用讲故事或者更生动的方式给你表达他们的理解。

　　柏琳：许多文学评论都说你的小说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你对此很不以为然，你认为现实和魔幻的界限，在非洲，在莫桑比克，没有那么清晰？可以举个例子吗？

　　科托：我是个生物学家，一个科学家，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比我更像科学家，他们认为，科学似乎就是要给人答案，对我来说，就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除了科学，还有其他的方法解释这个世界。我如果对我的同事说，今晚我是一只老虎，他们也不会觉得惊讶，没什么事情是他们觉得不可能，或者不真实的。真实和虚构、现实和魔幻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晰。在古代，我们讲动物故事来教授小孩子，今天，我们可以拍摄关于动物的各种电影和纪录片，这只是技术手段的革新，本质并没有变化，依然是对人类自身原始生命演化的好奇，这中间没有什么界限。

　　柏琳：我依然有一个疑问，你是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一位作家，所以，你是跨界的人，我想谈一下“理智与情感”的问题，就像简·奥斯丁写过的那本小说。也许，作为一位生物学家，你的看法有所不同。当下世界，人类的理性、科技是不是发展太快了，我们是否丧失了感知的能力？比如我们的直觉、感知力和敏感性都在变弱？

　　科托：我们失去了神圣感。在自然博物馆的陈列室，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诞生的神秘过程。作为科学家，我觉得有时会沉迷于那些我不能理解的事物，比如说，我们认为基因可以解释任何东西，基因会告诉你每个人的一切，他们的疾病等等，但是，我们不只是由基因组成的，我们并不是物体，我们是由彼此之间的关系构成，由基因和环境、细胞、蛋白质的关系构成，这就是一片混沌。甚至连科学家都害怕这种混沌。科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划定界限，确保事物彼此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分界，从而更有逻辑地去理解。但是，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界限清晰的世界，我们有一些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发明出来的，我们认为如此。我们参观自然博物馆会感到非常神奇。宇宙是答案，但是问题在哪里？促使我成为科学家的动力，就在于对未知事物的渴望，我不害怕“未知”的状态。

　　关于全球化中“现代性”的负面影响，米亚·科托的看法

　　柏琳：对于莫桑比克人民来说，他们渴望变得更现代，对他们来说现代社会很有吸引力，但是，他们是否意识到“现代性”的某些负面影响？我认为，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让人更孤独、更孤岛化。

　　科托：关于“现代性”，有两个层次，第一，很多现代的非洲年轻人同时会说三到四门语言，这是他们感知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他们由此拥有了开放的眼睛和开放的头脑。第二，现代性就是，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不需要去教育年轻人，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尝试，进而去选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应该知道如何去改变。就说手机吧，非洲的年轻人也喜欢用手机，但是这并没有完全毁掉社会和家庭生活，在非洲人们仍然聊天、社交生活仍旧活跃，并不只是打字。他们喜欢手机这种现代性的事物，但是并不打算成为这种事物的奴隶。

　　柏琳：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年轻人，低头一族，在互联网和手机屏幕上和陌生人聊天，建立联结，但是不愿意花费更多时间面对面地和朋友家人在一起。这种现象如何看待？

　　科托：我希望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人们变得分离，我想，人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联系，更实在的方式，我们需要看着对方、倾听对方，而不是看着手机。我想人们打字的时候也是在说话，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并不喜欢这种方式。我非常反对这样，但是，没有办法，当我在家里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在跟距离很远的人联系。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我很担心。我想用手机发信息来和人建立联系，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的交往方式，也许我们关于“友情”的定义也需要更新。虽然我本人也很反对这种建立友情的方式（只需要发信息、摇一摇），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这种对手机一族的激烈的反对态度，和我们的父辈反对电视和电脑的激烈态度如出一辙？现在寻求答案还太早了。

　　柏琳：请说三个词，关于你在世界上最关心的问题。

　　科托：我太太、河流、大海。都关于水。我很害怕水，不会游泳。我总是害怕我所爱的东西。这些让我恐惧的事物，是超出我可以控制范围的事物，是我不能掌控的，是一种挑战，而我害怕失去和这种挑战的联系。太容易掌握的事物，我们很难去爱。我害怕失去朋友，朋友就是三五知己，只有纯粹的友谊。

　　采写/特约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