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 像珍爱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

　　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普洱民族团结园里，矗立着一块高142厘米、宽66厘米、厚12厘米的白色石灰石石碑。这块石碑上镌刻着一段誓词，以及用傣文、拉祜文、汉文等文字书写的48个名字。尽管石碑经历风霜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碑文誓词却依旧清晰可见。

　　1950年云南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后回到普洱，在1951年元旦这天他们举行盟誓大会，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立碑刻下誓词，“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48名各族代表在碑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块“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从此成为普洱民族团结的象征。

　　今年8月，8名当年盟誓代表的后代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这些年边疆各族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书写的民族团结进步生动篇章给予肯定；勉励大家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一封很早就想书写的信

　　双手捧着回信，82岁的苏国文老人看了又看，感叹不已，半天才意识到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传看。

　　9月25日这天，身着布朗族盛装的苏国文精神矍铄，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普洱民族团结纪念馆。他在一张老照片前注目良久，随后伸手指向一个人说道，“这张合影里穿白衣服这位就是我的父亲苏里亚，这是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的样子，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一字一句聆听完回信的刀金玉，也难掩激动。1953年10月，她的父亲麻哈喃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边疆各族人民勇敢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情况，并邀请毛主席来边疆做客。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于1953年12月21日给麻哈喃回信。信中说:“十月二十七日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谢谢你的盛意。你和李保、岩火龙等同志在李弥匪军扰乱祖国边疆的时候，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这种忠于祖国的精神，值得赞扬。李保、岩火龙两位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为人民所永远纪念。”

　　“和父亲一样，我们也收到了回信，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回信，我会将这个喜讯带回家乡。”刀金玉说。

　　和71年前那封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在信中讲述了边疆人民生活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普洱市有60万贫困人口，占云南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8.6%，贫困率一度高达30.4%，10个县（区）中有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14个世居民族中有5个直过民族（特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

　　经历脱贫攻坚战之后，2020年，普洱市60万贫困人口“户户达标、村村提升、县县清零”的目标全部实现，普洱彻底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当地人，苏国文感受更直观强烈。他向记者讲述了他看到的变化：村村寨寨通路、通电、通水，农田从牛耕变为机耕，很多人家都有了摩托车，出行非常方便，“以前我们住干栏式楼房，楼上住人，楼下养牛羊鸡鸭，现在搬了新房，仍然保留了传统特色民居结构，但修缮一新，更安全美观。”

　　苏国文所在的景迈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源”，有着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保存比较完整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苏国文也成了景迈山古茶升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这是一封我们很早就想写的信。”苏国文告诉新京报记者，有太多变化值得书写记录。为了写好这封信，他和几位盟誓人的后代一起起草了好几个版本，由于大家的住址比较分散，有时候他们会约在民族团结园里见面一起讨论商量，最终，这封信在今年8月寄出。

　　盟誓建碑

　　对于这八位写信的后人们来说，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73年前发生在父辈与祖辈身上的一段往事。

　　新中国成立前，普洱区辖15个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70%，该地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1400公里。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边疆地区敌我问题、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巩固边疆稳定，党中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之际，从全国各民族中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不过，在当时这个邀请并非易事。普洱区的民族土司、头人普遍心存顾虑，“害怕是圈套，去了就回不来了”，他们纷纷以“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为由拒绝。

　　拉勐当时是中缅边境西盟邦菁佤族的头人，在当地享有威望，65岁从未走出过阿佤山的他一直信奉“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的原则。为了动员拉勐，普洱地委派出了多位说客，澜沧县竹塘区区长甚至答应了将自己的儿子送往佤族寨子作为人质的要求。

　　最终，35名由各民族土司、头人和代表组成的普洱区赴京国庆观礼团于1950年9月初启程赶往北京。

　　父亲苏里亚作为布朗族代表赴京那一年，苏国文只有8岁。“那时候山路崎岖，只能并排走两个人。”苏国文说，因为交通不便，那个年代去昆明都要十来天。

　　“父亲去了很久。”苏国文记得。家人担心父亲的安危，找了当地会写汉文的先生给父亲写信，石沉大海。他们又找了卜卦的，算出父亲已遭遇不测。一家人在悲痛中为苏里亚举行了葬礼。

　　然而没想到的是，1950年年底，父亲竟然回来了。苏国文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还带回来了一袋纸包的糖果。那个年代，糖果是从未见过的稀奇玩意儿，族人不知道怎么吃，甚至把包装纸也吞了下去。

　　苏国文这才知道，父亲所在的普洱专区代表们不仅参加了国庆一周年观礼，在为期28天的北京学习期间，他们还见到了毛主席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参观了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和学校工厂等，离开北京后，代表们又到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参观学习。

　　“回来之后，父亲就跟族人宣讲，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苏国文说。1951年元旦前夕，中共宁洱地委召开了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

　　会议进行到第五天，也就是12月31日，代表们纷纷提出，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民族风俗习惯盟誓立约民族团结。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剽牛、喝咒水、发誓签字立碑。而剽牛的任务就交给了拉勐。

　　“‘剽牛’是我们佤族的一种习俗”，拉勐外孙岩克姆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往佤族人盖新房或者举办重大活动，都会“剽牛”问吉凶。

　　据相关史料记载，1951年元旦，千人大会在普洱（今天的宁洱）红场召开，并且还举行了隆重的“剽牛”仪式。拉勐手握剽枪，口念咒语，看准水牛右肋巴血仓部位，猛然刺入。水牛在左方倒下，牛头向南，剽口朝上。“是吉兆的象征。”现场顿时欢腾起来。

　　各少数民族代表杀了一只大红公鸡，将鸡血滴入酒中一饮而尽，48位各民族代表用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字签下自己的名字，就这样竖起了“民族团结誓词碑”。

　　践行誓言与承诺

　　“我的祖父第一个在誓词碑上签名。”召存信的外孙女赵珍向新京报记者回忆。

　　召存信，生于江城县整董镇一个傣族土司家庭，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勐捧抗日中队中队长、勐捧土司、车里宣慰司议事庭庭长（召景哈）等职。

　　1950年国庆，召存信和末代“召片领”刀世勋一起把象征封建领主权力的金伞献给了毛泽东主席，回到西双版纳，召存信又召开了“车里县民族团结誓师大会”，他带领100多名各民族大小头人举手发誓“永远跟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

　　在赵珍看来，外祖父一生都在践行这一承诺。195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改为自治州），召存信当选为自治区主席（后为自治州州长）。他公开宣布放弃剥削、放弃召景哈职务。

　　据媒体报道，曾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王贵生回忆说，景洪市噶洒镇山区的3个拉祜族村寨原来经常缺粮，而坝区的傣族村寨粮食有余。召存信就到傣族村寨做工作，他说“民族不分你和我，有饭要一起吃”，积极动员傣族群众把富余粮食捐助给拉祜族群众，解决了3个拉祜族村寨缺粮问题，也带动了其他坝区傣族群众捐粮帮助其他民族同胞。

　　在赵珍印象中，外祖父是一个宽厚的人，他常常说，要像珍爱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每年泼水节等傣族节日期间，外祖父家里都很热闹，有不少各族村民会去他家里看望他，而外祖父总是会热情地留下他们吃饭。

　　召存信当州长的40年里，西双版纳建起了全州第一大支柱产业橡胶产业、建设了全州第一条公路、第一座澜沧江大桥、第一座机场。不当州长以后，他又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为西双版纳鼓与呼。景洪县改市、澜沧江-湄公河区域旅游合作、边境口岸建设，都离不开他的呼吁。

　　另一位盟誓人——哈尼族的方有富在盟誓立碑的当年入伍，在勐腊服役期间，担任过文化辅导员，在部队教授文化识字课。1963年，方有富退役复员回到了哈尼山寨的蚂蟥田。

　　云南作家白仲才曾撰文回忆了方有富回到家乡的故事。当时的蚂蟥田都是茅草房，没有电、不通公路，方有富利用自己在部队学到的技术，带领村民在水流湍急的谦岗河上建起了小水电站，从此村舍的夜晚亮起了灯。此后，方有富又动员哈尼族人办起了烧瓦场，自己设计了房舍的木质梁架结构，并着手帮助蚂蟥田哈尼人盖起了宽大结实的“插刹瓦房”。

　　1993年，方有富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他想做的事情更多了。他曾多次提案修路，终于在2002年，长约6公里的简易公路南贯谦岗，北通西洒，实现了蚂蟥田哈尼人引车入寨的夙愿。

　　修通了进寨公路，方有富又开始操心给谦岗河搭桥，每年夏季谦岗河水暴涨，给两岸哈尼人生活造成不便。那是2003年初，正逢农村通讯电路设施改造，水泥电杆代替了原来的柏木电杆，被替换下来的柏木电杆成为了当地人灶堂里的柴禾。

　　方有富觉得可惜，便组织哈尼人将这些柏木电杆收集起来，与当地人一起出资，搭建了长16米、宽1.6米带扶栏的跨河木桥，人畜得以通行，结束了两地哈尼人蹚水而过的历史。

　　民族团结佳话代代传

　　2009年60周年国庆时，父亲麻哈喃又一次受邀去北京，刀金玉回忆说，那一年父亲已经89岁。“当时父亲感叹说，变化太大了，1950年去北京路上花了一个月，而现在去北京只需要几个小时。”

　　刀金玉回忆，1950年父亲从北京回来，带回了毛主席送的礼物毛呢大衣，他一直舍不得穿，珍藏至今还和新的一样。2022年4月，麻哈喃以102岁高龄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父亲去世后，刀金玉将这件毛呢大衣和其他史料等13件遗物捐赠给了孟连县民族历史博物馆。

　　“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又清廉的人。”刀金玉说，村民们有事都喜欢找他，麻哈喃义不容辞帮忙。在世时，麻哈喃经常去做义务讲解员，“政府说派车去接他，他说不用，他自己有工资，不能占国家一点便宜，都是自己走着去。”

　　从孟连县教体局退休后，刀金玉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经常担任志愿讲解员，像父亲当年从北京回来为族人宣讲一样，把这段历史讲述给更多人听。

　　赵珍也是召存信民族团结楷模展示馆的解说员，除此之外，她还开了一家民宿，是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整董镇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

　　赵珍家的傣家吊脚楼一楼，摆放着各种茶叶产品和不同民族的织锦手工艺品，以合作社形式带动周边群众开发旅游商品，远销广州、上海一线城市。

　　“村里有三个瑶族寨子的茶叶品质很好，但是加工技术欠缺，我们就到村里收购鲜叶，开展加工技术培训。”赵珍说，每年合作社都要到整董村的中曼菁等瑶族村寨收购茶叶鲜叶，有效带动瑶族村寨种茶制茶增收。

　　82岁的苏国文也一直没有闲着。1987年，父亲苏里亚因病去世，临终前给苏国文留下三个嘱托：第一，要在党的领导下，争取政府支持，办好民族教育；第二是对本民族史志进行梳理撰写，不要失传；第三是建立本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地。

　　“父亲说，我们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办好民族教育历史意义重大。”对此，苏国文深有感触。上世纪六十年代，苏国文在村里当小学老师，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给成年村民扫盲。

　　“那时候几乎都是文盲，村民们不会说汉语不会算账。”苏国文回忆，在农村买水果，“我给他一毛钱，对方给我三个黄果，但是如果我给他一块钱，他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就说不行不行，不卖了。”苏国文意识到，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

　　于是，苏国文将扫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后来他被调到县城专门抓扫盲工作，“我当时统计我们澜沧县青壮年文盲有11万人。”苏国文改变以往的策略，采用民族文字扫盲的“双文教学”法（即先学会民族文字，再用本民族文字去学汉语），经过15年奋斗，“到2004年，我们长线扫盲工作得到省政府的验收。”苏国文说，澜沧县的文盲率从76%下降到了4.6%，苏国文被评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扫盲先进工作者。

　　“父亲的三个遗愿，我已经完成了前两个。”苏国文告诉新京报记者，父亲的第二个遗愿，也是苏国文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工作，目前已经集结出版，书名为《芒景布朗族与茶》。“至于第三个遗愿，现在已经搭好基础框架，但是还在不断完善。”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后，苏国文又写了一本新书，叫《景迈山之路》，他要继续写下去，“用文字记录下边疆的故事，将民族团结佳话代代相传。”

　　新京报记者 李照