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访谈 他对人文社科的理解是整体性的

　　斯科特的学术起点是经济学，转而研究政治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具有人类学民族志色彩。他在高校既教授政治学也教授人类学。“融会贯通”的写作使他在多个学科都有忠实的读者。本版我们采访了人类学者赵旭东、历史学者王笛、作家西闪。

　　知行合一

　　新京报：作为一名乡土问题的研究学者，研究东南亚农民的詹姆斯·斯科特是如何与你产生交集的？

　　赵旭东：我开始关注斯科特是和自身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他最有名的书就是《弱者的武器》，这本书从行动者角色的维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农民，这种分析框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关注农民自己的行动和表达的过程，能够让研究者把注意力真正拉回到田野的当事人角色的身上。这种从主体自身抗拒外部力量压制的模式去思考问题，与福柯的路径密不可分。我原先写关于民间纠纷解决的法律人类学的博士论文时，就曾经借鉴过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这类相关的研究。如今，斯科特在中国并不陌生，他的主要著作《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等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斯科特本人也多次到访过中国，我也曾邀请他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学术讲座和交流。

　　新京报：在这次近距离的交往中，斯科特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赵旭东：大概是在十几年前，我邀请他到中国农业大学进行一次学术讲座，我也和他一起吃饭、聊天。斯科特是一位非常和蔼、睿智的老先生，他并不是特别善于言谈，只关注自己思考的问题。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真的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理论或想法。从“弱者的武器”到“文明不上山”，斯科特的学术已经强调一种不受国家规则控制的自治。而在生活中，作为一名耶鲁大学的教授，他不住在学校附近，而是选择在郊外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耕种、畜牧，过上一种接近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当我的研究完成之后，我的客观性表述也就完成了，并不与我在生活中的行动发生联系，我也不一定要接受自己研究分析的那套东西。斯科特却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英文来说就是integration），他的学术与生活中的人格不是分裂的，而是一个整体。

　　新京报：你认为斯科特的研究视角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什么启发？

　　赵旭东：斯科特研究东南亚的年代，我国的社会科学正好处于停滞的时期。实际上，斯科特的研究视角可以成为我们的补课的一个起点，重新认识现代国家和基层组织。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从基层的视角、真正老百姓的视角，可能会提供给我们理解文化和社会更广阔的材料。在文化转型、网络文化开始普遍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斯科特强调的“弱者的武器”更为强烈。这些武器不一定是反抗性，民间的力量（比如小岗村）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缺少土壤，缺少的可能只是观察的视角，那么斯科特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探照灯。

　　在多学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新京报：你一直致力于微观史学、城市史的研究，强调“视角向下”，这些都和斯科特非常类似。他提出过很多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争议的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反抗”“潜隐剧本”等。可否结合你具体的研究案例谈谈，你觉得他对你学术上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笛：最早接触斯科特著作是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写博士论文《街头文化》的时候，由于我关注的是下层民众，讨论精英阶层对他们的改造与限制，因此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弱者的反抗”“日常的反抗”这些概念，对我研究1870年至1930年成都街头上的普通人，对他们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以及反抗的描写和分析都有很大的启发。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并非只是依靠文献资料，而更多的是像人类学家那样进入到他所研究的农村去进行直接的田野考察，而且据发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结构，提炼出一些带普遍性的概念和理论。

　　例如，《街头文化》涉及城市改良的问题，由于所谓“现代化”的管理，普通人的生计就受到了影响，甚至像收容街头乞丐以及把他们关起来在工厂里面做工，以及在街头上轿夫小贩使用公共空间——街头的自由——被剥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阅读《弱者的武器》——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斯科特的著作——利用“日常的反抗”和“弱者的武器”来观察普通人。他们不像革命者，也不像农民起义以及暴力的反抗，是带有温和性质的潜在的一种反抗，没有明显的对立，没有流血，但是长期的、不间断的这样一个反抗过程。而这种过程，是我们很少观察和讨论的。

　　新京报：斯科特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对很多历史学者都产生了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他研究的“潜隐剧本”，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而是非常情境化、经验化的。你觉得他做研究的方式对历史学者有哪些启发？

　　王笛：斯科特的工作在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权力、反抗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方法上，他所看到的问题往往是我们忽视的。日常行为对许多学者来说，没有像突发事件那样更值得研究。而他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给我非常多的启发，比如我对袍哥的研究，《逃避统治的艺术》让我思考，如果不是这些逃进了深山老林的边缘人群保存了汉族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样。

　　斯科特的“潜隐剧本”概念强调了权力关系中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在他的这个概念的启发下，我详细描述了袍哥这一秘密结社组织，如何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四川地区运作。袍哥成员在公开场合维持与官方权威的关系，但在私下里却通过秘密集会、仪式和象征符号来维持和传递他们的反抗精神和集体认同。这种公开与私下的双重剧本，正是“潜隐剧本”理论的生动体现。

　　写作总是充满生命力

　　新京报：斯科特突然离世，很多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表达了哀悼和思念。我听闻当天你也转发了这条逝世的消息，这让我有些好奇，斯科特这样一位学者是如何进入你的视野的？

　　西闪：大约在17年前，我正在一家媒体上开设专栏，写一系列关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通识类文章，介绍罗尔斯、诺齐克等当时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国家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内容，比如，罗尔斯很关注公平，关心分配正义问题背后（需要的是）国家的力量；诺齐克强调“最低限度的国家”，换言之，国家在他的哲学中仍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詹姆斯·斯科特说，其实有些人类社会并不需要国家的存在也能过得很好，当时他正在研究东南亚农民的被人们忽略的反抗形式。这种强调不依赖国家能力、社会依靠自主自治的想法使得我开始关注这位学者。

　　新京报：这么说来，你可能是较早接触和阅读斯科特的中国读者了。作为一名斯科特的读者和资深的书评人，斯科特的作品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西闪：斯科特最大的特点就是融通，他拥有跨越不同学科的广阔视野。当代社会科学的分类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琐碎，而斯科特恰好相反。现在很多人想把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开研究社会学或政治学，但斯科特显然不这么认为。

　　其实当我听闻斯科特逝世的时候，我还是有些震惊的。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一个正值盛年的学者。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总是充满生命力，让人感觉不到一丝老年人的暮气。一些学者年纪渐长之后，往往更愿意写一些概括性的、观念性的内容，但斯科特的写作总是有很多鲜活的内容，有考据有实证，逻辑之间的联系非常清晰。他的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一直活跃在田野间的人类学家，似乎只有50、60岁的模样，没想到今年他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耄耋老人了。

　　新京报：你自身也是一位写作者，斯科特的叙事风格和说理方式有什么特点，是否也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西闪：故事对斯科特而言非常重要，他喜欢把很多个体的故事嵌在整体的叙述之中。故事不只是用来简单地支撑论点的案例，也不是增加阅读趣味的噱头，我认为，斯科特想用这些个体的叙事规避一些结构性的东西。他认为系统化、板块式的结构会给人带来误解，他不喜欢这些东西，更看重每个具体行动者的故事，他认为这些个体叙事能够消解结构的僵化。

　　我在写作《人的展开》这本思想随笔时借鉴了斯科特的写法，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个体故事。我也认为主流结构给人一种既定事实的感觉，这不是我想写的东西，我要用个体的叙事来打破它。斯科特不会对他讲述的故事进行过多的评论，这是人类学的常态，更多的是呈现。我也是这样，在写作的时候单独拎出来一个故事，几乎不做什么评论。可以说，斯科特这种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整体理解，即处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观念，让我很受启发。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