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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大理,凭借低廉的房租,优美的自然风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成为不少人的乌托邦,也是新兴的“数字游民”热衷的目的地。
在返乡之前,我想象了一种大理数字游民的生活,远方的都市人群,来到我的家乡,隐居乡野,看云卷云舒,生活成本低,舒适安逸,但挣得又多,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文化。
龙恩就是其中一员,她出生于2000年,瘦瘦的,瓜子脸上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温温柔柔的模样,但眼神里似乎有一种倔强和坚定。去年,她被上海的一家公司裁员了,带着裁员补偿,不到一万元的全部家当,坐了39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云南。
刚来大理的时候,龙恩是兴奋的。路边一朵野花,天空一抹晚霞,随拍都让她感到惊艳。2023年7月她写道,“大理的日落在八点十几分,外地人来大理,不小心就会被阳光欺骗,本地的小吃店,七点多,天还亮着,老板就关上了红棕色铁门。不像大城市,所有人都在高强度运转。”
今年一月,似乎已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对大理有些厌倦了。傍晚坐高铁回来,下车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枯萎了。我还是喜欢城市生活,喜欢711便利店的南瓜小米包和鸡胸肉便当。喜欢几分钟一班的公交车和地铁。”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成为数字游民
春节返乡,候鸟迁徙,我从北京回到大理,广东女孩龙恩并没有离开,她住在距离大理古城往北3公里的上鸡邑村。
去年,龙恩从一个编辑那里听说,很多自由撰稿人在大理,生活成本低,自然环境好。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来过云南,但想到这是一种经人验证过的可行的生活方式,于是多了一些勇气。去年5月,她搬到大理,开启了数字游民的生活。
这里公共交通不便,村落一家稻田咖啡馆,是离她最近的定位。沿着咖啡馆对面的巷子往深处走大概50米,左手边一栋灰砖白墙的两层半白族房屋就是龙恩在大理的家。
院落的一楼,房东在堂屋看电视。二楼是龙恩的房间,大概10平米,窗户朝西,可以看见远处的苍山,下午的光照进来,明亮温暖。一张床、一个长约两米的三层白色置物柜、一个木质的鞋架、一张圆形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热水壶、多功能煮锅、洗漱的盆、一些快递盒子放在地面上。但乱中有序,在圆桌上,摆着几本书和电脑,盖了一块印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蕾丝花边桌布,淡紫色的花瓶里插着几枝枯萎的玫瑰花。
龙恩就在这个房间里写作。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房租500元一个月,月付。房东的女儿也住在二楼。龙恩要和其他租客共用客厅和卫生间。厨房则是一个简易的彩钢瓦搭建的棚子,位于一楼院落东侧。
这是一栋完全本土化的房子,外观传统,内部装修简洁,物品摆放也很随意。乍一进门,就像走进某个亲戚家。
从她居住的地方走出去不到10分钟就有一个小型菜市场,售卖着当地村民自己种的新鲜菜品,不过龙恩大多数时候选择美团买菜,等她醒来,临近中午,很多摊贩已经收摊了。她逛过几次,但很少买,她说自己不会挑,在美团上买可以看评价。这是我在北京的买菜方式,而大理的食材新鲜,市场充满了人间烟火,逛菜市有一种闲情。如果我打开某个软件看点评,我的本地同学们会开玩笑说,你好像是个外地人。
试错的生活
在北京写稿,在广州写稿,还是在大理写稿,对于龙恩的一个明显区别可能是,田野,湖泊,广阔天地,显得触手可及。沿着乡村小路步行20分钟,她就能来到洱海边,看一朵云,从东边飘到西边,再吹一阵晚风,思绪零落又逐渐平静。但是自然的治愈是短暂的,只有工作状态稳步上升,才能保持更稳定的内核。
生活成本低,提供了更多试错的可能。十个月来,她完成了七篇长稿,还有两篇即将发布,这个产量不算多。去年八九月份,经济一度非常窘迫,龙恩投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篇长稿,但是最终没有找到平台发布,没有稿费。
她只好去寻一些兼职,在4公里开外的古城酒吧、咖啡店做过兼职,两份兼职时间都不长,她挣了不到一千元。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她的心理也出现了抑郁状态,不想起床,不想做饭,白天拉上窗帘,晚上也不开灯,自我封闭,不知道这份自由职业怎么做下去,她打过心理热线,对着电话那头一直哭泣,后来她预约了公益的心理咨询。
没有社群支持,离本地人的生活圈子也遥远,写作内容关注的更多是外面的世界,龙恩看起来人在大理,但似乎又和大理脱节。“我在别的城市,也不是那种特别融入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觉得我没有融入一个群体会怎么样,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常。”她说。
在这期间,她短暂地结交过一个朋友,一个荷兰留学回来的理工科女生,两个人一起吃饭、爬鸡足山、逛公园,对话也有了真正的深度连接,但是游民的底色就是流动,这位朋友原本在大理一家洱海保护机构工作,去年12月辞职离开大理回到了重庆。
还有另一个同样租住在这里的室友,龙恩和他一起在洱海边看过日出,一起做饭,也去喜洲古镇逛过,后来渐行渐远,龙恩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更多时间宅了起来。她尝试过向外探索,但似乎是徒劳的,现在,待在上鸡邑村,就相对自在。
社群集结
我不确定龙恩的数字游民经历在游民群体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否大多数人也像她一样,安静地探索,沉默地离开,或者热闹地活着。
于是我去了一家数字游民社区NCC。NCC,是Nomad Co-living & Co-creating的缩写,意思是游民共居共创。这家社区位于大理古城西门葱园村,从古城西门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达,也是一栋传统的三层白族民居,中间有天井,适合做公共空间,因为地势高,背靠苍山,三楼的房间能看到洱海。
这栋三层的白族民居,也是传统的建造格局,没有经过太多改造。我见到了几个过年不回家的游民,有的在做占卜,有的在做人类学调查,主题是大理的创新教育。
大曹出生于1994年,2022年8月离开职场,她曾经当过媒体人,也在大厂工作过。本来她想gap(间隔年)一年,然后重回职场。她去了景德镇,海南万宁,想看看脱离了职场轨道的人在干什么,有人说大理更嬉皮,也有人说很多人在这里躺平摆烂,她决定来看看。
刚开始她对大理的印象不是很惊艳,商业化的古镇和好看的民宿,后来她认识了一些常年在这里驻扎的新大理人,也看到不同的人合力一起做事的纯真,她发现,这似乎是一个有结界的地方。游客看到的,隐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个大理。她把这里称为“流动的筵席”,一拨一拨人来人往,从最早的背包客、嬉皮士、文艺青年、摆摊客,到后来更多的中产、艺术家、媒体人定居,“当下的大理也折叠着很多圈子。”
对于大理来来往往的数字游民们,大曹更像一个旁观者,“如果你不是诚心地想要去探索新的事情,就很难真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数字游民。因为数字游民要求还蛮高的,要有一技之长,也要有持续的能力,包括心理状态,你是否接受这种不稳定的,或者说从积累到长期收获的过程。”
现在,NCC线上社群已经有五六千用户,入住者粗略的人群画像是,三分之一的人研究生毕业,70%的人从一线城市而来,他们关心社会议题,而不只是想来领略大理的风花雪月,他们都想要凝聚更大的价值。
最长入住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后有人回到了原来的城市,有的在大理租下房子开启新事业,有的人带着远程工作定居下来。
人来人往
龙恩打算离开了。她想回到广东,饮食和文化氛围更贴合自己的地方。等到手头的稿子写完,拿到稿费,积攒了可以去新城市落脚的费用,她就会离开。但仍然会从事自由撰稿,如果有全职机会也会考虑。
毕业两年,换了三个城市,高频率的变动,让她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我跟所在的城市,保持着快餐般的关系。不远不近,随时准备抽离。”
这十个月的经历,不尽如人意,但她仍然在失落中获得了一些积极认知。无论是轻体力的兼职见闻,还是线下的文艺活动,龙恩有过焦虑,也进行了有限的探索,接触到更多主流生活以外的人,“看到别人是这样生活的,就会更加确定自己所选择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
虽然撰稿机会不太稳定,但她仍然觉得视野被打开,打破了之前的惯性思维,现在她觉得主流的评价体系没那么重要,“只要可以养活自己,其实就做什么尝试都是可以的。”家里人不知道她旅居在大理,也不知道她已经过了将近一年自由职业的生活。对她的家庭来说,这是“离经叛道”的。
龙恩和大曹都觉得,数字游民不被社会时钟所束缚,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不确定,还有职业上的不确定,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探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身份。“当你向别人介绍,你不会说我是一个数字游民,你会说我是一个设计师。”大曹说。
“你离开了固定的赛道之后,没有职场的庇护,没有五险一金,其实反而很多人是很迷茫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打开你的人生,脱离这个轨道外面全是你的赛道,那你怎么去制定你的游戏规则,怎么把你的人生过得精彩,其实是一个更考验人的命题。”大曹说。
在2023年的年终告别里,龙恩把自己定义为“漂浮的码字女工”,她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个人纵身一跃,跃向的不一定是确定的幸福,而是不确定但充分自主的人生”,她愿意尝试一种需要更多想象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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