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孙萍 研究外卖骑手七年的亏欠与自我重建

　　如今，依托平台算法的零工经济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都是不可忽视的就业人群。2020年，一篇关于外卖骑手生存困境的报道引起社会轰动，成为当年极具代表性的媒体事件。四年后，越来越多人在工作中感到和外卖员相似的境况。

　　这场声浪中，彼时正迅速崛起的外卖骑手的处境开始被更多人看见。同样变得可见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孙萍。她是那篇文章中的受访学者之一。2020年，她还初入高校不久，是各种意义上的大学“青椒”（青年教师）。在外卖骑手真正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她关注这个群体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但，一直没有什么回音。

　　“我的脑门儿上像是贴着‘外卖骑手’四个大字。”在过去几年，每当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孙萍总是忍不住先自我调侃。仿佛是在周围人投来“刻板印象”之前，她要率先抵达那片战场，站定之后，才能让自己免于被外界的种种声浪推挤到那个位置。

　　外卖骑手并不是她关注的唯一群体。除此之外，她还接触网约车司机、代驾员、直播平台主播等依托平台的“数字劳工”。孙萍坦言：“早在关注数字劳动这个领域之前，我就有过心理准备，一旦开始这条路，就不要去想名和利，这些都和你没关系。”

　　这些年，她几乎见证了数字劳动这个领域从起初学术界的边缘议题，成为如今近乎“显学”的转变，她没有太琢磨过背后的推手，也许只是“风水轮流转”吧。那篇文章之后的四年，她持续拓宽着田野的广度与深度，把七年来的田野资料打散后重新组织，写成了这本系统性研究外卖骑手的作品《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以下简称《过渡劳动》）。

　　是什么让一位社科学者在如今的诸多压力之下，持久地坚持做一个选题？以及在看到整体性转型叙事之下，个体的诸般无力与挣扎后，仍然有不消散的热情和信念？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联系到了孙萍，谈到过去七年她对数字劳动的观察，最后回到这一研究议题之下更为深层的那个情感动因。

　　“数字”

　　新京报：《过渡劳动》出来后，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读者反馈吗？

　　孙萍：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前，我曾把这本书给了几个外卖骑手看。他们读得很认真，还指出了几处只有外卖骑手才能看出的错误。比如，有骑手反映A点到B点的距离绝对不止20多公里，我们经常跑这段，至少超过30公里；还有说电瓶电池应该是75毫安，不是65毫安，我们经常买这种电瓶太清楚了；账户扣掉2万不是负18万，应该是负22万……诸如这些，让我十分惊讶，回头想来，似乎也只有他们能看出这些错误。

　　有位闪送骑手还在我的小红书账号留言，他说自己在平常送单之外很喜欢看书，但他觉得这本书原价太贵了，询问是否有人出二手书。我看到之后很感慨，就联系他想送一本。但是平台审核是不支持平台外的私人联络的，手机微信号都会被屏蔽。于是那个骑手就在路边摘鸡毛信子草，手机号一般一共11位，他就拍了11张照片。他说：“孙老师，你按顺序数一数每张照片里的信子数量，就代表着这一位上的具体数字。”

　　新京报：这不正是一次真实的数字抵抗？

　　孙萍：是啊，我当时看了就很有感触。真的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笑）。

　　新京报：听闻你的确真的去送过外卖。可否谈谈来自田野一线的感受？

　　孙萍：真到送外卖时，你会发现路线规划真的非常重要。尤其在当新手骑手的前三个月，会格外难熬。这种感觉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其实在很多城市都跑过外卖，对于每个地方来说，我都是那个新骑手。那种感觉就是，我哪都找不到。手头还不能超过三单，一旦超过就觉得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经常一单一单送，最多也就一次接两单，而且过程中还需要时刻看地图。那些有经验的老骑手根本不需要看地图，他们清楚地知道具体到某个小区的某栋单元楼的朝向位置，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能挣钱的时候。

　　“亏欠”

　　新京报：在成书前，你其实已经零散地发表过不少与外卖骑手相关的论文。这次专门写一本关于这个群体的书，有什么不同的考量？

　　孙萍：的确，写一本书和写一篇文章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写作过程中，我避免很多学者“为了出一本书而出一本书”的想法，把已有的论文攒一攒。说实话，在成书之前，我其实写过非常多关于这个人群的研究文章，这些加在一起的体量要比这本书还大。

　　但最后成书时，我基本是把过往所有的田野资料打散，重新架构，这个过程是挺艰难的。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卯着一股劲，我没有想过写这本书要干吗，更多是想给自己一个交待，更给这么多年接受我采访的这群人一个交待。我觉得，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新京报：你提到了“欠”，这是你完成这本书的那个原动力吗？

　　孙萍：可以这么说。其实说实话，我和我所采访过的这些外卖骑手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在大学工作，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各种基础的保障，甚至因为研究他们有了一定的社会声誉；而他们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朝不保夕、明天可能都不知道在哪的群体。因为这本书，我可以得到外界的关注，获得媒体的采访机会，甚至有一些额外的收益，又或者在学术上被认为有一定成就，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这本书是我对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基本的回馈。

　　新京报：正如你在前面提到，研究“劳动”是个相当沉重的领域。不过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其实隐隐读出了一种乐观，或者说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感？

　　孙萍：（笑）没错！研究劳动再不积极点，每天还不得以泪洗面？之前也曾有人问过我，看到这么多无力而又暂时无法改变的问题，或者说一些现实的复杂性后，会不会陷入某种“无意义感”。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无意义感”。

　　这些年，我和很多更年轻的一代交流，发现其中有一些很微妙的情感错位。整体而言，90后和00后这一代赶上了一个急速动荡的阶段，相比之下，80后可能仍然经历过某种昂扬的氛围，只是这些年，感受才渐渐趋近了。这就使得前者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给自己的周边、乃至网络社会倾注了太多的“意义感”，而我似乎没有这种投入。

　　社会学讲“反身性”（Reflexivity），又或者说叫“距离”（Distance）。就是说，我们该如何既置身其中，又置身事外。置身其中，是为了更准确地关注，以更恰当的方式描述他们；置身事外，则是冷静地看到这个群体整体性的部分。大部分时候，我跳出的还算顺利。尽管这期间，我也会有很无奈的时候，比如有骑手打电话说自己又有某一单被扣钱了，希望我去协调；又或者深夜被骗，问我能不能帮忙找律师……我都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了。

　　甚至有些时候，我也会被骑手“骗”。我记得有一次，有位骑手打来电话说，店家污蔑他偷餐，导致他在平台被封号。后来我去帮他和美团理论，调监控数据，结果发现这个骑手的确是偷餐了。是的，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些不会改变我对这个群体整体性的看法，反而我会觉得，它丰富了我对这一群体的立体感受。

　　说回更贴近地面的一些东西。这些年，探索社会兜底保障机制一直是我在尝试做的事情。我曾向平台方建议，如果给所有骑手交社保仍然有些困难，那老骑手呢？干了一段时间且确有需求的人，平台能否提供相应支持？他们内部也在进行测算，评估可行性。

　　这两年提出的新职业伤害险也不错，它绕开了劳动关系去谈社会保障，也是很好的尝试，没有按照传统法律法规一刀切。包括其他还有些相关的考虑，比如女性劳动者晚间不要派太远的单之类的，也在修修补补。这是我希望努力的方向，至于具体能到哪一步，我不做奢求。

　　是的，大概就是这样。只做努力，不做奢求。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