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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和高中同学共赴了一场18岁的约定。
我们来自北京远郊某中学文科班。2012年,高考前一百天,每个人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放进一个桃红色的心形盒子里,约定十年之后开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十年之约变成了十二年。
18岁的约定,在30岁这年终于兑现。正月初四,在老家一个麦当劳里,作为组织者的我开启了这个尘封的时光之盒。从早9点半到晚9点,全班47人中有16人陆续前来赴约。
现在与过去对话,理想与现实交织,成年与青春招手。我们谈论原生家庭、高考、爱情、婚姻、工作、选择……有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也有人高考失利的阴影直到12年后才慢慢消散;有人用婚姻治愈原生家庭的伤害,也有人一直无法被父母理解肯定;有人外出闯荡,也有人选择回到远郊,过一种平凡而安稳的生活;有人接受不了“内卷”的职场,也有人给自己立下了“看重提拔”的人设……
我们每个人都在时代给出的种种命题中,困惑着、挣扎着,寻找答案,也在适应着、自洽着,努力生活。
小米:与18岁的自己和解
“我希望我爸妈能身体健康,一切都好起来。我自己先考一个好大学,然后有个好工作,再然后好好照顾我妈。”
12年前,小米写下了这几行愿望。
她是我的同桌。我还记得,高三时的晚自习,她趴在课桌上,歪头对我说起她的家庭,默默流泪。她爸爸出轨,妈妈做清洁工独自支撑家庭,过得很辛苦。后来,爸妈离婚,妈妈再嫁,她和爸爸的关系一直很僵。
“当你的原生家庭不好的时候,对幸福家庭是没有想象的,觉得天下的家庭都是这么糟糕。”18岁的她不敢想,原生家庭亏欠她的,都在自己的婚姻中得到了补偿。
几年前我参加了她的婚礼,仪式上,她说“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人,这么包容我”时,哽咽起来。那场婚礼她父亲也出席了,这位别着胸花的“新娘父亲”,和女儿共用一张脸,紧绷地坐在椅子上,局促得像个外人。
这些年,小米对父亲的态度还是淡漠而疏离,不希望他参与她的生活,也基本不和他说话,是爱人从中调和,维持着这对父女的关系。逢年过节,爱人会提醒小米给爸爸一点钱;爸爸生病住院,是爱人跑前跑后,甚至主动为岳父擦洗身子。作为女儿,她自认做不到这个程度。
12年过去了,原生家庭带给小米的伤害依然存在,但好在,如她所愿,一切都在好起来。她现在有了个好工作,可以给妈妈和自己创造很好的生活。小米的愿望中,只有半句没实现——她没能“考一个好大学”,几分之差,滑进二本。
我们的班主任岩姐当年是个风风火火的三十岁女性,总把“成绩和排名不是最重要,生活得幸福才是”“要么读书,要么旅行”挂在嘴边,并且身体力行。这样一个老师,在我们高考前突然“性情大变”,开始紧张兮兮地“霸占”晚自习讲试卷了。所有人都如临大敌。
我们班最活泼开朗的女生,在高考前的某一天,突然开始闭关苦读,拒绝任何交流,她的奋力一搏,考上了一所南方省会城市的“211”;班里常年雄踞年级第一的女学霸,第一志愿是北大,复读一年后,念了本地一所双非一本,毕业后做了公务员;小米一直对自己的高考失利耿耿于怀,“特别难过,像天塌了一样”,以至于这12年,她每次看到高中班主任都不敢主动说话。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她又一次在大街上遇见了班主任岩姐。30岁的小米,好像突然对高考失利释然了,第一次主动和老师合影,发到了班级群里。
小米说,正是那次遗憾把她带到如今的人生轨迹上。小米和爱人是通过她的大学同学介绍相识的。她说,“我已经很满足我现在的生活了,很幸福。”
30岁的小米与18岁的自己和解了。
凯叔:一直在“见天下”的路上
“父母健在,身体健康!看遍天下书,吃遍天下食。”
我们有12年没见了。见面时,没有客套和寒暄,凯叔放下帆布袋,摆出马歇尔音箱,脱下皮外套,T恤亮出浑身的态度:“浪漫主义或野蛮”,有一种睥睨天地的漫不经心。他的打扮称得上精致——美甲和眼镜框同色,戴单只耳钉和银色尾戒。形象和12年前那个穿着校服、长相老成的大块头大相径庭,却很符合他头部广告公司前总监的身份。
但目前,他待业。凯叔有个出身大厂的同事,入职后开始给老板交“小时报”,以小时为单位汇报工作进度。老板很认可,在全公司推广。站在老板的立场,凯叔能理解:“让所有人严丝合缝地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价值。”但站在人的角度,他不理解。适者生存,同事升了总监,他辞职了。
凯叔一直是很“佛系”的那一个,他在高考前总捧着本《易经》看,大多数时间一声不吭,像只眼神悲伤的棕熊。
如今我才知道,那时他得了抑郁症,看《易经》是在寻找答案,此后他也一直在通过阅读重建自己的认知,寻找活下去的方法和意义。
他把“父母健在,身体健康!”作为自己的第一心愿。他说自己的抑郁症来自家族遗传,妈妈的长辈因此去世,妈妈迄今为止自杀过三次,未遂。
辞职以后,他想换个有趣的工作,第一想法是找个有格调的酒吧,当酒保。这简直颠覆了他父母的人生观。
“人就应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当老师、去国企,哪怕当个工人,有一份技术都是好的。”爸爸苦口婆心地劝他。“他们说的话我根本不在乎,就像看一个人在持续撞南墙,但南墙永远不会破。”
但理解并不是爱的必要条件。直到最近几年,凯叔才明白,爸妈其实很爱他。前几年,爸妈吵架,他劝他们离婚,“楼房你们卖了,拿着钱去旅行怎么都好,我只求你们去世后把老家的平房留给我。”他说,那间房子有300多平方米,还有个菜园子。他勾勒起自己的未来生活:把几间屋子装满书,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书,累了就侍弄菜园子。
他的话真的被妈妈听进去了——她把老家的房子推平了,打了能盖六层楼的地基,为儿子幻想的后半生预留了足够的基础。“她说,我们死了之后你想盖多高都行。”从这件事,凯叔开始意识到,“我爸爸妈妈哪怕完全不认可我,不理解我的一切,但他们对我的爱是纯粹的。”
现在凯叔正在谈“一段不错的恋爱”,对方是个“00后”姑娘,热情、开朗,吵吵闹闹地生活,他对她有发自内心的崇拜。
“她让我重新认识了世界。”见识到天地广阔、人生多彩的凯叔,现在再看12年前写下的“看遍天下书,吃遍天下食”,为自己的不自量力而尴尬。
“‘天下’太大了。”但凯叔一直在“见天下”的路上,他说,写下的目标都在努力完成,从未偏离路线。
“往前走吧,我们才30岁。跑起来。”他对自己说。
老猫:回到远郊,过一种平凡而安稳的生活
“愿所有人,学业有成、幸福终生。让我幸福,让所有人幸福。”
乍一看,老猫的人生反差最大。谁能料到,高中时逃课、抽烟、早恋的老猫,现在竟然是一名小学老师。
他穿一件体制内中年人的经典夹克衫,背着手走来,瘦了得有二十斤。看上去不肥了,也不懒了,甚至显得有些可靠。不笑的时候看起来还有点陌生。
我没见过他不笑的样子。18岁的老猫就像一只又肥又懒又馋的猫,胖脸上的大酒窝从未消失过,整日和一帮吵吵闹闹的朋友混在一块儿,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追逐打闹,好像虚度光阴才是他的主业。他说,那时他的快乐像在云端,很虚无,“我就这么杵着下巴颏子,什么都不干就很快乐。”
当工作、婚姻和孩子接踵而至,老猫的快乐就虚无不起来了。现在他的快乐建立在和工作、孩子有关的一桩桩具体的事上。
人到中年,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很多人戴起了面具、立起了人设,为自己选择最适合的保护色。班里有个自由散漫、不爱学习的男同学,如今在体制内单位的人设是“不求上进,得过且过的北京本地人”;那个博览群书、颇有才华的男生,创造了家乡的考公高分纪录,他为自己打造了“工作中有想法,看重荣誉和提拔”的人设,但他仍然希望能做点什么让世界变得更好,一如他18岁时的梦想:“群心向善,笑尽成诗”。
自由散漫的老猫戴上了严肃认真的面具,他是个可靠的老师,真心实意地心疼那些孩子。他看着孩子们课间十分钟仍然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好像从入学开始就没有可以走出教室玩耍的意识,忍不住感叹:“我高三的时候还在玩沙包啊!”
老猫从来没有想过当老师。毕业后,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去了“北京”工作。在外地人眼中,我们是“北京人”,但对于18岁之前一直在远郊县城生活的我们来说,北京和老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坐过地铁,直到大一下半年我才搞清楚地铁该怎么坐。因此,老家是老家,只有北京城区才是我们口中的“北京”。
刚开始,老猫曾在“北京”的一家公司上班,地铁通勤,公司靠近的回龙观地铁站,是北京地铁进站人流量前十名。
“我特别受不了人多的地方。本来很高兴的一天,只要我上了地铁,一切都被打断了。”老猫说。
后来,他买了一辆电动车上下班。“但去别的地方还是要坐地铁呀!”老猫强调。问题从来不在地铁,问题在于:“选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县城的一套房?”
老猫选择离开“北京”,回老家。老家乡镇小学招考教师,待遇优厚、父母满意,他没理由不回来。每天早上,他从家里开车去乡镇上班,沿途所见是树木、山石和水库,一路山清水秀、清净舒爽,再也不用在地铁上和让人窒息的人群紧紧抱在一起。
他说,这样的生活,他很适应,能找到真实的快乐,对于这个过上平凡而安稳生活的自己,他也很接纳,“接纳了,也就没什么了。”
在这场时隔12年,历时12小时,与15人的对话中,每个人都完成了一次对初心的回望。18岁的我们虽然懵懂,但那时我们珍视的东西,如今依然是我们大多数人求索的彼岸。这些年来,大家几乎都在沿着自己当初的愿望和轨迹前行。这一次,我们举着自己18岁的愿望卡片拍下了30岁的留影。下一个十年之约,倒计时开始。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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