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访谈 为什么斯科特的书受欢迎？

　　斯科特的作品已经有多部被翻译为中文版，如《逃避统治的艺术》《弱者的武器》《六论自发性》《国家的视角》等，在中国读者中引发了广泛的回响。在一篇思想自传中，斯科特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不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料来源往往闪烁着我未曾想到的、引人注目的观察发现”，他还建议读者们在开始写一本书或文章前，“尽可能广撒网，看看在社会科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有益的洞见”。对历史、诗歌、民间文化等大量不同领域材料的利用，让斯科特的研究与写作风格独树一帜，难以在学科上归类，充满想象力。

　　为什么斯科特如此受欢迎？我们采访了斯科特的两位中文译者田雷和王佳鹏，他们分别从自己翻译的作品《作茧自缚》和《支配与抵抗艺术》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

　　活得通透的“偶像破坏者”

　　新京报：你翻译的《作茧自缚》（英文名：Against the Grain）是斯科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的学术脉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最后选择“作茧自缚”这样一个意译的书名，而不是更直接的译法？（比如，繁体中文版的书名就采用了直译的《反谷》。）通过这个译名，你想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田雷：其实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一直到交稿给出版社、并看到某一版校样的时候，我一直把这本书译为《谷物立国》。因为原书名的“Against the Grain”在中文里有逆潮流而动的含义，而“谷物立国”也是斯科特在书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直到在校对某处脚注文本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人类历史中的早期国家不过是人类结的一个茧，它很容易就把我们自己困在里边了，由此凝练出了“作茧自缚”这样一个表述。此外，斯科特常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作茧自缚”也能体现他对国家这种制度的一贯态度。

　　我也就译名问题咨询和请教了多位同仁，“谷物立国”和“作茧自缚”这两个译名哪个更好，当时的意见可以说是“五五开”，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我利用译者的身份拍板定下了现在的译名。

　　新京报：从译者的角度来看，斯科特的语言风格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的文字和叙事总是容易让读者产生共情呢？

　　田雷：从我的角度来看，斯科特的文字并不是特别好读，也不是很好翻译，阅读他的文字是有一些难度的。我也有不少翻译其他作品的经历，斯科特不是那种为大众市场而写作的人类学家。斯科特喜欢讲故事，但他也不是有意通过精心设计与优美表达，利用跌宕起伏的叙事来抓住读者的那类作家。另外，理解斯科特讨论的话题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比如东南亚的某个小农村、两河流域的古文明，这些话题涉及的知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不是很友好。

　　然而，斯科特在中国确实有相当一批忠实的读者和粉丝。某种意义上，他的影响力是“出圈”的，他的主要读者或许不是人类学或政治学的专业研究者，而是来自互不相干的领域，完全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吸引过来的。对他们来说，阅读斯科特需要进入作者的语境，只有真正读进去，才会有恍然大悟、会心一笑、拍案叫绝诸如此类的感觉。

　　就写作风格来说，我觉得有两种学者，一类是学术著作的写作风格，比如做某一个区域或国别的历史研究的学术写作，我简单地称之为“专家型”。斯科特则属于另一类学者。在外人看来，他的研究课题是非常冷门的，他完全可以把它们处理得相当枯燥，枯燥到除了这个领域中三五个同行专家之外没人愿意看。然而，斯科特有一种能力，尽管他研究的是千里之外的缅甸农民，却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相联系的部分。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斯科特？我曾在《作茧自缚》的译后记提到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活得通透——一位研究人类政治的政治/人类学家在21世纪的那种通透。斯科特的作品随处可见一种豁达开朗的人生智慧。作者是悲天悯人的，他不断逼着我们去面对这种终极命题。

　　斯科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就像一个大厨，他用的是边角料的食材，却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能登大雅之堂的佳肴。斯科特把自己称为“偶像破坏者”，我认为这是非常恰当的，但这也说明，他这样的写作并不是容易模仿的。对于绝大部分人文社科领域的人而言，斯科特永远只能是一个例外。

　　从斯科特出发提炼新的理论与概念

　　新京报：作为译者，你认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潜隐剧本”的提出具体有怎样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是一个更为广泛使用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潜隐剧本”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这本作品与《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等作品有怎样的联系？

　　王佳鹏：斯科特的著作很多，其研究也经历了从政治学到人类学、历史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是从日常抵抗角度来理解或反思权力支配和国家政治，但他从事的不是典型的田野研究或历史研究，而总是试图提炼某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框架。《支配与抵抗艺术》是1990年出版的，在时间上在处于《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统治的艺术》之间，在研究方式上处于从人类学转向历史学之前。这本书主要是从戏剧表演的角度，提炼有关日常抵抗的概念和框架，材料的使用也比较广泛，除了自己的田野资料外，还结合了历史文献、小说故事等其他材料。

　　新京报：你专攻的方向是社会学理论、情感社会学，之前也研究过互联网流行语。可否谈谈阅读斯科特对你学术或是认知上的影响？翻译本书，对您看待原有的研究课题有怎样的帮助？

　　王佳鹏：网络流行语是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早期的网络流行语可能像是弱者的武器，但后来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者和推动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只是弱者了，好像有越来越主流化的趋势。潜隐剧本和公开剧本这对概念不仅限于弱者，精英和强者也有其相应的潜隐剧本和公开剧本，因而可能比弱者的武器有更广泛的解释范围，或者说潜隐剧本也是强者的武器。网络流行语在流行之前，作为某个亚文化圈子（不仅限于弱者）的暗语时，可能像是“潜隐剧本”的一部分，但当其流行起来后，可以说是进入了不同群体或明或暗地展开互动或争斗的“公开剧本”，而不管在潜隐剧本还是公开剧本中，都可以看到很多群体的感受和苦乐、尊严与自由。尽管这样的套用在一定程度有助于我们认识特定现象，但同时这样的套用又有些过于简化的嫌疑，因此在看到斯科特这本书对于我认识网络流行语等现象的帮助时，我也在思考如何从网络流行语本身出发来提炼相应的概念和理论。

　　新京报：一些读者在阅读《支配与抵抗艺术》的时候，会联想到另一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一位同样将社会行为以剧目类比的学者，你会怎么看这种联系？在行文风格上，本书对研究计划、研究的具体执行等部分的描述极为细致，这点也和戈夫曼的风格很类似。你在翻译的过程中感觉到斯科特有哪些写作特点？

　　王佳鹏：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斯科特明确指出了他深受影响的人物和对话的对象，比如深受巴林顿·摩尔的影响，要跟哈贝马斯、布迪厄、福柯、卢卡斯等进行对话。但有趣的是，戈夫曼并不在这个名单里。他只是在书中引用了戈夫曼2次，也主要是说明小的细节问题。我觉得他肯定深受戈夫曼的影响，不管是理论框架、还是写作风格和材料使用，似乎都与戈夫曼存在很大相似。以戈夫曼及其著作的知名度，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斯科特也不可能不熟悉戈夫曼。无论如何，他明显是从戏剧隐喻的角度来讨论日常抵抗的。所以，我将“hidden transcript”翻译为“潜隐剧本”，而不是“隐藏的文本”。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