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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哈尔滨,像曾经无数次回来那样,在走下火车的时候猛吸了一大口冷空气,它带着清冽的味道,坚硬、痛快、直挺挺地钻进鼻腔,再变成一团白雾溢出来,像是个暗号,和我确认了彼此的身份。
同车的还有很多外地旅客,城市爆火之后,他们很好辨认——穿着花袄、军大衣或是浅色羽绒服,扣上崭新又厚重的绒帽,带着对东北的想象一路向北,来到了我沉寂已久的家乡哈尔滨。
像众多东北城市一样,哈尔滨留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寒冷的,在呼啸的北风里又夹杂了浓厚的工业气息。
如果你看到我曾经住过的电厂附近就能感受到了,巨大的铁皮运煤带像一段列车,斜横在街道上空,衔接起储煤场和电厂,长久注视着过路的人。因为年头太久,接缝的地方已经生出锈迹。
日复一日,煤从鹤岗等地搭着火车、穿越住宅区而来,沾上冬天濡湿的痕迹,被拉到储煤场烘干,再通过那条火车一样的传送带进入电厂锅炉燃烧,为城市输送电和热,凉水塔和烟囱吐出白烟和水汽,一个劲儿地向上飘。这些庞然大物让我感到亲切,我不知道它们的作用,也不知道它们的来历,但每次放学回来见到它们,我都知道,自己就快到家了。
我家离这里不远,步行最多10分钟。大约20年前,街边净是闪着霓虹招牌的小餐馆,还有浴池、彩票站、幼儿园、邮局和时不时放映新电影的电厂俱乐部。
最热闹的要属传送带东侧的室内菜市场,尤其是下午四五点钟,附近的职工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前,他们总是顺路进去买做晚饭用的食材。
街边、桥下,全是摆摊的小贩。卖干粮的、卖酱菜的、卖水果的……摊主们此起彼伏地吆喝。夏天,他们在卡车上支块纸壳子写上价格,再放个喇叭,循环播放“嘎嘎甜的大西瓜,不甜不要钱”。冬天,室外成了天然冰柜,五六排纸箱装着不同样式的冰棍,被摆在地面叫卖,冻梨和冻柿子成了季节限定。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里有同龄的好朋友,有生活需要的一切。邻里相熟,几栋楼围成一圈的家属院像个温室,挡住风雪,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尽头,是我关于城市的全部印记。
初中之后我搬家了,“哈尔滨”在我这里也有了更广的版图。
它有一排方方正正的旧楼,外墙刷起一层又一层颇有年头的涂漆,药盒一般陈列在街边;有举架极高的白色巨型车间,横躺在栅栏圈住的空地上,在天空的笼罩下,颇有未来感;有许多漂亮的、历史悠久的教堂和洋房,在暗夜里暖黄路灯下流出建筑的美感和韵律;也有向远处开发的新区、公园和剧院,竖起更具现代化的居民楼和写字楼。
哈尔滨人很擅长播撒生活的乐趣,这里的艺术优雅却不孤傲,教堂的广场下是热火朝天的农贸市场,街头巷尾也能欣赏顶级的乐队演奏。城市是宽广的,汽车行驶在8车道上,楼宇隔得遥远,有一种空旷的气派。
至于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中华巴洛克这些爆火后游客最常去的景区,我却去得不多,觉得距离遥远,也觉得不过是一条街而已,看久了没什么意思。
后来离开家,读书工作,去过很多地方,我却格外想念那些砖石铺就的街道,想念夏天从南走到北、一直往松花江边去的闲适,路上行人寥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喇叭里悠悠传出来,好像两旁高挑的建筑在瞧着我低语。
在这里我无需导航了,我晓得每一条支路的朝向,终点就在前方,宽阔的江面、和煦的微风、落日的余晖、散步的情侣、纵情歌唱的老人,种种一切,都是活力的、亲切的、可以把握的。
哈尔滨冲上热搜后,我反倒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这还是我熟悉的城市吗?这些热度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趁着过年回家,我又去四处转了转。
不可否认,流量的到来确确实实改变了城市的节奏和样貌。
通往防洪纪念塔的地下通道台阶铺上了蓝色的地毯,地铁口新增了往景区的摆渡车,教堂广场边新建了温暖驿站……一位在我刚上车就问好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人家来了,你就得做到位。”2023年12月以来,他的收入每个月多了大约3000元,旅游的火爆让他忙起来,也让他的生活“见亮了”。
在哈尔滨生活了将近30年,几位朋友都没料到今年城市会火爆至此,常吃的餐馆要等位了,常坐的地铁没座了,出行机票也不好买了。可作为“土著”,他们又因为这来之不易的瞩目带着一些骄傲,也带着一份过来人的体贴:“咱又不是没去过,之后人少了再去逛逛。”长期在外地的朋友则更加兴奋,像个游客一样拍照打卡,尝地道的东北菜,久违了冰雪,“看见冰就想打出溜滑,看见雪就想往里扎。”
哈尔滨的冬夜太冷也太长,人们习惯早早起床,也早早睡下。我曾经在2019年10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友谊路。它夹在中央大街与防洪纪念塔中间,晚上不过七八点钟,天和路灯就都已经暗下来,本该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区域,街上却几乎空无一人。
可这个春节,晚上9点多,友谊路两侧格外热闹,一辆载满人的蹦迪巴士停在路边,人们一窝蜂围上去,镜头对准嘶吼的青年,身体则随着音乐摇摆。晚上10点多,公交还没末车,地铁还在运行,在家还是在外,人们有了更多选择。
不远处的中央大街上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遛弯儿,或是举着咬了几口的马迭尔冰棍和烤红肠,或是拿着时兴没几年的烟囱面包。街上人挨着人,树上亮起点点灯饰和红灯笼像串起来的项链,缀在街道两侧,远远看去火红一片。
2月15日是冰雪大世界这个冬季开张的最后一晚,晚上9点多,距离游客停止入园还有最后一小时,仍然时不时地有人举着门票,慌慌张张地赶来。因为气温升高,景区里的冰雕变得粗糙脆弱,但每处冰雕前,还是有游客拖着雪圈拍照、转着圈地跳舞。一位带着南方口音的女士告诉我,她晚上七八点刚下飞机,听说第二天要闭园,行李还没放酒店,就立刻带着孩子过来看看。
卖纪念品的小店里,货架几乎要空了,只剩一些“盖章打卡护照”和冰箱贴被打折出售。几个女孩子每人买了一本,凑在桌子前轮番分享印章。
最火的摩天轮和大滑梯前,人们依旧排起长队,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见我站在旁边犹豫,一位穿着长羽绒服、裹得只剩俩眼睛的工作人员凑过来,劝我去参与一下:“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就排到了,明天可就玩不了了。”我很诧异,不是马上就闭园了吗?他豪爽地一挥手,咧开嘴笑着说:“怕啥呀?你放心去,你们啥前儿(啥时候)玩完,我们啥前儿下班!”
因为温度上升,松花江江面上的冰雪项目都已经被拆除,围栏挡住了南岸的人群,只留下几盏照明灯。陌生的人群立在岸边,好像有了某种默契,悄声望向对岸,茫茫江面,望也望不到尽头。
一切又好像没什么变化。
新楼越来越多,老建筑也都还在。中央大街西南方向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电厂,但这里没有拥挤人潮,那条铁皮运煤带依然斜横在街道上空,注视着零星过路的人,看着他们出生、长大、衰老、离开。凉水塔和烟囱吐出白烟和水汽,依旧持续为城市输送电和热。
天蒙蒙亮,果戈里大街附近的早市就苏醒过来,小贩们在路边支起桌子,摆好塑料箱,或者干脆只铺一层棉被、塑料布,把瓜果蔬菜垒成一堆,也不在意它们的秩序,任凭居民们挑拣,有人直接捧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小米粥,靠在路边慢慢吸上一口做早餐,遇上了熟人,就自然地站定拉家常;看见有人举起相机拍照,这些摊贩和居民不躲避也不打量,手上的活儿也不闲着,嘴里的吆喝声不断;偶尔有人发现身旁的搭档进入镜头、成为主角,玩笑似的调侃一句:“你长得帅,拍你呢。”
这时我才感觉到,意外的爆火让这座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终于不再以落寞的失意者形象出现,它在众人面前重新展示出自己的底色,可以包容谦和,可以活泼直爽,可以是严肃沉稳的、怅然若失的,也可以是悠闲自在的、神采飞扬的。
在这个冬天,南来北往的异乡人意外闯进了这座城市,却从未扰乱过哈尔滨人自得的世界。
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依然按照原本的轨迹生活,秋天还是习惯囤上几捆大葱和白菜,晚上还是爱叫两瓶啤酒、再扒几颗蒜,在烧烤店撸串胡侃。雪化了又落,冰灯灭了又亮,丁香花谢了又开,列车准时从霁虹桥下穿过,教堂的鸽子飞走又回,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与我的记忆重叠。
我的奶奶出生在沈阳,20岁的时候来到哈尔滨工作,现在60多年过去,她形容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哈尔滨人”了,我问她为什么留在哈尔滨,“这里熟悉了。”她只这样告诉我,她在这里工作、成家,到农贸市场买菜,在附近的公园遛弯儿,和其他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大声讲着节奏明快的东北话,看着城市从土房平房长成高楼大厦。
来来去去的游客也好,留下的老人和离开的年轻人也罢,就像一场冬雪,参与在这座城市一季又一季的进程中。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有过失落,也会重新找回骄傲,也许这就是城市生命周期里的新陈代谢。无论如何,一切万籁俱寂时,只有松花江还在缓缓流淌。
生活就是这样。
新京报记者 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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