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变迁背后两代身份证的北京试点

　　距1984年第一张身份证颁发到公民手中，已过去40年。

　　40年间，两代居民身份证，从一张张手写底卡，来到全自动的流水线，高峰期一天能产出6万张；最初是一张薄纸片，逐渐发展成带有芯片的可机读防伪卡片；居民身份证号码也从15位变成18位。

　　民警余嵩谦和陈一心分别参与了一代身份证初创与二代身份证换发在北京的试点工作，经历过最开始时的艰辛。

　　对于40年前的很多事情，今年81岁的余嵩谦已记忆模糊。但他仍清楚记得，为了给辖区居民编号，派出所里的地上、桌上、床上摆满了人口登记卡片的场景。

　　陈一心今年58岁，他说自己大半辈子就干了身份证这一件事儿。

　　1985年，19岁刚毕业的毛头小子，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新成立的居民身份证管理科。他穿上蓝大褂，一头扎进“制证车间”，整日参与制作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一干就是10年，直至第一代身份证基本颁发完成。2004年，年近40岁的陈一心作为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制证中心主任，牵头组织了北京市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换发工作。

　　一张证件见证了时代的发展，记录了我国社会精细化管理和便民服务的提升。40年过去，负责身份证这项工作的“后来人”，仍在谋求创新与发展。

　　第一张身份证

　　塑封膜内，一张白色卡片印着中国版图，上面的住址和编号均为手写，左上角是人物黑白相片。北京警察博物馆内，新中国第一张居民身份证静静地躺在这里。

　　它的主人是一位女歌唱家。1984年8月30日，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一个大院内挤满了人，正在举行全国首批居民身份证发证仪式，人们为此挂上彩旗，放了鞭炮。女歌唱家领取了这张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身份证。

　　发证仪式当天，余嵩谦郑重地把手中的一叠身份证递给排队的人。那天，共172户380名居民领到了证件。

　　在此之前，人们出门办事，只能依靠户口簿或者村委会、街道开具的介绍信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人口流动愈加频繁，亟须更为便利的身份认证证件。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规定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年满16周岁的公民应申领身份证，由公安机关负责颁发和管理，并决定首先在北京地区试行。

　　余嵩谦时任朝阳门内派出所指导员，派出所被选中试点后，他开始犯愁，“试点工作就像摸着石头过河。”

　　最初，派出所民警们每天要走访上百户人家，挨个核实信息。然后就是编码，这项繁杂的工作，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和人手。

　　之前的人口管理按户进行，每户一个户口本，他们得先将户拆为个人卡片，化整为零。

　　按照编码的规则，一代身份证出生日期后的三位数需要随机编码。这听起来简单，但需要先挑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再按照“男单女双”进行号码分配。

　　那时候没有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电子系统，余嵩谦和他的同事们，将辖区内所有住户的户口簿，按照年代拆分完，再按年拆分。

　　拆到这一步，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已经没有地方下脚，地上、办公桌上、床铺上……到处是人口登记卡片。

　　卡片搁不下了，他们便先收起其他年份的，只拿出某一年的卡片，按照月、日和男、女的分类，直至可以编码。

　　编码完成，派出所的民警们还得给照相馆师傅培训，告诉他们拍照片的要求，发动群众去照相。

　　手写底卡也需要人手，派出所请来学校里的老师，单位里写字好的干部、职工等人来帮忙，没有报酬，但大家都觉得干这个活儿是一种荣誉。于是，第一代身份证上，有着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字。

　　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其他派出所各有一名副所长和内勤民警，被抽调到朝阳门内派出所参与试点工作。余嵩谦形容，他们像种子一样，把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单位，第一代身份证的基层经验也在北京推广开来。

　　户籍处“第七科”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市有900多万常住人口，制证是一项“大工程”。

　　制作一张身份证，需要十几道工序：先在底卡上手写信息，将居民提供的照片裁剪好后贴到底卡上，把四张底卡拼在一起进行翻拍，之后进行冲洗、扩印、裁切、印刷等，最后将一张张单人卡片，用塑封套塑封，平均制作周期需要60天。

　　有些偏远郊区没有照相馆，居民没照片，民警就扛上相机，跋山涉水去山里帮老百姓拍照。

　　1985年，19岁的陈一心从警察职业高中毕业，来北京市公安局报到，不知道会被分到哪个科室。

　　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对面，胡同里的三楼上，一个机构挂着两块牌子，对外是北京市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内叫户籍处“第七科”，是户籍处在人口管理科、口卡科、宣传科等科室之外，新设立的第七个科室——居民身份证管理科。

　　这里更像一个制证工厂。二十几个人的科室，除了几位调研人员，其他都是穿着蓝大褂的“制证工人”，一人包一个工序，一干干一天。

　　陈一心主要负责扩印，他坐在扩印机前，小心翼翼地捧着胶卷，“除了吃饭、上厕所，就坐在那儿。”3秒曝光的等待时间，手不能动，抻快了、抻慢了都会虚焦。

　　每个人都不容易，陈一心记得，一个负责配药的同事，每天在红色暗房里，抱着显影液和定影液，一大桶一大桶地“咔咔倒”，药水刺激难闻，后来便落下了鼻炎的毛病。

　　年轻的“第七科”，全是没结婚的年轻人。他们在车间里囤几箱方便面，冬天不想去对面的食堂吃饭了，就吃泡面，再买点卡带，工作之余听听流行音乐，“苦是苦，但也快乐，青春年代就这么过来了。”

　　制证工作和大家印象里的警察工作不沾边儿，陈一心说，有时候，他们对职业的认同也变得模糊。

　　但工作还在扎扎实实地进行。不到5年时间，北京市16周岁以上的居民都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

　　更新，迭代

　　技术的进步解放了双手，底卡上的内容，经历了手写、铅字打印、计算机打印、网络传输无底卡制作的变化。

　　1995年，第一代身份证在中国已是遍地流通。陈一心回忆，因打字、塑封等工艺容易被模仿，社会上出现了伪造身份证的情况。改进势在必行，很快，第一代身份证塑封上加了一层全息膜，作为防伪举措。

　　随着第一代身份证的工作基本结束，1996年，陈一心也调动到其他岗位，2000年，他回到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制证中心，担任主任。

　　彼时，一代身份证正面临“新千年”问题：原本15位的身份证编号中出生年份只保留后两位，这导致20世纪出生的人会和新千年出生的人重号。

　　公安部研究决定，补充年份前两位数字，并加入第18位号码。这个从1到10的校验码由电脑通过复杂公式自动生成，但由于“10”是两位数，为避免多出位数，便用罗马数字“X”代替。许多市民对此有疑问，民警常常要解释半天。

　　2003年，公安部牵头研发第二代身份证，最终确认了北京为其中一个试点城市。

　　那时候，新的制证中心办公大楼正在装修，尚未完工，为了加快制证进度，完成一年内换证率达到70%的目标，陈一心决定先装修出三楼的车间，开两台机器，“人倒班，机器不停”，加班加点赶工。

　　相比于一代证的全手工，二代证制作完成了从半自动化向全自动化的跨越，最多一天可以产出6万张身份证。

　　2004年5月16日上午，北京市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首发仪式在东城区六十五中学的礼堂内举行。当天，东城区1300名居民拿到了北京市首批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按照二代身份证换发规定，16周岁以下的居民可自愿申请。1300人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7岁男孩，他成为北京市第一位申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未成年人。

　　2005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累计受理群众申领、换领二代证手续超过709万件，提前半年完成公安部下达的换发证任务。公安部对北京换证试点工作给予“数量、质量、速度、群众满意度四个第一”的评价。

　　这之后，制证中心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民警。陈一心一点一点为他们讲解，人像采集设备怎么使用，软件如何调试，制证系统上每个工艺安排几个人……他自豪地说：“在别人还没干过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系统和模式。”

　　服务的细节

　　二代证制作，使用的是新技术和新设备，需要人与之磨合。照片色彩稳定是陈一心最大的祈求。

　　陈一心听过许多群众对一代证“照片”的诟病。黑白照片色差大，再经翻拍、扩印，失真太多，陈一心也束手无策。

　　做二代证时，他想让照片尽可能完美。但彩色照片印到身份证上，质量时好时坏，常常会出现“大黄脸”，有时候，印出来的照片颜色看着很好，但压上膜之后又变成另一个颜色。他不得不时时盯着，与工程师反复沟通，边调边生产，还安排了质检员。只要质检员觉得不合格，就销毁重做。

　　身份证的使用场景不断扩大，在办理上，北京市公安局也花了一些心思，以求更加便民利民。

　　如今，在派出所拍照的地方，放着梳子、镜子，甚至一些外套，设置了拍照人也可实时查看的双面屏，“就看你满意与否，不满意就重拍。”

　　干身份证工作40年，陈一心最大的体会是，这项事业的发展变化与国家的发展是同频的。2017年起，居民身份证可以实现异地受理、挂失等，为长期在外工作、学习、生活的群众换补领提供便利。

　　京津冀地区自2021年11月1日起，启动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试点工作。

　　曾在北京通州潞源派出所负责办证工作的李芃伶记得，那年的11月2日，一名来自天津武清的5岁女孩，在家人的带领下，办理了北京市首张跨省首申的身份证。

　　李芃伶介绍，在此之前，京津冀三地公安间相互打通了制证系统，在拍照设备、像素、指纹采集等方面做了统一。

　　有了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后，打电话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每年的寒暑假，都是跨省通办业务的高峰时期：来办证的多是还在上学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都想趁着放假，拿到自己第一张身份证。

　　作为一个“老身份证人儿”，陈一心回想40年来身份证制发工作的发展，他感叹“变化太快了，但是在越变越好”。

　　当年那些和他一起制作身份证的人基本已退休，他们常聚在一起，每次都聊“以前穿蓝大褂时候的事儿”，苦和累自不必说，“但看到自己做的身份证工作被社会认可，再苦再累都觉得值了”。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