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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假期,我在家乡天津见到了好友刘晨欣,她刚结束了将近半年的支教,从2500公里外的广西百色市回到天津。
在大多数同龄人执着于“向上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竞争中时,她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在25岁这年,辞职离开一线城市,“向下”流动到乡村,加入公益组织的支教项目。
作出这样的反向选择,没有太多浪漫的“说走就走”,更多是基于现实考量——对她的职业发展来说,支教会是一段不错的经历。她不愿把“理想主义”挂在嘴边,但她也承认,自己曾以为手握一群孩子“命运的旋钮”,可以在张弛间改变他们的人生。
半年后,她发现这个“旋钮”只不过是自己的执念。与她出发前的想象不同,当下的乡村早已不是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荒蛮之地”,“支教老师”也不再是无私的、伟大的现代文明传播者。
她意识到,“走出大山”固然重要,但已经不是支教的最终目的。当孩子们的人格发展得足够稳定、成熟,不管未来是走出大山,还是留在家乡,不管从事哪行哪业,都能度过一个平和幸福的人生。
对自己,学会“放下”或许是她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之一——放下对“支教老师”身份的传统认知,放下那些宏大的理想,放下可笑的怜悯心,去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互相学习,认识更真实的乡村、更真实的学生。
“越想改变孩子,他们越无动于衷”
今年是我与晨欣认识的第14年。她高中就去了新西兰读预科,大学毕业时拿到了教育学的学士学位,接触了戏剧教育课程。
我在2017年暑假参加了一家公益组织举办的支教夏令营,在我的推荐下,2020年初,晨欣参加了同一个组织的冬令营。
短期支教带给我们微小的成就感,但又会留下一些浅尝辄止的遗憾:一个支教老师短暂地出现在孩子生命中,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没有继续探索这个问题,晨欣却在2023年从一家工作了一年的公司辞职,决定去长期支教。
辞职去长期支教,并不是晨欣的临时起意。大学选择教育学专业,就是因为相信“教育改变中国”。
“小时候看到电视和报纸上的支教老师,他们在学校破旧的小平房里,穿着白衬衣、西装裤,衣服被汗水打湿,仍旧充满激情地讲着课。”
晨欣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晨欣最终被分配到百色市的一个边境小镇支教,学校距离越南也就2公里。学校四周被丘陵围绕,老师没有会议室,新的教学楼尚在施工,有4个班只能在食堂上课,中间拿墙隔开。
晨欣成了学校的英语老师,最多的时候同时教两个年级180个孩子。刚开始,她干劲满满,看她的朋友圈仿佛追一个“周更”小说——有小孩被同学欺负,她就陪着谈心,在操场上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她会因为调解同学矛盾,一直在教室呆到天黑,忘了吃晚饭。
不过她的热情没有维持太久,很快被更现实的无力感浇灭。有的孩子排队打饭时会突然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架,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贴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学生在课上突然哭起来,甚至冲动之下吵着要跳楼……
直到一天中午,晨欣遇到一个小孩因为误会就去掐了另一个同学脖子,她苦口婆心地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从暴力行为聊到法律条文。小孩最后看着她,面无表情地说,“老师,我能走了吗?”
“我突然发现,我是那么地想改变他们,但是我越想改变,他们越是无动于衷。”学生走后,晨欣崩溃大哭了一整个中午。她意识到,“支教老师”这个社会身份,很容易蒙住自己的双眼,阻碍她看见真实的乡村、真实的学生,也阻碍她看见真实的自己。
放下支教老师的身份,接受乡村的一切
晨欣想试着放下自己的执念,看看真正进入孩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中午她拿着自己的饭盒加入孩子们的小团体,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八卦”。她问孩子们,周末去做什么了,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争着告诉她:帮家里收稻谷、和奶奶学做饭、去同学家的菜地里种菜、跟着爸爸去河边钓鱼捉虾……
支教快3个月,这是她第一次去了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她突然发现,孩子们本身就对生活充满向往与热情,不需要外人再往上添些什么了。
融入孩子们之后,晨欣听到了孩子不愿和其他人说的秘密。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理解能力差,遭到了班里同学的排挤。她偷偷找到晨欣,说有人在黑板上用脏话骂她,还有人向她课桌上吐口水,弄乱她的东西。
晨欣并没有太意外,但作为一个单科老师,她能做得很有限,需要一个契机。
有一天刚上课,另一个班的小孩冲她喊:“老师,你知道伤心的蜜蜂用英语怎么说?”她愣了一秒钟,便反应了过来,这是英文翻译的谐音梗,读出来声音像是中文中的“傻X”。
晨欣知道,时机到了。她在课上提起了刚刚遇到的“提问”,向学生讲了这两个字的准确含义,由此讲到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侮辱,男女性的生殖结构、人的出生方式、青春期的发育,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晨欣想象中的孩子们强烈羞耻和抗拒并没有发生。他们的表情带着好奇,偶尔害羞,就像是自己小时候一样。
这堂课讲完后,晨欣又去了那个被欺负的女生所在班讲了一遍性别课。过了两天,那个女孩找到晨欣,告诉她自己很开心:带头骂她的男孩开始和她玩了,有一个平时欺负她的女生也来道歉了。
想要让孩子们快速改掉说脏话的习惯很难,不过晨欣发现,这堂课后有的孩子会在不小心讲出脏话时,尴尬地捂住嘴;也有孩子愿意跳出来制止别人说脏话。
晨欣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
在游戏里,看到完整的孩子
比起“要为孩子带去什么样的体验”,支教后期晨欣更多思考的是,“我要以什么样的状态给孩子们带去这些体验”。她发现,老师愿意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在课堂上,这些比单纯的课堂形式更能打动孩子的内心。
来广西支教前的一年,她一直在从事着戏剧教育工作。这是一种关注孩子自我表达的教学方法。去年10月,她在学校招募了10个学生,把戏剧社团搭了起来。
晨欣带着孩子进行即兴表演,从模拟一辆汽车、一台游戏机开始,锻炼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她借用了公益组织原有的“羊村总动员”戏剧教案,自己写了剧本带着孩子排练。
这是一个黑羊村和白羊村分分合合,从暴力对抗走向民主协商的故事。教案只是一个基础框架,在这个故事里,学生们需要自己去建构羊村里每一个村民的性格、年龄、职业以及长相特征,并在白色T恤上画出符合人物个性的衣服。
这些平时在班上没什么存在感的孩子,会在戏剧游戏里打滚,在设定的人物矛盾场景中“大打出手”,在剧情里扰民的环节中又唱又跳。
刚进入学校时,为了快速理解乡村的孩子,更高效地和他们达成合作,晨欣会不由自主地给他们身上贴各种标签:内敛的、暴躁的、有领导力的……但孩子们会很快打破这些标签。
前脚刚觉得某个小孩非常吵闹、不讲规则,后脚他就会主动过来关心老师“累不累”。有一次晨欣大腿韧带附近的软组织发炎,请假去南宁治疗。
让她惊喜的是,三四天后回到学校,孩子们特别兴奋地喊着“Miss刘(刘老师),你回来啦!”有个孩子拿作文纸写了365遍她的名字,还有一个在网上搜到各国语言“我爱你”的书写方式,抄下来满满一篇。
相互陪伴成长,这是最大的意义
回到最初困惑我的那个问题:“支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我问晨欣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给我讲了同在支教的几个伙伴的故事。
一个支教者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小时候她爱看汪曾祺写的北京胡同,但在北京的楼房里没有感觉到那种人文风情。她猜想乡村里具有中国群居文化的“根”,于是就来了。
还有一位支教老师,她被分配去往的学校,离她家乡只有30公里。她是壮族人,想趁着这个机会和孩子们一起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回报养育自己的土地。
有的支教者观察到孩子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建立了一个信箱。她发现自己回答不了这么多问题,就把它传到网上,发起的项目叫“一分钟支教”。希望网友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个项目被推广到了好几所学校。
半年支教,晨欣看到了很多孩子的改变。但她清楚自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不过和刚开始支教时不同,半年后她能坦然地接受这种无力的出现。支教的意义很难得出结论,但晨欣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
“我和孩子们最终还是要踏上各自的道路。这短暂的相遇若能让孩子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不愿意被城市局限而来到陌生乡村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那么他们或许也可以从中获得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是最大的意义。”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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