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海外华人不顾一切”

　　距马来半岛西海岸仅3公里的槟城，要从下午6点后才开始降温。大多数时候，游走在槟城乔治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游客都免不了太阳的炙烤，面积不算大的打铜仔街小区公园成为他们纳凉的去处。不过，这些游客不简单是为了避暑，吸引他们的，还有眼前与公园仅一条马路之隔的一栋骑楼。

　　骑楼有两层，楼栋的外墙已陈旧褪色。一楼雕花镂空的正门上挂着一块匾，匾额上有三个繁体金色汉字“莊榮裕”。单从名字看，让人猜测，它也许是早些年马来西亚华人在此开的一处茶叶作坊或一间当铺。实际上，在1910年，它曾是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的开会场所。

　　如今，打铜仔街120号“莊榮裕”的监护人是邱思妮。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的家族在1993年买下了这栋历史建筑。后来，它被转型成为一家私人博物馆，而这座遗址也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孙中山纪念馆。

　　纪念馆前堂两面墙上装裱着十几幅图文，介绍了孙中山在槟榔屿（槟城的旧称）的革命事业。一扇精致的木雕屏风将前堂和中庭隔开，屏风下是张古雅的神台，台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孙中山的遗像，遗像底下是孙中山的国事遗嘱。

　　中庭内，陈设最多的是老房子留下来的几个木制橱柜。柜中摆放着不少孙中山与自己长兄、妻子及女儿的珍贵照片。此外，还有些信件和室内装饰品。一个由英国伯明翰制造的铁制保险箱放置在橱柜的旁边，馆内马来西亚华人解说员会向游客介绍，当时的同盟会成员可能用它来存放现款和文件。

　　被几个橱柜围在中间的是一张会议长桌，从现场的图文史料可以知道，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围坐在此开过不少会。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城柑仔园门牌400-404号召开庇能会议，决议要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庇能会议结束后，孙中山来到此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上，他呼吁“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是也。”该会议为第二次广州起义筹款运动掀起了序幕。

　　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新京报记者探访马来西亚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并专访了馆长邱思妮。

　　尊重历史，保留商号“莊榮裕”牌匾

　　新京报：这栋建筑前后被收购过几次，它有多少个业主？

　　邱思妮：关于打铜仔街120号的文件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875年。打铜仔街120号最初的业主是谢裕生，他是谢氏宗亲的授托人。根据史料记载，此人可能在1879年担任过谢氏公司的信理员。1900年，打铜仔街120号的产权转让契约显示，新业主是林文耀，他是槟榔屿椰脚街的一个贸易商。再到1913年，房子转售给了沓田仔的潘玉端、潘玉心、潘玉淑三位女士。新的业主给这栋房子进行了一次翻新工程，包括重新安置楼梯，在面对天井的地方安置壁橱，并以花砖重铺地板。

　　1926年，这栋建筑由商人庄长水拥有，成为他家族的私宅。庄长水是我的外祖父，他做一些来自英国的洋货进出口生意，还经营布匹和丝绸业务，现在门口看到的“莊榮裕”就是庄长水家族商号。上个世纪末，我母亲接手这栋房子，成为打铜仔街120号的新业主。

　　新京报：当时出于什么契机，想着要买下这栋房子？

　　邱思妮：我外祖父的生意位于槟城海墘街。日据时期，外祖父的店铺被日军轰炸，外祖父就把招牌和货物搬到了现在的打铜仔街。我的母亲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在这里住过几年。当时，刚搬进打铜仔街120号的“莊榮裕”住了30多个人。庄长水在这间屋子只住了4年，此后他住进了一间更大的办公楼。不过，他的继母陈燕秀女士在他搬走后便长期生活于此，并且还制作售卖当地结婚用的娘惹糕。

　　1991年，一家德国公司和槟城市政局联合开展乔治市的古迹保护工作。当时我还在《槟榔屿》杂志做编辑。后来我接到联合工作小组的邀请，参与打铜仔街及打石街历史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的工作伙伴王琛发向我点出了打铜仔街120号的历史意义。

　　我的外祖父逝世在1989年，死后他留下了20多间房产，一些房子或被继承或被售卖。我记得当时有两栋比较有历史意义，“莊榮裕”是其中之一，售价25.5万马币，而另外一处漂亮的独栋小别墅，售价200多万马币。我的亲戚还曾询问我，是否有朋友想买这些房子。出于历史价值以及资金问题，我的家人买下了这栋房子，并于1993年完成了相关售卖手续。

　　新京报：成为新业主后，对“莊榮裕”进行了哪些改造？是否考虑把“莊榮裕”这块牌匾改为“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邱思妮：准确来说，这栋房子是我母亲用钱买下来的。后来，我自己花钱聘请了一位木工师傅，两人一起找来一批老木匠、白灰匠及油漆匠，在国内外古迹保护专家提供的意见下，用最小的预算，尽最大的努力对“莊榮裕”加以修复，并于1994年1月修复完成。

　　在一段时间内，“莊榮裕”也是庄家做生意的货仓，作为商号，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独有的记忆。此外，也是出于对外祖父的尊重，和对历史的尊重。作为一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应该将这栋富有历史意义的房子保留下来。

　　“扮演着动员财力和人力支援革命的角色”

　　新京报：为什么选在2001年2月4日举办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的首个展览？

　　邱思妮：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2001年设立马来西亚首个农历新年的开放日，这个开放日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马来西亚首个农历新年开放日，打铜仔街被选中，成为全国第一条在农历新年开放的街道。后来知道总理要来参观，我们就临时布置了展览，整个陈列摆设只花了几天时间，我在好朋友林玉裳和吴美润的协助下，根据王琛发的研究成果，在屋内设置了图文展。不过，首次展览的空间只占屋子的一小部分。

　　新京报：首次展览都有哪些展品，效果如何？

　　邱思妮：1910年12月，《光华日报》在打铜仔街120号创刊，这份报纸是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海外华文日报。在后来的周年日，我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周年特刊复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拿到它的“诞生地”进行展出。这些史料成为这次展览的部分展品，此外，还有这间屋子留下来的遗迹，都与孙中山有关。首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如今都能在馆内看到。

　　槟城开埠于1786年，是英国人在东南亚的重要海港城市。作为一个国际都会，槟城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欧洲人等各色人种的聚居地。为了避免其他民族敏感以及其他原因，在2001年前的马来西亚，当地人很少谈及孙中山在此革命的历史。不过，自从总理来到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参观展览被多家媒体报道后，公开谈孙中山就很普遍了。

　　新京报：作为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的开会场所，这座建筑在当时的国民革命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邱思妮：1910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由新加坡迁到槟城。由此，这里成为了同盟会其中之一的阅书报社和海外革命开会重要场所。同盟会在英属马来亚是地下组织，因此它借助阅书报社的庇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成立的阅书报社前后超过50个。除了供应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章，这些阅书报社也散播革命文宣，并为本地或到访的革命同志办演讲。1909年1月底，槟城阅书报社在柑子园94号设立。几个月后，社址迁到了如今的打铜仔街120号。

　　孙中山先生还曾多次在打铜仔街120号召集华人捐款从事革命。1911年10月10日，新军在武昌起义，并成功夺下政权。槟城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的革命支持者突闻武昌起义成功，数个月来的沮丧一扫而空。他们起而行动，立即汇2万元叻币（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时期使用的货币）到香港，以稳住革命军政府。海外华侨的汇款在巩固革命成果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总体来说，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成了中国革命在南洋的枢纽，扮演着动员财力和人力以支援革命的角色。

　　“整间屋子才是价值所在”

　　新京报：在策展方面，纪念馆还有哪些计划？

　　邱思妮：目前游客来了还只能在一楼逛逛，二楼暂时还未对外开放。主要是因为楼顶漏水，二楼正在翻修，或许还要等几周。在今年的10月，将会作有限量性的对外开放。但具体什么时间段开放，要等装修完后的策划方案，也有可能一周只开放一次。

　　此前由于疫情，纪念馆临时关闭了一阵子。去年10月，孙中山的曾侄孙女孙雅丽代表宋庆龄基金会找到我，让早点重新开放纪念馆。到11月份，纪念馆就重新对外开放了。在策展方面，我们打算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比如在展品周围放置二维码，方便游客使用电子设备，通过扫码来了解展品信息。

　　新京报：作为馆长，你认为馆里的哪件展品最有意义？

　　邱思妮：就展品而言，我们所展出的大多数展品都属于二次复制，只有一些家具摆件是老房子留下来的。但我认为，整间屋子才是价值所在，它是实实在在反映时代变迁的载体。它呈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给后人追溯历史提供了证据。

　　好比，当你走进这栋建筑，并逐渐了解这间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之后，你会感受到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的波澜壮阔，你也能切实感受到当时海外华人不顾一切，投身革命的家国情怀。我想，这也是我创办这家纪念馆的目的。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